杨明伟：深刻理解“三个务必”中的斗争精神和斗争内涵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开篇点明大会的主题后，紧接着针对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的党以及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的全体党员，提出了“三个务必”的新要求：“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1]从“三个务必”排列顺序看，起点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落点在“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深入理解“三个务必”的内涵，特别是深入学习理解“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斗争精神和斗争内涵，对我们开启第二个百年新征程，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序论：“斗争”为何如此重要

观察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百年曲折而光辉的历程，我们会发现，她始终与伟大斗争中凝结起的一系列伟大精神相伴，这主要是因为，在百年奋斗史上，这个党面对的大多数局面不是顺境，而是艰难困苦甚至逆境。身处艰难而不屈奋斗，历经淬火而百炼成钢，自然也就形成了前赴后继奋斗、舍生忘死牺牲的“斗争”品格和必胜信念。

在国内斗争中，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奋起反抗一切反派势力，无数仁人志士奔走呐喊，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近代以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民进行了一系列不屈不挠的斗争。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才真正找到了一条通过团结奋斗实现伟大梦想的正确道路。特别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人民支持下，以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同穷凶极恶的敌人进行了殊死斗争，为夺取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在国际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定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尊严；另一方面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支持和援助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建设事业，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为实现世界永续和平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奋斗。正是在这种正义斗争中，新中国的国际形象一步步树立起来，旧中国的屈辱外交一去不复返。

在自我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面临着与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各种错误路线，各类假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或形形色色的错误倾向的斗争，正如毛泽东在给《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作题注时所指出的：“共产党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学到了许多东西，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2]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群众路线，既是在客观实际斗争中产生的，也是在同自身存在各种错误思想、错误路线的斗争中产生和不断丰富发展的，这些斗争的结果，促进党不断从斗争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新局面。

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斗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取得的伟大成就，也就不可能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斗争的历史教育了我们，斗争的实践告诫了我们：什么是斗争的逻辑，什么是胜利的逻辑。

1949年8月，毛泽东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时候，为回应美国方面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一些错误论调，写下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篇经典文章。他当时给美国政客们讲了两个逻辑、两条定律：“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在这样的历史逻辑和历史定律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唯有站起来、豁出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除此没有任何一条别的路可走。为此，毛泽东清晰地告诉美国政客们，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队伍是怎样取得胜利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这就是精神条件，没有这个精神条件，革命是不能胜利的。”他提醒那些还存在幻想的人们：“‘准备斗争’的口号，是对于在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的问题上，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的问题上，还抱有某些幻想的人们说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被动的，还没有下决心，还没有和美国帝国主义（以及英国帝国主义）作长期斗争的决心，因为他们对美国还有幻想。”[3]毛泽东这里说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不惧一切牺牲、战胜一切困难所具备的核心精神内涵。这一精神内涵，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就确立起来，成为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习近平特别提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4]这既是对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刻概括，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继续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要求。其中“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作为伟大建党精神的一个核心内涵，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的精神状态和政党特性。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是历经磨难、不屈不挠的伟大民族，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人民，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政党。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5]这是对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性格特质和斗争精神的一个总体概括。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再次强调：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义无反顾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是对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已经走过道路的生动描述，也是对开启新征程后中国共产党应该干什么提出的根本要求。

“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政党。”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牢牢把握并时时磨砺的精神品格。从创建中国共产党到走过一百年光辉历程，这个党所形成的伟大精神谱系中，留下了斗争精神和斗争内涵的深深印记；在开启的未来新征程里，仍然需要我们牢记“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新要求。习近平多次说过，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6]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在这种艰巨、艰苦的努力中，继续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至关重要。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体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内涵，有必要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斗争思想、斗争品格、斗争力量、斗争原则和斗争艺术。

