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如：邓小平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贡献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精辟阐述了邓小平对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贡献，明确把这一贡献归结为一句话——“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是邓小平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最大贡献。

一、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辛历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开创，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探索过程。

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之后开始逐渐形成的。但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还可以追溯到1975 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正是那个时期，他主持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力图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把“文化大革命”中被颠倒了的思想理论是非加以澄清，进行了当时条件下有限度的拨乱反正，为后来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作了思想准备。邓小平自己后来也说，“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再往前追溯，事实上，20 世纪60年代初期邓小平已经形成了和当时一些“左”的思想不同的，但符合中国实际的重要思想观点，比如赞成和支持当时一些地方搞的包产到户的办法，认为“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回顾历史，从更广阔的视野看，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三次艰辛探索。20世纪 60年代初期是第一次探索，但这次探索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到了批判与责难。1975年是第二次探索，又一次遭到批判与责难，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整顿被迫中断。从 1978年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领导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开始，他开始了第三次探索，并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崭新命题。这一重大命题回答了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一人们最为关心的重大问题，成为指引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旗帜。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在世界社会主义遭遇严重挫折的背景下，中国社会主义也面临严峻考验。对此，邓小平对党与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和他自己的思想进行了全面总结，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在一次次责难和考验中奋起，邓小平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与实践，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充分肯定。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要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崇高任务。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决定把邓小平理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凝聚了全党全国人民的集体智慧，更有邓小平的历史性贡献。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性

正因为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正确道路，经过长期奋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伟大成就，“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从根本上说，成就的取得，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这既是邓小平的历史性贡献，也是我们今天要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的根本原因。

邓小平从哪些方面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这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

第一，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上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再强调，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的，但长期以来人们在定义社会主义时强调的总是生产关系。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由于在一段历史时期里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所谓的“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在思想理论上搞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的认识。因此，这一问题就成为从“文化大革命”走出来的中国，首先要回答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邓小平在论述拨乱反正、解放思想这一重大问题时，鲜明地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经过长期的思考和实践，他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强调：“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邓小平是第一个，也是第一次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这样深刻的概括。这一概括的最大特点，就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上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遵循这样的规律性认识，来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

第二，从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所处时代的主题这“两大实际”出发，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恩格斯说过：“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中国革命的经验也告诉我们：“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毛泽东把这一原则从哲学认识论上概括为实事求是。邓小平遵循这一原则，强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与此同时，他强调，今天我们要关注和依据的“实际”，一是我国现在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是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我们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要抓住和平与发展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在对外开放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发展自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两大实际”为基本根据提出来的。

第三，坚持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政治原则三者辩证统一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同时，邓小平就已经提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不久，他又明确提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强调“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邓小平领导党的十三大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把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作为实现现代化相互依存的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经历了政治风波考验后，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明确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他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之所以这样强调坚持基本路线的重要性，就在于这一基本路线反映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政治原则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也就是说，推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必须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正确处理发展经济与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三大关系并有效实现这三大关系的辩证统一。

第四，坚持对外开放又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明确说过，中国的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科学社会主义原本就强调，社会主义大厦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创造的现代文明基础之上的。但由于中国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只能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吸收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内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人类文明成果。与此同时，又要创造合适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使之能够既学习和借鉴这样的文明成果、又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揭示的就是这样的客观规律性和遵循这样的客观规律性推进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

第五，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治国理政方针，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必定会遇到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毛泽东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之初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已经指出了这一问题。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进一步把握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特殊性，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的战略方针，强调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法治建设；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稳定等。尤其是在经历了政治风波后，邓小平进一步提出，要努力纠正“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现象。他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才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里揭示的就是中国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及其成功经验。

第六，从社会主义命运和党的命运一体化的认知上，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已经提出：“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一旦削弱甚至放弃了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就会被颠覆，人民群众就会遭殃。经历了政治风波后，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关于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相互关系的这种深刻认识，揭示的就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性。

总之，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贡献，归结到一点，就是坚持并践行实事求是原则，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丰富经验深刻总结的基础上，从上述六个方面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性。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创造性贡献

