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洁人：邓小平视察上海时谈话的战略思维

[摘　要]上海发展和浦东开发开放生动实践取得的历史成就，是邓小平强调要“善于在关键时刻作出战略决策”和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最鲜活证明和真实写照。邓小平对上海发展寄予深切厚望，强调“关键是思想起点要高”，对上海改革发展和浦东开发开放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定位。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多次到上海视察，发表一系列重要谈话，提出一系列重要战略思想，既是对上海改革发展的思想引领，更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深谋远虑的实践指引，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进入新时代，要全面学习贯彻落实党中央对上海改革发展的战略定位、主攻方向和战略要求，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新贡献。

[关键词]邓小平；上海改革开放；浦东开发开放

邓小平同上海这座光荣之城具有深厚的不解之缘。1920年９月５日，邓小平第一次来到上海，登船赴法国勤工俭学，这正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人生起点。1990年2月，在86岁高龄耄耋之年到上海视察时，邓小平下决心要把浦东开发开放这面旗帜打出去。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开放浦东，为上海发展创造了重大历史机遇。此后连续几年，邓小平多次到上海视察，又提出和强调了一系列重要战略思想，对上海的改革发展和浦东开发开放提供战略指引并寄于厚望。同时，在上海视察期间，邓小平对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实践前沿问题和理论难题进行深入思考，较早提出若干原创性思想观点，对于引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性飞跃和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今天，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就要始终牢记邓小平对上海改革发展的战略指引和对上海人民的殷切期望，始终牢记新时代党中央赋予上海新的历史使命，在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上走在前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新的应有贡献。

一、邓小平对上海改革发展和浦东开发开放高瞻远瞩的战略定位

　　邓小平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也是伟大的改革家、战略家，具有恢宏的革命气度和卓越的政治智慧。习近平指出：“邓小平同志思想敏锐、目光远大，多谋善断、举要驭繁，总是站在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善于从全局上思考问题，善于在关键时刻作出战略决策”“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上海发展和浦东开发开放生动实践取得的历史成就，就是邓小平强调要“善于在关键时刻作出战略决策”和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最鲜活证明和真实写照。

　　邓小平对浦东开发开放的战略定位，即“关键是思想起点要高”，两次强调“起点要高”。1990年2月13日，邓小平在前往火车站途中同上海市委领导谈到建议浦东开发开放时说：你们搞晚了，但现在搞也快，上海条件比广东好，你们的起点可以高一点。1992年2月17日，邓小平在听取浦东发展规划汇报并审看浦东新区规划图后，又强调：“浦东开发晚了，但可以借鉴广东的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搞得现代化一点，起点可以高一点。起点高，关键是思想起点要高。后来居上，我相信这一点。”

　　“关键是思想起点要高”，就是要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和战略眼光。首先，邓小平认为要有跳出眼前事务性圈子，着眼长远的宏观思维和战略眼光。他对浦东开发开放早有筹谋。1987年，中央在讨论上海浦东开发的问题时，他就明确指出：浦东开发要赶快搞。1990年3月3日，他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就“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谈话时，更明确强调经济“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并且要找准关键点和切入点，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路径，及时“拿出具体措施”，“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他指出：“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同时，对于浦东开发开放晚了10年这件事，邓小平强调，这也要辩证地看。他说，浦东开发晚了，是件坏事，但也是好事。可以借鉴广东的经验，并且从长远看不仅是有广东等先行开发的经验可借鉴，更重要的是上海条件好，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确实，从历史上看，上海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曾是远东最大的贸易、金融中心，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被称为“东方明珠”，上海同巴黎、纽约、伦敦、开罗并称为世界五大城市。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仍是全国特大型工商业和经济中心之一，独领风骚几十年。因此，他强调，上海“现在搞也快”“可以搞得好一点，搞得现代化一点”，可以“后来居上，我相信这一点”。当然，他又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因为“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