一、“斗争”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深刻内涵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阐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时，特别重申了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等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问题。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出发点，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是实事求是。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实际，几乎都是充满着尖锐复杂局面的斗争实际。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早在1930年第一次明确提出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概念时，给这个概念规定的基本内核就是“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他特别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毛泽东大声疾呼“唤醒这些同志”：“速速改变保守思想！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7]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正确的思想认识是从斗争实际中得来的，正确的斗争策略是在团结群众一起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到实际中去和到群众中去的目的，就是去开展实实在在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中还有一些基本内涵，比如“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所要联系的“实际”，既是复杂的斗争实际，也是广大人民群众面临的实际问题、实际困难。这些都需要在斗争中加以解决。党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和工作路线是相互统一的。联系实际和联系群众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组织和团结群众一起斗争，这也是党的光荣传统。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在总结中国共产党走过的三十年历程时，提出了“永远记取党的斗争经验和教训”的要求。他明确指出：“三十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不断领导群众走向胜利，根本的原因就是党不仅从未脱离群众，而且为群众制定了符合他们利益的斗争纲领，并组织他们进行斗争，这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8]正因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密切联系群众，所以人民群众信赖这个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如一日，不断将最优秀的分子输送到这个组织中来，使党组织由建党时的几十人发展成为今天的九千多万人，也使得这个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每一个最困难的时刻，都能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一起奋斗，从未失去斗争的信心。再比如，“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中国共产党探求真理和坚持真理的过程，正是与谬误进行反复较量、不断斗争的过程，也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的过程。

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讲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问题时特别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一创造性的理论成果，恰恰是与错误思想作斗争的产物，“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个决议还深刻地总结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并指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9]。

党的奋斗史充分证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的任何一个脚印，都是在斗争中烙下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种“行”，恰恰是在斗争实践中锤炼出来的。在我们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过程中，始终都会面临真理与谬误的斗争、正确路线与错误倾向的较量。实践是不可穷尽的，认识也不可穷尽，那么真理也不会穷尽，真理总是在不断与谬误的相比较中存在、相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我们的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最终只能通过斗争实践来解决。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也是如此，也会在与各种谬误和错误思潮的斗争中不断创新、不断发展。“斗争”内涵，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斗争”精神包含着中国共产党政治品格的基本内容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格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属性决定的，也是由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定的，对此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总结概括，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政治品格，是这个党的显著特征。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政党。”这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格和斗争精神作出的准确定位。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走上政治舞台的那一刻起就自觉确立并不断磨砺出来的精神品格。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华民族面临深重灾难从而不屈抗争中应运而生的，在不断奋进、英勇搏击中逐步成长起来的。一个在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一个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而前赴后继中成长壮大的党，自然就养成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政治品格，这种品格已经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建党精神中。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胜利的政治基础。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明确概括了党的政治品格，指出党为建立新中国而进行的“二十八年斗争的胜利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不谋任何私利的政党，是敢于并善于领导人民百折不挠地向敌人作斗争的政党。”[10]这个党，曾经在革命时期的复杂环境和艰难困苦中一路与斗争相伴走来，在斗争中成长壮大；不仅如此，进入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后，特别是进入新时代后，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新征程，一路上都面对着斗争的局面、充满着斗争的艰辛。正如习近平深刻指出的：“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11]走向民族复兴，仍然需要坚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并进一步筑牢这种取胜的政治基础。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应对一切风险挑战的政治优势。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奉行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和宗旨。在风险挑战来临时，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人民甘愿奉献自己的一切，甚至牺牲生命。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2]他还说过：“没有敢于牺牲的品质，再好的武器装备也不能保证胜利。”[13]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队伍，正是靠敢于斗争和敢于牺牲的政治品格和政治优势才能化险为夷、成就事业。在重大灾害或疫情来临时也是如此，为保护人民利益和生命安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队伍不惜一切代价，什么都可以豁得出去！

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点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敢于斗争的意志品质：“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以坚定的意志品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国共产党为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群众甘愿在斗争中牺牲自己、也乐于在斗争中成就自己。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早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也成为党的突出政治优势。

三、“斗争”精神凝聚着中国共产党强大力量的精神基础和队伍血性

有无斗争精神，反映一个政党有无强大精神力量，更反映一支队伍有无战斗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作出深刻总结：“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14]

