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磊 刘莉丹 张彰：海外关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研究述评

[提要]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法宝，是海外学者理解中国政治逻辑与全球影响力扩展的关键切入口之一，长期以来备受海外学界的关注。关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研究，海外学者的研究视角从早期的革命战略逐步转向多维度、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重点从革命时期的群众动员功能，到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整合与制度功能，再到新时代的全球影响力扩展，在不同历史时期各有侧重。然而，部分海外研究存在偏差，缺乏对统一战线本土历史与政治文化的深度理解，甚至将其简化为意识形态工具或安全威胁。文章梳理相关问题的海外研究文献，分析其发展脉络与研究重点，指出其潜在偏差与不足，旨在为推动统一战线的国际学术传播与海外认知提供参考。

[关键词]海外中国研究 中国共产党 统一战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政治制度，在不同历史阶段发挥着持续而深远的影响。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统一战线工作在新时代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海外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关注持续升温。相关研究已经逐渐形成一定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并成为海外中国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整体来看，海外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研究呈现出对统一战线的功能的认识由历史视角向现实关注、由国内功能向全球影响、由政党策略向治理机制逐步延伸的学术发展路径。早期海外学者的研究多集中于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时期的战略价值，强调其在夺取政权过程中的群众动员功能；改革开放后，海外学者开始关注统一战线在社会整合、非公有制经济管理以及多党合作制度中的制度性功能；而近年来，统一战线的对外延伸、跨国运作以及全球影响力扩展成为海外学者的重点议题，部分海外学者甚至将统一战线纳入中国对外“政治影响力工程”的框架来研究。

本文试图梳理海外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研究文献，系统分析其发展脉络与研究重点，聚焦海外学者在统一战线起源、历史功能与新时代全球影响方面的主要观点，同时深入反思海外学界在解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偏差与不足，希望通过本研究为推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国际学术传播与海外认知纠偏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关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起源的研究

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重要政治战略方针，其起源问题是海外学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角度。围绕中国共产党为何会采取统一战线战略方针，不同学者从理论渊源、历史背景与实践基础等维度进行了探讨。

（一）理念渊源

海外学者大多认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念的形成主要受马克思主义阶级联盟理论以及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联合战线”思想的影响。被誉为20世纪美国“头号中国通”的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中追溯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起源，认为其核心理念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联盟理论，即无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需要联合其他进步阶级，以形成对抗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政治联盟。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初期便吸收了苏联的策略，试图通过“工农联盟”构建最基本的统一战线。以研究李大钊和毛泽东而闻名的美国学者马思乐（Maurice Meisner）认为，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联合战线”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影响深远，即革命不应局限于单一阶级，而应尽可能争取各种社会力量，形成统一的政治联盟。在分析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策略时，马思乐指出，列宁主义强调无产阶级通过广泛联合其他进步阶级（如农民、小资产阶级等）形成革命联盟的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具有根本性指导意义。他特别提到，中国共产党在1920年代国共合作时期对“工农联盟”的构建，以及后期在根据地建设中灵活调整阶级联盟策略，均有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联合战线”思想的烙印。

此外，还有研究发现，统一战线理念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法国汉学家毕仰高（Lucien Bianco）在《中国革命的起源1915—1949》一书中，通过分析中国共产党革命策略的社会基础，揭示了其灵活结盟的特点。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农民运动和统一战线中展现的“非教条化”实践，既受到马克思主义阶级联盟理论的指导，也暗含着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影响。

（二）历史背景

海外学者普遍将1920年代初期、特别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1924年）视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形成的重要历史起点。他们认为，统一战线的形成并非单纯源自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政治需求，而是当时中国特殊国情与国际环境互动的结果，并且第一次国共合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度化开端。

从国内背景看，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应对国内革命困境时的战略选择。1920年代，中国深陷列强入侵与军阀混战的泥潭，国民政府政权势弱，社会动荡不安。在这种情势下，作为一支新兴政治力量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组织基础薄弱、群众动员能力有限的困难，难以依靠单一阶级力量发动全面革命。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白鲁恂（Lucian Pye）指出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并无足够资源直接掌握政权，因此必须寻求与其他政治力量结盟以实现战略突破，这种结盟战略构成了统一战线的雏形。马思乐也指出：“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复杂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采取灵活、开放的阶级联盟策略。”