　　其次，思想起点要高，就是强调观察处理问题要有自觉的大局意识和清晰的全局观念，有宽阔眼界和博大的战略胸怀，要从上海以及长三角区域发展和全国改革开放大局中定位浦东开发开放。邓小平明确指出：“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因此，上海的改革和浦东开发开放，需要正确处理和协调好三个关系：一是浦东与上海的关系。一方面，浦东是上海的浦东，浦东开发开放需要以上海发展为平台背景和各方面支持，要发挥上海的整体优势。由此，中央领导在酝酿研究浦东开发开放的名称时，没有同深圳、珠海等一样用“特区”，而用“浦东新区”，这是有深意的。另一方面，浦东开发开放，也是振兴上海的必然要求和现实需要，上海要自觉利用浦东开发开放契机牵动自身改革发展。因此，上海市委领导明确宣布，要把黄浦江两岸的规划和建设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有计划、有重点、分层次、分步骤地加以实施。二是上海与长三角和长江流域的关系。上海地处长三角区域中心和长江出海口，历来就是工业基地和经济商贸重镇。因此，邓小平明确提出要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三是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和经济中心城市。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上海在全国工业产值和国家财政贡献中一直举足轻重，浦东开发开放和上海的改革发展可以推动全国发展，为全国发展作出更大贡献。邓小平明确讲过，上海是一个有工业基础的城市，上海工人阶级是领头羊，上海开发搞好了，不但能带动长江三角洲，还可以带动内地。

　　最后，思想起点要高，就是上海改革发展和浦东开放开放的战略定位是面向世界的，要有世界眼光和全球意识，向世界展示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国际形象，要以建设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的目标定位进行战略谋划。上海历来是中国联系世界的重要桥梁，上海改革发展和浦东开发开放，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邓小平一直在思考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问题。他在1989年5月至9月几次谈话中就透出一个主题，就是“要体现改革开放，比过去更开放”，“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因此，1990年1月21日，当邓小平听了上海市委领导关于浦东问题的汇报后，明确要求：“‘开发浦东’，还应加上‘开放’两个字。”强调要加上“开放”两字，就是想通过浦东的开发开放，把“开放”这面旗帜尽快打出去。邓小平明确指出：“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的。”包括当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因而，1991年初，邓小平在视察上海时指出：“深圳是面对香港的，珠海是面对澳门的，厦门是面对台湾的，浦东就不一样了，浦东面对的是太平洋，是欧美，是全世界。”他还进一步论证：“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邓小平特别重视金融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强调：“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一着棋活，全盘皆活”，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思想方法论，我们同样可以理解，邓小平对于上海改革发展和浦东开发开放的战略谋略，就是把它看作关键棋子，为的是搞活中国改革开放的整盘大棋局，这就意味着浦东开发开放，绝不仅是为了上海改革发展，也不仅是为了把浦东和上海建设成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中心和龙头，更是为了把浦东和上海建设成引领全国的高度现代化、国际化的大都市，以此推动把上海建成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经济、金融中心城市，代表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正是按照邓小平和党中央对上海、浦东的战略定位，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及时提出“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工作方针。

　　上海改革发展和浦东开发开放，是服务全国、面向全世界的，这是邓小平对上海改革发展和浦东开放开放高瞻远瞩的最重要战略定位，由此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迈上了新台阶。1990年4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到上海正式宣布关于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决定，他强调，这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关键时期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一项跨时代的国家战略。其深远的历史意义，正如习近平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的，“党中央全面研判国际国内大势，统筹把握改革发展大局，作出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掀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崭新篇章”。

二、邓小平视察上海谈话的战略指引和重大理论创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多次到上海视察，围绕上海和全国改革开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他在对上海改革发展和浦东开发开放进行高瞻远瞩、战略谋划的同时，深入思考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战略思想。这些战略思想，既是对上海改革发展的思想引领，更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深谋远虑的实践指引，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若干关键性问题，进行了重大的理论创新，是对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历史课题的初步回答，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一，增强机遇意识，把握战略机遇、抓住机遇发展自己。