敢于斗争和敢于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来源于哪里呢？从根本上讲毫无疑问是从人民中来的，为了人民而斗争、与人民一起奋斗，就有了无穷的力量；而离开人民，就会失去力量并一事无成。正如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所说的：“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但是党永远只是人民的一小部分；离开人民，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都会落空，而且都要变得毫无意义。”[15]第三个“历史决议”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时，则用一大段话来阐述“坚持敢于斗争”的重要历史经验和党的力量来源，并深刻指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别人恩赐的，而是通过不断斗争取得的。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历经磨难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党总是绝不畏惧、绝不退缩，不怕牺牲、百折不挠。只要我们把握新的伟大斗争的历史特点，抓住和用好历史机遇，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凝聚起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16]

有了这样强大的斗争力量，就决定了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人民军队能够形成“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血性胆魄。有无坚决的斗争精神，在两军对峙的时候结果会大不一样。以解放战争期间的1946年夏天为例，当时党领导的队伍与美国支持下的蒋介石集团形成对峙形势，双方“已到和战最后关头”。此时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致电中央，考虑了两种方案，毛泽东果断回电指出：“你们分析中许多观点是合乎实际的，是好的，但缺点是对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的困难条件估计不足，同时对国际国内人民民主力量所具备的顺利条件也估计不足。”毛泽东提出：对美蒋的压力与要求，我们“主要的政策不是让步而是斗争”，“如无坚决斗争精神，则结果将极坏”。[17]一年后的1947年8月，刘邓大军在千里跃进大别山途中，在河南省境内的汝河遭遇到了前有敌军布阵挡路，后有追兵紧逼追杀的险情，几乎陷入绝境。对此邓小平坚毅有力地表示：“现在除了坚决打过去之外，没有别的出路。”[18]刘伯承更明确地提出：“现在要用进攻的手段来对付进攻的敌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不顾一切地打过去！”[19]。刘邓大军为此强渡汝河，经过激战终于打开了一条通路，顺利渡过汝河。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就是靠这种血性和胆魄一路闯关夺隘，最后取得胜利的。正如习近平深刻指出的：“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彰显了战斗精神的伟大力量。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人民军队血性胆魄的生动写照。”[20]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内外压力和各种各样的极端困难，党和人民军队始终保持着这种强大力量和队伍血性。毛泽东作过这样的“战略方面”总结：“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我们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不管任何巨大的困难，我们一眼就看透了它的底子。”毛泽东还进一步对战略上藐视敌人的科学依据作出说明：“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21]

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说明，一切较量甚至战争都不仅是物质的较量，更是精神的比拼；没有顽强的意志和敢于牺牲的品质，没有敢于斗争和敢于胜利的勇气，纵使武器装备如何先进，也不能保证胜利。过去中国共产党依靠这种强大精神力量和队伍血性，克服了一切困难、压倒了一切敌人；在未来的新征程上，党仍然需要凝聚起这样的强大精神力量和队伍血性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与一切试图阻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

四、“斗争”精神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大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中国共产党提倡的斗争精神，是有原则的，并不是随随便便地“乱斗一气”。我们讲“斗争”，往往体现在原则问题上。在党内和国内问题上，我们提倡的“斗争”主要是针对违反党的原则和违规、违纪、违法的言行以及各种丑恶现象；在国际问题上，我们主张的“斗争”主要是体现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国国际形象，在这样的国际斗争中，我们历来坚持寸土不让、寸步不让的原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面对一切强敌特别是外部干涉势力，自毛泽东那一代领导人起，就树起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坚决态度和必胜勇气；特别是“面对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坚持针锋相对的斗争”[22]，从此西方列强随意霸凌甚至侵略中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以下略举几例。

原则问题之国家安全——“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23]。以抗美援朝为例。1950年，在朝鲜战争中，美军继仁川登陆后，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越过三八线占领平壤，企图迅速占领整个朝鲜，并公然声称：“在历史上，鸭绿江并不是把中朝两国截然划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碍。”[24]同时，美国飞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轰炸丹东地区，战火即将烧到鸭绿江边。美国之所以如此肆意妄为，就是认定中国不敢出兵与美国对抗。10月，中国党和政府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迅速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毛泽东在解释作出这一重大决策时说：我们急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有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抵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们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25]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这一决策，就是因为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没有任何退路；涉及到新中国的国家和人民安全以及国际公平正义这样的重大问题，我们必须作好准备、进行坚决的斗争。

