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传亮：邓小平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

从世界范围看，近现代以来还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能够持续改革开放达近半个世纪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正是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成功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这与他在1975年进行全面整顿、1978年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1992年发表南方谈话等有密切关系，其中蕴含的改革智慧，启迪着后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使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跃升。

改革的实验

1975年1月召开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再次提出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会后，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开始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随后不久又全面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邓小平依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对各条战线的工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就此，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1975年，他开始主持党、国家、军队日常工作，为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大刀阔斧开展全面整顿”。

整顿首先从铁路工作抓起。针对铁路系统存在严重的派系纷争，导致铁路的重要节点长期阻塞，使铁路工作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薄弱环节，严重影响一些地区和人民的生活，邓小平决定把铁路工作整顿作为突破口，以带动其他方面整顿。1975年2月至3月，党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在这个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铁路整顿的方针和任务，并尖锐批评了派性问题。3月5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开始对铁路系统进行整顿。铁道部对郑州、徐州等问题严重的铁路局进行了重点整顿，得到广大铁路职工的拥护，运输状况迅速好转。一个月时间，堵塞严重的几条铁路干线全部疏通，全国20个铁路局中有19个超额完成计划。3月25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提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的精神适用于各行各业，整顿随即在全国工业交通战线全面展开。

大力整顿钢铁工业。1975年5月，为了扭转全国钢铁欠产的不利局面，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整顿钢铁工业的四个办法：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坚决同闹派性的人作斗争；认真落实政策，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6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批示》，全国各钢铁企业和各工业企业进行了整顿，生产逐步回升。随后，党中央开始整顿整个工业系统，国家计委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这个文件提出了发展工业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是试图系统纠正工业战线“左”的错误的重要文献。在这个阶段，邓小平还领导了对科技文教工作的整顿、对党以及军队的整顿。经过各方面整顿，全国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从中央到地方，党的领导逐步加强，安定团结的局面开始出现。国民经济开始摆脱停滞倒退的局面，生产有所恢复和发展。1975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工业增长15.1%，农业增长4.6%。

1987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负责人卡达尔的谈话中指出：“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实验过一段。1973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1975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不久，我又被‘四人帮’打倒了。我是‘三落三起’。1976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1974年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粉碎‘四人帮’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了以发展生产力为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改革才重新发动了。”可以说，1975年整顿就是伟大改革的预演，也为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和继续领导改革提供了有力支撑。

影响中国的决策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1979年3月，邓小平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短短4个月内确立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直接影响了中国40多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邓小平同志领导了伟大历史转折”。

号召解放思想、大胆改革，率先提出工作重点转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国民经济，但由于“两个凡是”的错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徘徊中前进的局面。邓小平鲜明主张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明确不认同“两个凡是”，有力支持和引导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年9月，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经推向全国、要求改革开放的呼声愈加强烈时，邓小平到东北三省等地视察，发表一系列讲话。他指出，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总的来说，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他认为，“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和精髓就是实事求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他强调，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思想僵化，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他还指出，运动不能搞得时间过长。搞得差不多了，就可以结束，转入正常工作。邓小平的“北方谈话”，受到中央的重视。邓小平提出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也成为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心议题。与会代表都拥护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党要转移工作中心。

强调不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为了考察学习国外，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安排了较多的出访活动。邓小平仅在1978年就访问了尼泊尔、缅甸、朝鲜、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在日本访问期间，邓小平参观了日产、松下等企业，深受震撼，他说知道什么叫现代化了。当乘坐时速达200公里的高速列车时，他说有催人跑的感觉，中国需要坐这样的车。邓小平在新加坡访问期间，看到新加坡从原来一个小渔港发展成为花园般的都市，说出向新加坡学习的肺腑之言，令新加坡的领导人为之敬佩。在和朝鲜领导人会面时，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自己落后。经过国际调研，深有感触的邓小平鲜明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力主向前看，倡导改革。在1978年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高度评价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强调要发扬民主、重申“三不主义”，指出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并就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比如，要发扬经济民主、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等等。这篇充满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精神的讲话，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宣言书，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指导思想，指明了党和国家在今后的主要任务和前进方向，实际上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正是因为在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发挥了关键作用，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针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内舆论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强调“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事业”。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逐步成为党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