　　强调机遇对于发展的重要性，是邓小平一个重要的战略思想，而且可以说，对中国改革开放和上海改革发展战略机遇的高度重视和深刻阐述，正是他这一战略思想形成的重要开端。在1990年到1992年期间的谈话中，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增强机遇意识，善于把握机遇、利用机遇解决问题、发展自己的重要观点。1990年3月3日，在春节过后，邓小平视察上海后回到北京，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到“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时，其中就有关于正确分析国际形势和寻找、发现机遇的重要论述。邓小平认为，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他运用毛泽东关于矛盾分析的思想方法深刻指出：“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1990年9月12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朝鲜领导人，在谈到国际问题时指出：“这一年来变化很大，但这个变化才开始，旧的秩序彻底打破，新的秩序还未露端倪，刚刚冒头”“现在我们要冷静地对待变化，要耐心一些。处理所有的国际问题，都要采取这样的冷静态度。”1990年12月24日，在北京再次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及“要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强调“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成为我们发展的新机遇，“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1991年8月20日，邓小平在《总结经验，使用人才》一文中也谈到发展机遇问题。特别是在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著名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一再提到要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问题。归结起来，邓小平“机遇观”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是发展机遇是客观存在的，“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关键是要解放思想，从世界发展大势中去科学分析、发现和把握。邓小平强调，“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但“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就会看不到机遇，或者“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二是机遇转瞬即逝，要紧紧抓住不放。“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甚至“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三是机遇可以通过分析事物的矛盾去认识把握并通过克服困难去创造，可以通过推动客观形势和事物转化获得。这就是强调要努力争取使客观形势和事物发展“向好的方面变化，向有利于我们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面变化，需要采取这样的态度”。四是“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同时，他特别强调，“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这是因为，如果“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邓小平在上海视察时，多次嘱托上海主要领导要善于抓住机遇，而不丧失机遇。1993年1月22日，邓小平在视察上海时指出：“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对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在90岁高龄的1994年2月19日，邓小平视察完上海，在准备离沪返京的列车上，特意邀请上海市委和市政府领导到车厢做语重心长的叮嘱：“你们要抓住二十世纪的尾巴，这是上海的最后一次机遇。”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和党中央希望上海人民要善抓机遇、抢抓机遇，利用机遇加快上海发展的殷切希望。

　　第二，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的重大战略思想和突破性理论创新。

　　党的十五大报告把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称作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许多重大认识问题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其中一个重大认识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重要问题，即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资本主义也可以有计划的重大创新观点。解决、廓清这一认识问题的主要障碍，是长期以来困绕和束缚人们思想的“左”的思想观念和僵化的思维方式。对此，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看法，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到一年的1979年11月26日就明确提出来了。他指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真正从理论上进行突破性的创新论证，则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初，首先是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同上海有关的两篇文章中提出的。一是1990年12月24日的《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这是邓小平从上海考察回到北京后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要点；二是1991年1月邓小平《视察上海时的谈话》。因此，这两篇文章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的序言。这是因为，这两次谈话都紧紧抓住“两个搞清楚”，即“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在《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一文中，邓小平就对这个事关社会主义本质的根本问题，率先提出了一个首创性、突破性的重大理论观点，也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计划和市场都得要。”《视察上海时的谈话》说得更明确：“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且，邓小平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论，举要驭繁地破解了这个关于姓“社”姓“资”问题的思想屏障和理论难题：一是解放思想，把人们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绝对对立的认识模式和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并用“拆分问题”的方法，把事物的本质方面和非本质方面加以区别和分离。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由此，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如上所述，既然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没有必然联系，那么，就可以把它们从各自的制度体系中分离出来。二是把拆分后的元素进行重组，实行新的结合和创新。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的方法手段结合起来，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设想。这样，既可以充分利用市场配置资源针对性强、有效性高、反应快速等特点和优势，充分激发社会活力，又可以保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以克服市场自身存在的某些缺陷。三是提升观察问题和评判标准的高度，即从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高度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以论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取向的合法性、合理性，便于人们从对姓“社”姓“资”问题做评判的僵化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

　　从历史实践看，上海是中国近代最早向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又很快发展成为工业制造、经济贸易与金融证券、货币自由兑换的中心城市，市场经济发育早、基础好。新中国成立后，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上海坚持严格遵守、执行国家计划经济的政策规范，传承上海守信用、讲规矩、重法治的文化传统，所以兼备执行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共同基础。为防止过度或片面单向度强调市场经济，尤其是实施国家重大项目时简单运用市场手段，邓小平又强调要依靠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1991年2月13日，邓小平视察上海航天局时，对陪同的上海航天局负责人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一旦国家需要，就会集中力量来保证你们，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手段，就可以集中力量办几件事。1992年2月12日，邓小平在上海闵行区视察时又强调：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两个地方都要做标兵。要回答改革开放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这是个大原则。要用事实来回答。上海要回答这个问题，要靠大家努力。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对上海人民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践中的信任和厚望。