原则问题之反对干涉内政——“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以美国干涉台湾海峡为例。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加紧了干涉我国内政的行动，与台湾当局达成协防协议，不断加强在台湾的军事力量。蒋介石一方面加紧与美国勾结，欲借助美国军事力量防守台湾，另一方面又对美国一些人鼓吹的“台湾问题国际化”“把台湾交给联合国托管”有所警惕。鉴于美蒋在台海军事行动活跃，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与鬼斗法”，抓住时机教训一下美蒋集团，做出了炮击金门的重大决策。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解释了对这一决策的考虑，他引用《聊斋志异》里书生晚上与鬼斗法的故事说：“《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这一仗打下去之后，现在台湾海峡风平浪静，通行无阻，所有的船只不干涉了。”[26]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在涉及到祖国统一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容许任何外来干涉。

原则问题之主权回归——“一点也软不得，必须坚决顶住”。以中英之间有关香港回归中国的问题为例。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中英有关这一问题的会谈时曾提出：“香港要保持现在的繁荣，必须由英国人统治，没有英国人的统治，香港的繁荣就没有了。”[27]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的主权。对英国领导人的这一论调，邓小平坚定地回答：“讹诈的方式和主张，是吓不倒中国人的”，“在主权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28]。他还说：“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29]后来，彭定康接任港督，在香港问题上继续对抗中国，邓小平进一步指出：“香港问题就是一句话，对英国人一点也软不得。”对他们背信弃义的做法，“必须坚决顶住，决不能让步”，如果他们一意孤行，“中方就要另起炉灶”。[30]

这些事例充分说明，在涉及中国主权安全、国家利益和中华民族前途命运以及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等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立场历来是坚定的，斗争历来是坚决的。如果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不坚持原则立场，既损害党、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也不利于我们团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人民、不利于树立中国的国际形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继续习惯性地运用双重标准、说一套做一套，并对中国进一步采取围堵和施压。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态度十分坚决，对他们背信弃义的做法，不仅坚决顶住，而且决不让步。保证国家安全，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明确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涵盖政治、军事、国土、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等诸多领域，要求全党增强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落实防范化解各种风险的领导责任和工作责任。党的二十大报告也特别强调：“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在这样的根本性和前提性问题上，只能强化斗争意识、提高斗争本领。面对来自外部的各种围堵、打压、捣乱、颠覆活动，必须发扬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同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企图迟滞甚至阻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一切势力斗争到底，一味退让只能换来得寸进尺的霸凌，委曲求全只能招致更为屈辱的境况。习近平在讲到军队和国防建设时还特别强调：“我军历来以敢打敢拼闻名于世，过去我们钢少气多，现在钢多了，气要更多，骨头要更硬。”[31]事实证明，如果敢于斗争，别人就高看你一眼；如果一交手就认怂，反而被人瞧不起。

当然，对待自身存在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也从来不回避，而是采取自我革命和自我斗争的方式。正如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所坦承的：“党的领导不会没有错误，但是党和人民的亲密团结必定能够纠正这种错误，任何人都不能用党曾犯过错误作为削弱、摆脱甚至破坏党的领导的理由。削弱、摆脱和破坏党的领导，只会犯更大的错误，并且招致严重的灾难。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32]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全方位地大力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对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对自身机体滋生的毒瘤进行刮骨疗毒，坚决铲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在总结党的百年历史经验时，特别强调了“坚持自我革命”这条重要经验，并深刻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党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其奥秘就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只要我们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就一定能够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33]

五、“斗争”精神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处理棘手难题的智慧策略和高超艺术

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延安瞻仰革命圣地，号召全党同志要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斗争是绕不开、躲不过的，但斗争也是艰难而复杂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强调“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另一个方面也提倡“善于斗争、善于胜利”。习近平深刻指出：“斗争是一门艺术，要善于斗争。”[34]这就告诉我们，斗争不是蛮干，必须注重策略方法，讲求斗争艺术。在许多时候，斗争需要我们作“两手”准备甚至“多手”准备。