从国际背景看，海外学者多将统一战线的提出与20世纪上半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他们指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策略的形成是在世界共产主义统一战线策略已经提出并发展的国际背景下产生的，特别强调苏联与共产国际的深度介入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形成。1920年代，苏联将支持中国革命作为国际战略的重要一环。在此背景下，共产国际不仅向中国共产党提供理论指导，还直接推动国共合作的实现。美国学者布鲁斯·艾尔曼（Bruce A.Elleman）在研究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形成的关系时指出，共产国际从1920年代初便将联合战线视为国际革命的战略方向，并通过提供军事顾问、经费补给等支持，推动中国共产党在1923—1924年间结成联盟。土耳其裔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也指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既是中国共产党主动适应国内革命形势的结果，也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的必然选择。

（三）实践基础

海外学界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形成绝不是简单地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教条中“搬运”过来理论模式。斯坦福大学教授范力沛（Lyman Van Slyke）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形成源自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而非苏联教条的直接移植。统一战线战略‘是在特殊的中国环境中，为了生存、斗争与扩张而反复试错和调整的结果’。”这一观点充分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高度的实用主义特征与战略灵活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现实政治环境中的摸索和应对。一些海外学者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研究指出，中国革命并非一蹴而就的胜利，而是经历了不少失败和挫折，不是简单的理论演绎，而是对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斗争经验的实践总结。正是在反复实践和吸取教训的过程中，统一战线逐渐形成，成为中国共产党突破重重困境、联合各种力量的关键法宝。毕仰高也进一步强调，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正是基于中国农村社会和民族问题的具体需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把握和对革命形势的精准应对。他认为，统一战线是一种不断调整、与时俱进的策略，而非教条式的复制。也提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运用统一战线，关键在于对以往失败教训的深刻总结与灵活应对。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不仅是革命和政治斗争的产物，更是在中国复杂的社会结构与历史进程中，通过反复试错、策略调整以及对国情的深刻理解而逐步构建的实用性政治策略。