　　第三，选拔和培养接班人是保证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的战略任务和根本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一直在思考和探索一个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政治问题，就是如何选拔和培养接班人。早在1979年7月21日，邓小平为深入探讨这个重大问题，专程来到上海，也许这是他离京同地方领导一起探讨这一问题的首选之地。他在接见上海市委全体常委和几位顾问时，开宗明义提出了迫切需要选拔和培养接班人这个大问题。他说：“大问题是接班人问题。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部门都有这个问题。现在就要有意识地选一些比较年轻的人，这是党的战略任务、根本任务。”他还讲，要任人唯贤，不能论资排辈。讲解放思想，这是最大的解放思想，并向市委领导同志强调，要善于发现人才、选拔人才、培养人才，这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邓小平强调：“如果说，三中全会是解决思想路线问题，这次就是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此后，他到山东、天津等地视察时又多次谈到，选拔和培养年轻干部，是涉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否后继有人，党和国家的重要岗位能否掌握在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的干部手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对于这个重大问题，南方谈话指明，“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后来又进一步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这是眼前的一个同题，并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希望解决得好”。对于这个重大问题，邓小平是深思熟虑的。

　　首先，关于选拔和培养接班人问题的重要性。邓小平强调“关键在党”，指出“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因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党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其次，如何选拔和培养接班人。一是要教育干部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干部”。邓小平特别重视理想和纪律。有理想，当然是最重要的，一定要教育我们的干部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但“有了理想，还要有纪律才能实现”，所以他提出“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二是明确提出选拔培养进入领导班子的干部必须坚持“四化”标准、德才兼备标准。他强调：“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对于年轻化，当然并不只是年纪要轻，更重要的是当时即将跨入21世纪，所以邓小平特别强调，对于选拔和培养跨世纪的年轻干部还应提出更高要求，更要重视他们适应未来发展的潜在能力。培养年轻干部，还要着眼于“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他们成长起来，我们就放心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能够坚持得住，就能够保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就可以放心睡大觉”。最后，究竟选什么样的年轻干部进领导班子，邓小平指出：“领导班子还是要注意年轻化，要选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政治上好的、有马列主义修养的人……总之，要有些年轻的人，否则难以为继。”他同时强调：“要选那些党性强，能团结人，不信邪的人；要选那些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要选那些努力工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有魄力，有实际经验，能够办事的人。”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强调：“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这从理论上说，就是选人用人同样要坚持实践第一的标准，要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就是邓小平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评价问题基本尺度的立场观点方法，在选人用人方面的重要体现。

三、牢记邓小平对上海深切厚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贡献

　　邓小平对上海的发展寄予厚望。在邓小平心中，上海的改革创新和浦东开发开放是中国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一张王牌”，所以他希望上海“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上海，不仅是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也寄予厚望成为文化和精神文明的高地，所以他希望上海要交出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的两份合格答卷；他认为“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邓小平相关论述，就是鼓励上海做中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先行者。

　　历届党中央领导和上海人民始终牢记邓小平对上海的深切厚望和谆谆教导，并从新的实际出发，不断丰富发展其实践内涵。习近平从2007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开始，特别是从党的十八大当选党中央总书记以后，始终将上海放在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地位，不断为上海的改革发展提出新的战略指引。2023年，习近平在考察上海的讲话中指出，“加快建设‘五个中心’，是党中央赋予上海的重要使命。上海要以此为主攻方向”，同时希望上海勇于担当新的文化使命，在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上走在前列。这样的使命和希望，正是邓小平对上海深切厚望的集中体现和时代要求。因此，我们要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勇于担当，努力践行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贡献。

　　首先，坚持面向世界的战略定位，以“五个中心”建设为主攻方向，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上海人民始终牢记邓小平的嘱托，通过上海发展带动长三角和长江流域以及全国发展，牢记“上海是面向世界的”的重要战略定位，到20世纪90年代末，就在明确要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经济中心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把上海建设成国际航运中心”的目标。2007年，习近平到任上海市委书记不久，对上海市第九次党代会报告的初稿框架做了调整，明确要求，起草党代会报告、谋划上海未来发展，必须着眼“四个放在”，即要把上海放在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上、放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放在全国发展大格局中、放在国家对长三角发展的总体部署中思考谋划。显然，这是进一步提炼概括邓小平对上海战略定位的基本内涵，使其更加明确，其中要把上海“放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的定位，就是为上海要面向世界的战略定位注入新的时代内涵。2015年3月，习近平在考察上海时进一步提出，上海要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的目标要求，这样上海的战略目标从“四个中心”发展为“五个中心”。2023年12月，习近平在考察上海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以聚焦建设“五个中心”为主攻方向，同时对每一个国际中心的建设内容逐项补充，使内涵更加丰富。比如，对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他强调：“要加强现代金融机构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实施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和共建‘一带一路’。”比如，对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他强调，“要以全球视野、国际标准加快建立世界一流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要着力造就大批胸怀使命感的尖端人才，为他们发挥聪明才智创造良好条件”，以及希望上海“要加强同长三角区域联动，更好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等等。