力推各领域改革

“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历来是全面改革。”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在农村率先取得突破。邓小平不仅肯定和支持农村改革，还对城市改革高度关注，尤其是对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坚定支持，使得各领域改革都有显著进展。

推动和支持农村改革。对于农村和农民问题，邓小平并不陌生，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支持包产到户，主张哪种形式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就采用哪种形式。1977年11月，邓小平在广东调研期间指出，“过去许多行之有效、多年证明是好的政策要恢复。”“说什么养几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多养几只就是资本主义，这样的规定要批评，要指出这是错误的。”“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1978年2月，从缅甸回国经停四川时，邓小平指出，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 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零碎地解决不行，要统一考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安徽、四川、内蒙古等地的农民开始进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并在短期内取得良好效果。但也有人质疑这是走老路，并引发了争论。在此情况下，邓小平鲜明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农村改革如火如荼开展起来，1984年中国粮食产量就突破了8000亿斤，多年困扰的吃不饱饭的问题，短期内得以解决。乡镇企业也在这种背景下异军突起。农村改革的成功极大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改革积极性，也带动了城市改革。

支持和推动城市改革。在农村改革的同时，我们也在城市进行了改革试验。1984年10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代表时说，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农村这一套不能完全搬到城市，因为城市比农村复杂得多。“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就是城市和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意味着中国将出现全面改革的局面。”1984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接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又说，“过几天我们要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这将是一次很有特色的全会。前一次三中全会重点在农村改革，这一次三中全会则要转到城市改革，包括工业、商业和其他行业的改革，可以说是全面的改革。”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强调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这是一篇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在邓小平的支持和推动下，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从1985年起全面展开。在此过程中，市场化取向改革不断加强。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强调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更是把改革开放推向新高潮，为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指明了方向。

在推动农村和城市的改革历程中，邓小平还提出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军队领域改革等等，不仅使经济体制改革得到有力支撑，还促成全面改革的大好局面。

坚定不移推动对外开放

封闭导致落后，开放才能进步。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就开始考虑借钱搞建设。1978年6月下旬，邓小平在听取谷牧汇报考察西欧五国情况时说，“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搞建设，要抓紧时间。”但我国对外开放的关键一步是设立经济特区。

支持创办经济特区。1979年1月，邓小平在一份香港厂商要求回广东开设工厂的来信摘报上批示：“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这对广东省委有很大的启示。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习仲勋同志向中央提出能否让广东发挥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办一些出口加工区。在向邓小平汇报时，邓小平表示支持并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央工作会议正式讨论了广东省的提议。1979年7月15日，党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共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1980年5月16日，党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这四个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经济社会发展很快。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人对此不理解，还说什么经济特区除了红旗是红的，其他都变色了。这种负面舆论，对经济特区的正常运行带来较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于1984年初到了深圳、珠海、厦门等经济特区调研考察。其间发现，这些特区干事热火朝天，“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等振奋人心的口号，让邓小平认识到对外开放的政策要继续放。因此，他通过给这些特区题词表示支持办好特区。

对外开放的政策不是收而是放。从经济特区调研结束回京后，邓小平提出要扩大对外开放，沿海港口城市也可以开放。在邓小平的提议下，1984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这是扩大对外开放的一个重大步骤，实现了对外开放从点到线的拓展。1985年2月，又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泉州、漳州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4月，建立海南省，设立海南经济特区。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对外开放，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

支持开发开放上海浦东。邓小平1990年在上海过春节期间，对前来拜访的朱镕基同志说，“我一贯主张胆子要放大，这十年以来，我就是一直在那里鼓吹要开放，要胆子大一点，没什么可怕的，没什么了不起。因此，我是赞成你们浦东开发的。”1990年2月17日上午，邓小平在谈浦东开发时对李鹏同志说：“你是总理，浦东开发这件事，你要管。”当天下午，李鹏指示负责经济特区工作的国务院副秘书长何椿霖给上海方面打电话，讲了一些意见。1990年2月26日，上海市委、市政府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开发浦东的报告》，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3月初，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在邓小平的积极推动下，1990年4月，党中央决定加快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时还提到上海“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

回眸百年，世纪中国与世纪伟人邓小平紧密相连，尤其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与邓小平更是难舍难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大踏步赶上时代，靠的是改革开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靠的也是改革开放。2024年7月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高举改革旗帜、继承改革传统、发扬改革精神，作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庄严决定。我们相信，随着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一定会取得显著进步。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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