二、关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功能的研究

海外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研究，不仅仅关注其起源，更将统一战线所发挥的实际功能作为重要的分析维度，尤其重视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各历史时期政治实践中发挥的作用。相较于单一历史节点的局部考察，海外学界更倾向于将统一战线的功能演变置于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整体历史进程中加以审视。总体来看，海外学界认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在中国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承担着各具侧重的政治功能。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生存策略与群众动员机制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形成和实践的关键阶段。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之所以会采取这一战略，是其在复杂政治环境中争取生存空间、扩大群众基础、积聚革命力量的关键手段。美国中国问题专家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在其代表作《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通过灵活地运用统一战线，避免与国民党进行正面冲突，借此摆脱了危险包围，并在农村地区重建根据地，为党的生存与壮大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与空间。他还特别强调，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的成功并不仅仅在于联合抗日，更在于通过减弱和避免阶级斗争的剧烈冲突，稳步推进社会基层改革，从而提升群众对共产党的信任度和支持度。这种结合党对国家构建与革命动员的策略路径，为中国共产党在生存压力下实现稳步成长提供了制度经验。美国学者柯艾伦（Allan B.Cole）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借助统一战线进行策略性让步并实现力量积累，为取得政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将1923年至1949年间中国共产党所主导的三次统一战线（第一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多党合作）视为典型的“策略性让步”与“阶段性联盟”，并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不同阶段均通过联盟扩大自身影响、借力削弱对手，即在策略上进行合作，而在条件成熟时最终取得主导权。他提出的“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强我弱格局中反复运用的策略性武器”这一判断体现了20世纪中期西方学界对中国共产党权力发展战略的初步理解。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沈钜光（Shum Kui-Kwong）强调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权力扩张中的决定性意义。他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促进1935年至1945年间中国共产党权力扩张的主要因素，不仅帮助中国共产党获得社会支持，更在抗战胜利后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同国民党争夺全国政权的基础。美国学者司马晋（James D.Seymour）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和实施，不仅“孤立了国民党，使之失道寡助，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均遭失败”，而且“使得共产党体面地招揽了那些愿意跟着新政权一道前进的非党人士”，建立起共产党领导的多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党体制。这一时期的统一战线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战略上的政治联盟，更是一个极具弹性和针对性的群众动员机制。革命时期，建立统一战线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帮助共产党最大化地利用有限资源，通过跨阶级、跨群体的合作增强了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基础，并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立提供了正当性依据。毕仰高将统一战线视为中国共产党“赢得群众、扩大势力”的革命支点，尤其强调其在农村社会中的群众动员功能。他认为，统一战线不仅限于政党层面的合作，更体现为一种跨阶级、跨组织的社会动员形式，旨在突破传统阶级斗争的束缚，实现对农民、民族资产阶级乃至地方势力的整合。中共的统一战线策略“绝不仅仅是党派之间的联盟，而是争取广大群众、在农村建立社会基础的手段”，既是开展阶级斗争的方式，也是超越阶级斗争、跨阶级整合的社会动员机制。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政权巩固与社会整合的支撑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相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生存空间”的核心诉求，这一时期的统一战线首先成为中国共产党巩固新生政权的重要支撑力量。正如范力沛所言：“现在，统一战线的功能正在发生变化，从孤立敌人转变为获得对新政权的民众支持。”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也指出，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将统一战线由革命时期的斗争工具转变为一种政权整合和社会整合机制，通过土地改革、吸纳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等手段，实现对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巩固与社会秩序的重构。在此背景下，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汤森（James R.Townsend）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延续统一战线政策，成功将部分具有国民党背景的政治力量、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及地方精英纳入新政权体系，这一策略有效缓解了各社会阶层对新政权的抵触情绪，并通过政治协商会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爱国统一战线等体制化安排，奠定了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司马晋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更加制度化的统一战线吸纳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形成了多党合作的新格局，这有助于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塑造开放与包容的国家形象，同时在国内有效地整合了非党社会资源。他认为，统一战线在这一时期不仅是一种政治安排，更成为共产党维持政治、社会稳定的重要工具。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统一战线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范力沛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通过统一战线有效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地方商会以及各类宗教团体的合作。在农业合作化与工商业公私合营进程中，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调动非党社会力量、化解社会冲突的重要政策手段。

海外学者发现，文化领域统一战线的功能同样不可忽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托尼·赛奇（Tony Saich）指出，中国共产党利用统一战线对知识分子、文化界和宗教界持续开展政策引导和思想整合，通过组织性的政治参与（如政协、各类群众组织）以及统一的意识形态宣传体系，使这些群体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结构中逐步转变为“稳定的建设性力量”。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有助于将潜在的社会异己力量纳入体制框架，从而减少社会动荡风险。白鲁恂也运用心理学与文化分析的方法，探讨了统一战线如何通过“情感动员”与“象征建构”巩固中国共产党政权。统一战线通过吸纳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等群体，将“阶级斗争”转化为“民族共识”，进而缓解了革命时期的社会分裂。他从政治文化视角切入，强调了统一战线是一种“文化整合机制”，通过塑造共同身份认同来增强社会凝聚力。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经济建设与祖国和平统一的协同机制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也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海外学者普遍关注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统一战线实现经济建设与社会稳定的双重目标。

1997年，党的十五大首次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强调要“扩大党同社会各阶层的联系”。在这一阶段，统一战线成为党与非公经济人士之间的重要桥梁。海外学者对这一时期统一战线的经济、政治作用进行了充分的研究。波士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傅士卓（Joseph Fewsmith）指出，随着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通过政协、工商联等统一战线组织，有效整合了非公经济人士的利益诉求，使其成为国家经济体系中的“合作者”而非“对抗者”。他强调，统一战线的功能已超越传统的政治统战范畴，成为支持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平台。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狄忠蒲