　　其次，努力交出“两张答卷”，在两个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上走在前列。上海人民始终牢记邓小平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和努力交出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两份合格答卷的嘱托。邓小平认为，两个文明建设不可分离、相互促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他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1992年，他在视察上海时要求上海交出两份合格答卷，一份是经济建设，一份是精神文明。南方谈话进一步强调，两个文明建设都超过资本主义，这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根据邓小平提出的战略要求，上海在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坚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不动摇，制定和实施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工作规划，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不断交出新答卷。2003年，在发动开展全市大讨论的基础上，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正式确定并首次提出上海的城市精神为“海纳百川，追求卓越”；2007年5月，在中共上海市第九次党代会上，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提出要“与时俱进地培育城市精神”，并新增“开明睿智”和“大气谦和”八个字。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指出：“开放、创新、包容已成为上海最鲜明的品格。这种品格是新时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生动写照。”上海城市精神和城市品格的精辟提炼概括，成为上海城市发展新的思想灵魂和精神标识。2023年12月，习近平在考察上海时，提出了希望“上海在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上走在前列”的新要求。上海市委领导强调：要“从走在前列”的要求中彰显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使命担当，让文化软实力实现新的跃升，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

　　最后，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全方位大力度推进首创性改革、引领性开放，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上海人民始终牢记邓小平关于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的嘱托，勇当改革开放排头兵、先行者。1990年2月13日，邓小平在即将离开上海前往火车站途中同上海市委领导说：“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就在鼓动改革开放这件事。胆子要大一点，怕什么。”1991年1月，他在《视察上海时的谈话》一文中明确提出：“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他强调：“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鼓励上海人民要勇于创新，不怕失败，勇当第一。1992年2月8日，在上海乘船游览黄浦江时，邓小平对陪同的市委市政府领导说：二十一世纪是年轻人的。干部要年轻化，用人也要解放思想，这是解放思想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胆子要大一点。要提拔一批年轻人，这样才能后继有人。上海人民始终牢记邓小平的嘱咐，坚持不断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创新创造精神，努力走创新突破之路。几十年来，上海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自觉担当历史责任，当排头兵、先行者，以敢为天下先的首创精神，创造了诸多“第一”。由此，上海诞生了第一个金融贸易区、第一个保税区、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第一家外商独资贸易公司等一系列“全国第一”。正如习近平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所赞扬的，“上海是一座光荣的城市，是一个不断见证奇迹的地方”“走的是一条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之路，是一条面向世界、扩大开放之路，是一条打破常规、创新突破之路”。2023年12月，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新征程上，“上海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深度链接全球的国际大都市，要在更高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力。要全方位大力度推进首创性改革、引领性开放”。这就意味着，党中央希望上海要在改革开放中勇当先锋；这是党中央赋予上海人民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勇当第一的新使命；这是党中央对上海贯彻邓小平殷切希望和谆谆教导的时代要求。上海市委领导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就要传承发扬上海在改革开放中解放思想、先行先试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率先推出一批首创性改革、引领性开放的标杆性案例。要拿出更多突破性的创举，不断激发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更加奋发有为地开创工作新局面，这正是上海人民对邓小平诞辰120周年的最好纪念。

　　综上所述，邓小平视察上海讲话内容丰富，涉及上海改革发展和浦东开发开放的战略定位、战略重点以及长远发展的战略目标等重要问题，同时，他在上海期间的谈话更事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道路，党和国家改革开放的总体战略，事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具有深刻而长远的指导意义。今天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在上海谈话中贯穿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和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学习他善于从全局上思考把握问题，善于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学习他运用“一着棋活，全盘皆活”理念，把握关键环节推动全局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和政治智慧，以便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和领导能力，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作者：奚洁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首任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市团校特聘教授。）

（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