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季邑：邓小平留学回国投身革命的“首站”

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在西安工作时服从中共中央的安排，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积极宣传革命与科学，不怕危险，勇于克服困难，果断行动，为陕西播下了红色种子。

1920年9月，16岁的邓小平踏上赴法勤工俭学之旅程，1926年1月，邓小平离法赴苏，同年12月，邓小平启程归国。这六年多的留学生涯使邓小平既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的情况，也较为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从而为他进行国内复杂的革命工作打下了重要基础。离开莫斯科后，邓小平同其他被派往冯玉祥国民军联军工作的人员一起辗转宁夏及甘肃等地，在1927年3月底抵达了革命气氛浓厚的陕西西安，这座古城成为他回国参加国内革命斗争的“首站”。

任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长

对于邓小平等人的到来，联军总司令冯玉祥极为重视，专门接待了他们。邓小平被分配到刚刚成立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担任政治处长兼政治教官，同时兼任该校共产党组织的书记。中山军事学校属于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管辖，但实际上由中国共产党掌握，学制六个月，主要培训国民军营连排级军官和中国共产党选送的进步青年。该校坚持军政并重，以学习军事为主，给700多名学员开设了《战术学射击》和《步兵技术》及《教练野外》等多门军事课程，还开设了《中国革命史》《三民主义》《国民党史》等政治理论课。

邓小平在该校专门负责做政治教育工作。学员雷展如回忆说：“政治教育由刚从苏联回国的邓小平同志负责。他经常给我们讲话，讲大革命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苏联的革命经验以及作为一个革命军人应遵守的革命纪律和养成吃大苦、耐大劳、英勇善战的精神等。”军校领导对学员要求很严，对军姿、军容、军纪和生活制度及科目操练等方面都抓得很紧。

邓小平的讲课给学员留下深刻印象。学员郑殿华回忆说：邓小平同志“曾给全校作过二三次政治报告……中心意思是反帝反封建，打倒封建军阀，铲除土豪劣绅，动员群众进行斗争，建立革命政权等革命道理。”“他讲得生动精辟，通俗易懂，对我们的鼓舞教育很大。”。学员胡震清楚地记得：有一次，邓小平讲政治课时提出一个问题，即“节制资本”是什么意思，胡震被点名要求回答。邓小平对于胡震的回答感到满意，“一边点头”，一边让他坐下。总之，邓小平既是学校领导，又是教官和教员，既教又管，口授身带，以身作则，处处示范，所以校内“上下一致，官兵团结”。

此外，邓小平参加了校内的一些重要政治活动。李大钊牺牲后，学校师生便举行了“四二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会上，学员们还演了一场赶排的悼念李大钊的“文明戏”。邓小平也参加了此次演出，时任学校组织科长的高克林后来回忆说：我记得当时邓小平扮演于右任。5月23日，学校成立了国民党特别支部，邓小平等3人当选为执委会常务委员，邓小平负责组织工作。6月6日，邓小平等人代表学校赠予了陕西省农协成立大会代表锦旗。6月7日下午，学校焕章俱乐部举行了欢迎农民代表大会，到会者有陕西省农协代表80余人和学校全体师生，双方呼喊口号，声彻云霄。

中山军事学校到7月就结束了。由于邓小平和校长史可轩、副校长李林等多位中国共产党人加强团结并努力工作，所以中山军事学校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成功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和部队政治骨干，为当时及以后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学员队伍逐渐成为西北地区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力量，后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渭华起义的主力。

在西安中山学院作报告

西安中山学院也于1927年成立，学院隶属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实行委员会领导制。

邓小平一般在中山军事学校工作，但邓小平有时也接受该学院邀请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报告深入浅出，颇有效果。据学员冯文江回忆说：“（学院）星期六有专题报告。刘伯坚、邓小平、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等都利用这个时间作过报告。”据学员陈云樵回忆说：学院不时邀请校外同志来作“精神讲话”；给我们作过报告的有邓小平等同志，“他们的精神、讲话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据学员张子敬回忆说：“我记得邓小平给我们作报告时用手卡着腰，讲得很生动。”邓小平为西安中山学院作政治报告深受学员欢迎，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增强该校学员们的政治素质，扩大他们的政治视野。

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留法时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即稍后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介绍人之一、湖南醴陵青年汪泽楷（汪士楷）此时兼任西安中山学院教授。汪泽楷早年留学法国，1923年冬也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苏联短期学习，1924年9月从苏联回国并先后任职于江西、河南和湖北，1927年2月亦奉中共中央派遣，担任冯玉祥国民军联军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组织处长。在这里，邓小平和比自己大十岁的汪泽楷相遇，并建立了友谊。

参加会议和集会

邓小平百忙之中挤出时间还参加西安的一些党团会议和革命群众集会，利用各种场合宣传革命思想。如5月18日至21日，陕西青年社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45名代表参加会议。20日，邓小平就受邀出席了该会，并在会上作了题为《苏俄之近况》的报告，颇受与会者的热烈欢迎。6月6日上午，西安举行追悼李大钊同志的大会，全城国民党员一万余人参加。作为中山军事学校国民党特别支部执委会常委，邓小平也参加了该追悼会。

正当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军联军里和西安社会上努力积极地进行革命工作的时候，冯玉祥的政治态度突变。尤其是6月20日至21日徐州会议后，冯玉祥开始完全倒向蒋介石一边。冯玉祥下令将所有在他部队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中到河南开封“受训”。幸运的是，邓小平与此时担任国民军联军司令部政治部副部长的中国共产党人刘伯坚始终直接保持着联系，而刘伯坚当时得到冯玉祥的青睐。因此，邓小平的消息比较灵通。在得到所有共产党员要被集中去“受训”的消息后，邓小平特地与刘伯坚、史可轩等人商量，大家一致认为邓小平应去武汉找中共中央而不要去开封“受训”。因此，6月底，邓小平就离开了西安，经郑州去武汉。在那里邓小平被安排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担任中央秘书。7月，冯玉祥派人将刘伯坚等一批共产党人送到武胜关，发给路费，“礼送”出境。当然，后来，冯玉祥几经曲折，最终认清蒋介石反动面目，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挚友。

综上，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在西安工作时间虽然短暂，但是他们积极宣传革命，为陕西播下大量的红色种子。尤其是在这三个月里于军队政治工作和中共统战工作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这为他日后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奠定了初步基础。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

来源：《团结报》2024年8月29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