（Bruce J.Dickson）深入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将私营企业主吸纳入体制内。他认为，统一战线通过政策设计和组织吸纳，有效避免了经济精英在政治上的边缘化，降低了社会冲突的风险，为中国的持续经济增长提供了社会基础。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大卫·古德曼（David S.G.Goodman）也指出，统一战线为新兴社会群体（如新富阶层、专业技术阶层）提供了政治参与路径，这种制度性安排在社会转型期具有重要的整合作用，有助于防止社会结构断裂与精英对抗。

此外，部分海外学者还关注到统一战线在促进中国和平统一进程中的作用。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首次以“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代替“解放台湾”的提法，统一战线便成为联系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的重要纽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欧博文（Kevin O’Brien）等认为，海外华人通过统一战线渠道，既强化了民族身份认同，也成为推动祖国统一的重要国际力量。古德曼也指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使海外华人社会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积极影响国际舆论，推动了祖国统一的正面形象塑造。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局性治理与意识形态维护的重要工具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统一战线被赋予了全新的战略地位。2015年5月，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提出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形成工作合力。此后，海外学界关于统一战线的研究开始逐渐转向对大统战工作格局下的国内社会治理、跨国影响力以及国家安全架构的综合性讨论，尤其关注统一战线的对外延伸，如通过海外华侨社团、留学生组织、跨国企业等渠道开展的对外宣传与影响工作。部分海外学者开始将统一战线纳入“中国全球影响力扩展”的研究框架。新西兰学者安妮-马里·布雷迪（Anne-Marie Brady）2017年发表了题为《魔法武器》的研究报告，对海外统战工作提出质疑。她认为，统一战线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拓展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工作机制，广泛嵌入侨界、政界、学术界、媒体、友好城市与孔子学院等领域，以塑造对中国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她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通过构建海外“影响力网络”将统一战线的海外功能制度化，在国际社会进行长期的舆论塑造与政策影响。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专家杜如松（ Doshi Rush）也指出，中国共产党已将统一战线工作纳入其全球政治影响力战略，成为“政治影响力工程”（political influence engineering）的关键组织基础。他认为，这一体系不仅服务于中国国内社会治理，更通过政党外交、跨国企业合作与文化平台的运作，塑造有利于中国战略利益的全球结构环境。这类研究凸显出部分海外学者对中国不断增强的国际影响力的警惕和敌视态度。

除了关注对外功能外，新时代统一战线在国内治理体系中的扩容与制度化也是海外学者关注的重点。澳大利亚学者格里·格罗特（Gerry Groot）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不断吸纳新社会阶层，如媒体人士、互联网企业家、自由职业者等，通过政治协商、多党合作等机制实现政治整合，这种“扩容式统战逻辑”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应对社会多元化挑战的治理策略。英国牛津大学中国政治研究学者帕特里夏·桑顿（Patricia M.Thornton）也提出，新时代统一战线呈现出“合作性控制”（collaborative control）的特征，即通过柔性吸纳而非直接对抗的方式有效化解潜在的社会张力，保障国家治理的持续稳定。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历史学教授大卫·欧文比（David Ownby）则注意到，统一战线的运作逻辑正在发生变化，通过从“单纯整合”向“整合与防御并重”转型，统一战线在新时代不仅吸纳社会力量，同时划定了更为严格的“思想红线”，成为防范意识形态风险的重要工具。

这一时期，统一战线在国家安全与意识形态防御层面的重要性亦日益凸显。意大利学者劳拉·德·乔尔吉（Laura De Giorgi）提出，新时代统一战线战略地位的提升是中国共产党在应对社会分化、全球治理竞争等挑战中的重要制度安排。该制度不仅承载着政治整合功能，更成为党通过意识形态包容、政策协商与制度嵌入来实现社会治理与精英共治的渠道。日本爱知大学教授铃木隆认为，统一战线在国内治理与港澳台事务中发挥着双重角色：一方面用于化解因科技革命与全球化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在涉港、涉台事务中承担着重要的“政治黏合作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统一战线促成的国际合作机制为“一带一路”等倡议提供了社会基础和支持，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影响力。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副教授弗洛拉·萨皮奥（Flora Sapio）从全球治理的角度出发指出，统一战线已经成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全球软实力的重要机制，并且在新时代已经从战时策略转化为和平时期争取跨国支持的重要的国家治理工具。