斗争艺术反映在斗争与团结的关系问题上，要谋求对立面的统一。正如毛泽东所说：“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35]这是一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毛泽东多次强调这种统一性，他深刻指出：“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他还说过：“在各个策略阶段上，要善于斗争，又善于妥协”。[36]

斗争艺术反映在敌强我弱或敌情复杂的情况下，要作“两手”或“多手”准备，甚至作最坏的打算，同时充分发动群众。比如，在解放战争期间的1946年，面对当时“敌强我弱”的东北形势，陈云明确提出：“准备两手”，“只要发动群众，在东北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来，我必胜。”他清醒地看到：“敌强我弱的状况在今后一个时期还会存在。敌之所以强，主要是因为有美国人帮助；我之所以弱，主要是老百姓没有发动起来，同时一部分部队和干部思想上混乱。当然，对敌之强既不应夸大，亦不应看轻。我应不放松有利条件，也不能存在侥幸心理，应在思想上作最坏的打算。”面对美国采取假仁假义的两面手法， 陈云进一步提出：“我也需要准备两手，慎重对待之。不能寄希望于国际条件的变化。”[37]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既是中国共产党从残酷的现实中得出的经验教训，也充分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处理复杂棘手问题的斗争艺术。

斗争艺术反映在面对多种困难和强敌众多的情况下，要注重寻找主攻方向，集中力量攻其一面并逐步解决。比如，毛泽东在谈到“不要四面出击”问题时提出：“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他还在谈到“我们在战术上必须重视一切困难”时特别提出：“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困难，我们都要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将它们克服下去。”[38]这就告诉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巨大困难和强大敌人的前提下，在战术上还要讲究对付它们的方法，攻其一点或薄弱环节，一个一个地或一批一批地解决问题。

斗争艺术反映在国际斗争中，更要讲究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在国际斗争中，必须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既敢于斗争，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又善于斗争，讲究策略、掌握分寸。只有这样才能战胜一切风险挑战，最终维护好国家的根本利益。

总之，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体现了斗争的辩证法。特别是在军事斗争中，只有作好充分的军事斗争准备，人民军队才有能力维护和平、遏制危机、打赢战争。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坚持原则、敢于斗争，讲的是战略层面的坚定性；讲究策略、善于斗争，讲的是战术层面的灵活性。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在原则问题上，必须坚持原则、敢于斗争；而在各个策略阶段上，要善于斗争，要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讲究斗争策略和斗争艺术。

承担着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艰巨任务的中国共产党，面对国内国际极为复杂的局面和环境，必须保持战略和战术上的清醒，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党的二十大报告开篇就提出了“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要求，结语又提出了“团结奋斗”的号召，这其中的深刻内涵和深远用意不言而喻，充分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一切风险挑战展现出的清醒头脑、丰富智慧和科学逻辑。

注释：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以下凡引党的二十大报告，不再单独作注。

[2]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页。

[3]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4-1488页。

[4]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8页。

[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9页。

[6] 同上，第15页。

[7]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5-116页。

[8] 《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48、257页。

[9]《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9-40、47页。

[1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5页。

[1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225页。

[1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7页。

[13]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页。

[14]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17页。

[15]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49页。

[16]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9-70页。

[17] 《毛泽东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6页。

[18] 唐云峰主编：《追寻小平足迹》，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67页。

[19] 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军事卷》上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第352页。

[20] 习近平：，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页。

[21]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05-106页。

[2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65页。

[23]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30页。

[24]《彭德怀军事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20页。

[25]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230页。

[26] 《党的文献》编辑部编：《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增补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8页。

[27] 李纲：《邓小平与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外交部原副部长周南访谈录》，《党的文献》2007年第4期。

[28]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07页。

[29]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页。

[30] 李纲：《邓小平与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外交部原副部长周南访谈录》，《党的文献》2007年第4期。。

[31]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93页。

[32]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2页。

[33]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70-71页。

[3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227页。

[35]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45页。

[36]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1-332页。

[37] 《陈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5-316、319页。

[38]《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5、3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