考察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贡献，不仅要重视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贡献，还要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也作出了创造性贡献。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由于“二战”以后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的是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获得解放并建国的，有的是在本国人民武装配合苏联红军的进军获得解放并建国的，有的是在苏联社会主义的影响下主要依靠本国人民的武装斗争获得解放并建国的，因此，这些国家在建国初期一般都仿效苏联的体制，把斯大林领导苏联建立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对外关系体制等同于标准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以避免的。在 1956年 2月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4个多小时《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后，暴露了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各方面体制是有弊端和缺陷的。这就迫使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重新审视苏联的经验，而且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做法。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表的。当时，也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改革的初步尝试，探索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但由于传统模式积弊甚久，旧的习惯思想和保守势力根深蒂固，加上苏联仍然实行大国沙文主义，阻碍各国独立自主地推进改革，到 20世纪 60年代前期，大多数国家的改革尝试都不同程度遇到挫折。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终于破了这个局，创造了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找到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社会主义在 20世纪实现了两大突破，一是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实行国际联合，在几个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同时胜利的论断；二是突破了社会主义在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首先获得胜利的思想。从俄国十月革命开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社会主义都是在一些小生产经济占优势的落后国家获得胜利的。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即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尽管列宁早已察觉，并制定了新经济政策以解决这一难题，但是从斯大林开始，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过程中，许多人并未认识到这一课题的重要性、复杂性和尖锐性。但是，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重大问题。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终于解决了这一难题，找到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怎样认识和建设适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遇到的问题，也是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遇到的问题。从 1976年到 1985年，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察夫塔特组织了 10次国际性的社会主义圆桌会议。来自世界多国的从事社会主义问题研究的专家和南斯拉夫的学者一起，围绕着当今世界的社会主义（1976），社会主义和政治制度（1977），社会主义与发展中国家（1978），社会主义的主观力量（1979），参与、自治、社会主义（1980），社会主义、科学、技术同发展战略（1981），今日马克思主义思想、目前的形势、争论和前景（1982），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和今日世界（1983），社会主义和平（1984），处在21世纪前夜的社会主义（1985）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些讨论，最后逐渐地集中到一个问题上，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第8次圆桌会议上，中国与会专家学者作了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报告，引起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但也遭到了苏联学者的抨击，指责这是搞社会主义多元化。在第10次圆桌会议上，一些专家针对苏联学者的观点指出：其一，每个国家都有权以自己的特定方式去发展社会主义。其二，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任何人的私有财产，不能按照或低或高的利率进行借贷和租用，但也不能把它封闭起来，排斥其他概念和思想。假如不实现这个前提，那么社会主义就会受到自身的危害。其三，由于世界存在多种民族和多种文化，所以也将存在多元的社会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历史的进程仍然在不断地向前发展，但它显然正在脱离这个单一性和一元化的模式。当然，这样把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归结为社会主义的多元化，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观点，弄得不好，会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20世纪 80年代，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曲折推进的新一轮改革最终失败，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从中可以看到，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能否从本国国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回答了这个重大问题，为怎样认识和建设适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也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过程。

第一，邓小平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可能性出发。邓小平从领导全党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到创造性地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秉持的基本原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他明确说过：“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关于“一切从实际出发”，邓小平有大量精辟论述，其要点：一是“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二是“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三是“中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只能按中国的实际办事，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这里强调的“现在的条件”“现在的情况”“自己的特点”，就是哲学上所讲的“现实”。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现实性”与“可能性”是一对重要的范畴。现实性指的是事物的实际存在性及其存在的必然性，具有现实性的事物即“现实”。可能性则指的是包含在现实事物中的预示事物发展前途的各种趋势。“现实性”与“可能性”作为事物内部对立统一的两大属性，是辩证统一并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可能性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转化为现实，新的现实中又隐藏着新的可能性。但是，在推进这两者相互转化时必须注意，可能性有具备了一定条件而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够实现的现实可能性，也有尚不具备必要条件而在不久的将来无法实现的抽象可能性，不管“现实可能性”还是“抽象可能性”，在没有转化为“现实”之前都还只是“可能性”。这个道理告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也好，改革开放也好，既要立足现实又面向未来，带着理想信念去改造世界，同时又要注意在追求理想时避免脱离现实的空谈或无视现实的幻想。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论述“反对‘左’翼空谈主义”时说过：“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到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生的一些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工作指导上把“现实可能性”乃至“抽象可能性”当作“现实”，把“从现实可能性出发”乃至“从抽象可能性出发”当作“从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口号，作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决策。正是有了这样的经验教训，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领导全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

第二，邓小平始终坚持扭住工作重点不放，但又不是“单打一”。毛泽东在 1957年提倡全党学习辩证法的时候，曾经说过：“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邓小平重视辩证法，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既抓住主要矛盾不放，又统筹兼顾各个方面，而不“单打一”。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他还说了一段振聋发聩的话：“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与此同时，他又明确指出：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现代化的时候，要注意“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等等。这一切决策和举措，就是既坚持唯物辩证法关于抓主要矛盾的思想，又坚持唯物辩证法关于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思想的体现。这样，既可以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无中心论”，又可以避免“单打一”的片面性，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的系统观念和科学方法论。

第三，邓小平始终坚持改革和发展，但绝不是求变求新不求稳。唯物辩证法强调：“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与此同时，唯物辩证法也强调：“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也就是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坚持在矛盾斗争中推进新陈代谢，把改革、发展放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把改革定性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强调“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但是，这绝不是说他重视矛盾的斗争性而无视同一性。他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强调，现代化建设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政治风波发生前后，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他还发出了“中国不允许乱”的警告。在稳中求变求新，求变求新不能乱，就是邓小平揭示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律性和根据这样的规律性认识形成的国家治理方法。后来我们党深刻指出，“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提出要把握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现代化建设领导艺术。

第四，邓小平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同时坚决反对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党的领导的任何错误思潮。学习唯物辩证法，最重要的，也是最难的，就是把握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辩证关系这一“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邓小平之所以能够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恰恰在于他深谙这一“精髓”，总是把理论的原则性与实践的具体性、矛盾的普遍性与问题的特殊性辩证地统一起来，使得我们在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中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他在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际，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又强调“我国的具体实际”，更强调这两者的“结合”。事实上，他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且明确指出解放思想“既要反‘左’，又要反右”。因此，他在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决不允许任何人背离四项基本原则，毫不手软地反对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在南方谈话中，他指出，鉴于“左”带有革命的色彩，总是拿大帽子吓唬人，欺骗性更大，因此，“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就是这样，强调理论必须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矛盾的特殊性寓于普遍性之中，在坚持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的同时，坚决反对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党的领导的任何错误思潮。

综上所述，邓小平为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彪炳史册的伟大贡献。这一历史性贡献不仅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而且是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创造性贡献，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丰富和发展。

（作者：李君如，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来源：《党的文献》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