三、对海外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研究的分析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海外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研究不断深入，视角也逐渐多元化。然而，部分研究因意识形态偏见和安全焦虑，出现了对统一战线的误读和过度政治化解读。理解这些研究的演变进路及偏差成因，探讨应对策略，对于推动国际社会理性认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具有重要意义。

（一）海外研究方法与分析路径的演变

海外学者早期研究多以革命工具论为主，强调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阶段争取同盟、削弱敌对力量、实现战略胜利的重要政治工具。这些学者大多聚焦国共合作、抗日战争、土地革命等重大历史节点，认为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弱势阶段的权宜之计。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以及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稳固，海外学界对统一战线的理解逐步转向协商威权主义的分析框架。学者们开始关注统一战线如何嵌入政治协商、社会利益表达与治理绩效提升的机制，通过制度性包容和有限协商增强中国共产党政权的韧性与合法性。这一转型显著拓展了海外对中国治理逻辑的认知边界。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海外关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研究不断向微观社会机制、基层统战实践以及对外影响力扩展等方向深入。一方面，学者们对工商界、新社会阶层、民族宗教群体等统战对象的实际运作日益关注，开始重视统一战线在基层治理和社会动员中的具体表现。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对外统战工作的强化，海外学界亦将统一战线纳入国家软实力、全球影响力和跨国政治安全的分析体系，统一战线的对外功能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可以看出，海外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研究已从单一的宏观政治战略解读逐步转向多维度、跨学科的深度考察，研究方法已从早期的历史主义路径、冷战安全主义路径向当前的治理转型路径与全球扩展路径演变。这一演进过程不仅反映了海外中国研究视角的日趋成熟，也表明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社会乃至国际意义仍将持续引发学界的关注与讨论。

（二）海外研究出现偏差的原因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部分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认识逐渐发生偏差，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泛安全化解读。特别是2017年布雷迪发表《魔法武器》一文之后，海外学界关于统一战线的安全威胁视角迅速成为主流。统一战线在部分西方话语体系中被逐步构建为中国对外实施“政治干预”“灰色地带活动”“威胁国家安全”的核心手段。这一认识偏差的产生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1.对中国崛起产生焦虑。中国的迅速崛起和日益扩大的国际影响力，打破了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预期，在西方社会引发了广泛的战略焦虑。部分海外学者在分析中国海外活动时，将统一战线视为中国试图扩展政治影响、挑战西方秩序的重要工具。例如，杜如松在《长期博弈》一书中指出，统一战线是中国实施全球战略布局、塑造有利外部环境的重要手段。诸如此类的观点被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的智库和媒体进一步放大，形成了“统一战线=中国干涉”的简化逻辑。实际上，这种焦虑反映出西方社会对中国崛起的深层安全担忧。统一战线在这种话语背景下被政治安全化，成为西方建构“中国威胁论”的重要支撑。这种“威胁预设”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海外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制度功能、历史合理性与治理逻辑的客观分析。

2.西方意识形态偏见与冷战思维惯性。基于意识形态偏见，部分海外学者将西方的政治理念、价值标准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尺，用西方多党制、民主选举等政治模式来评判中国统一战线。美国、澳大利亚的一些研究者和记者在分析中国海外华人社团、学术机构、企业组织时，往往默认其具有中国政府代理人性质，完全忽视其作为社会整合与协商治理重要组成部分的本质属性。尤其是在西方智库的叙事框架下，统一战线被歪曲为彻底背离了“大团结、大联合”的宗旨，导致他们无法理解中国共产党与各民族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合作关系。这种刻意渲染“中国威胁”、过度解读中国外交政策的行径，背后是西方部分势力妄图维护自身霸权、遏制中国发展的政治图谋，所以他们仍以传统的、狭隘的“零和博弈”思维看待国际关系，低估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导致研究视角的高度片面化。

3.对中国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的认知缺失。中国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的。对统一战线的理解不能仅仅将其视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战略和策略，尤其是在中国这种历史文化传统厚重的国家中，更需要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统一战线。遗憾的是，部分海外学者在分析统一战线时，机械地套用西方“政党竞争”“社会组织与国家权力对立”等理论模型，完全忽视了中国政治文化中深厚的协商与合作传统，而正是这种传统的政治文化基础使得统一战线在中国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和持续性。很多西方学者看不到这一点，也看不到统一战线在凝聚各族人民、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国家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也无法领悟“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理念在统一战线实践中的生动体现，只是将统一战线片面解读为“权力工具”，甚至贴上“安全威胁”的标签。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统一战线的历史必然、文化底蕴、深厚根基与独特优势。否则，认知上的缺失进一步导致了海外学者对统一战线的误解与标签化倾向。

（三）如何应对海外学界的认知偏差

针对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认识偏差，需采取系统性、多维度的应对策略，从理论阐释、话语传播与跨文化交流等方面协同推进，主动消解误读，加强国际社会的客观理解。

1.强化理论阐释，推动国际学术界理性认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历史渊源和制度功能。我们应当从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脉络、制度逻辑与文化传统出发，系统阐明统一战线在社会整合、政治协商以及民族团结等方面的核心作用；通过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积极参与相关领域的多边对话和研究合作，推动统一战线纳入全球治理、多元政治比较的合理范畴，纠正将其简单标签化的偏颇认识。国际学术界只有基于事实和理论展开客观评价，才能形成对统一战线的全面理解，为理性讨论提供坚实基础。

2.完善对外传播体系，提升话语权能。统一战线的国际形象受限于信息传播的不对称性和西方媒体的刻板印象，因此亟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传播体系。这一体系应涵盖权威政策解读、成功案例展示和多渠道的学术交流，主动讲述统一战线的真实故事，展现其“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本质特征，加强海外统战工作的公开性与透明度，主动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避免因信息不透明而引发误读和安全担忧，通过有效沟通减少西方媒体和智库基于片面信息的误判与政治偏见，从而提升中国在全球舆论场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3.加强跨文化交流，促进政治文化互释。中国政治文化的独特性是理解统一战线的关键，但部分海外学者的认知存在不足。为此，我们应深化中外学术界的合作与对话，推动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大团结、大联合”等理念的国际传播，支持中外学者开展联合研究并推动中国相关机构或组织在海外高校设立、举办多样化的国际研讨会与论坛；通过持续、深入的跨文化学术交流逐步弥合西方对中国特色政治协商文化的认知鸿沟，以减少因意识形态偏见和历史惯性而产生的误读，营造一个更加理性、包容和平衡的国际认知环境。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国政治模式的国际理解，也可以为全球多元政治实践提供宝贵经验。

总之，我们应当理性面对海外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关注与质疑。一方面，海外相关研究在揭示统一战线对外功能扩展、社会融合策略等层面确实提供了值得中国学界深入思考的视角，对完善统一战线工作透明度与治理方式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另一方面，部分海外学者将统一战线简单归类为“灰色地带活动”或“政治威胁”，不仅割裂了统一战线的历史脉络与现实逻辑，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统一战线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社会整合以及多元协商机制中的积极作用。因此，中国学界有必要加强对统一战线的本土理论建构与国际话语表达，不仅要深刻总结统一战线在国家治理、社会团结、民族复兴中的正向价值，也应主动参与国际学术交流，通过客观、系统的学术对话纠偏“中国威胁论”等片面叙事，推动海外各界对中国政治机制更加全面、理性和去偏见的认识。只有如此，统一战线在新时代的功能价值才能在更广阔的国际视野中获得充分的理解与尊重。

［唐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刘莉丹、张彰：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文刊发在《国外理论动态》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