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子妍 韩强：日本学界对中国共产党抗战作用的研究评析

[提要]战时至今，日本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作用的研究一直在持续进行。文献梳理表明，从战时服务于军事战略需求的认知扭曲，到战后初期对中共抗日作用的重新探讨，再到中日复交后多元化趋势与共同历史认识的深化，相关研究的基本论域相对集中于中共在抗战期间的军事作用、社会动员作用，以及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这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日本学界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及中国共产党研究的特征与趋向。

[关键词]抗日战争 侵华战争 日本 中国共产党 中流砥柱 

综观海外抗日战争史研究，日本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抗战的研究成果数量尤为丰富。有日本学者指出：“如果不考察中共军队的战场，就无法弄清强国日本为何会败给弱国中国。”从整体上看，日本学界对中共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作用的探讨不仅体现了其对中共认知的变化过程，也反映了中日关系的演变历程。日本学界将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作为分析日本战败原因与中国革命进程的重要切入点，并将其与如何处理中日关系相关联。日本学界的这些研究成果无疑能够为我们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一、日本学界对中国共产党抗战作用研究的发展

日本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抗战作用的研究具有非常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其发展脉络和研究走向始终深受中日两国复杂关系的影响。战时的研究成果多为日本军部主导的“情报调查型研究”，战后才有了更多的“学术型研究”。因此，日本学界对中共在抗战中作用的研究历程，实质上可视为学术自主性与政治干预相互角力的结果。

（一）1931—1945年：服务于军事战略需求的情报搜集与研究

日本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起步较早，早在二战前就已展开。正如日本社会活动家中西功所言：“战前日本曾拥有世界顶尖水平的中国研究与调查。但战前日本统治阶层推行了世界最糟的对华政策，并且凭借战争与武力强行压制了日本的中国研究。”随着战争的爆发，日本的中国研究很大程度上被纳入军事战略框架，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内容也主要围绕有助于日本对华扩张的议题展开，由日本军部和政府主导，彼时纯粹的学术研究相对匮乏。

抗战期间，日方设立了各类情报机构，对中共展开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据不完全统计，1920—1948年间，日本外务省情报部编撰的中国情报类书籍超过100部，其中以中共为情报研究对象的书籍多达30余种。值得注意的是，日军对中共抗战作用的认知经历了明显的阶段性变化。早期日军对中共的政治和军事活动影响评估过低，将其简单视为“匪贼”或“匪徒”。自1938年底起，日军才逐渐认识到中共不仅具备军事力量，更通过党政军一体的方式深入当地社会，借助游击战扩大势力范围。因此，日本华北方面军于1938年11月成立了“灭共委员会”，重新对中共的抗战模式展开调查评估。1942年，“灭共委员会”被撤销，调查部改为附属于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二课的对共调查班。此外，散落在中国各地的日本特务机构也在治安相关工作中收集中共情报，以《机月报》的形式发行。新民会的调查部也开展了反共情报收集和调查工作，出版了《共产党地区调查报告》等刊物。通过各机构间的情报共享，日军得以不断积累情报，并传达至大使馆、领事馆及相关机构。

大量日本研究人员被政府动员，从事战争所需的调查研究。如记者波多野乾一以嘱托身份进入外务省情报部工作后，将其收集的资料汇编成《中国共产党史》系列，并作为外务省内部参考资料出版。类似的还有大塚令三的《中国共产党史》、中保与作的《最近中国共产党史》《中国共产党现状》、日森虎雄的《现代中国的政党》《中共二十年史：自1920年至1940年》等。还有日本研究试图借鉴中国革命运动的实践经验，并强化与革命势力的连带意识。这些研究主要由左翼研究机构、记者和在野中国研究者独立开展，多为从英文、中文翻译或编纂的成果，也不乏一些科学研究成果。此外，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东亚同文会等为代表的半官方性质的研究机构也提供了不同视角的中共抗战研究。1939年5月，满铁大调查部成立“中国抗战力调查委员会”，成果汇集成《中国抗战力调查报告》。报告认为，迅速发展的游击战成为支撑抗战的关键力量，中共的领导力在不断增强。尽管报告对中国社会发展进行了相对客观的分析，并对国共合作与斗争形成抗日核心力量的动态过程进行了较为合理的阐释，但受制于殖民研究立场，最终仍被纳入日军的“治安战”对策研究。这一时期满铁的研究成果还包括《中国劳动运动状况》《中国军政状况》等调查报告，以及大塚令三的《中国红色势力的现阶段》、水谷国一的《中国游击运动现状》等著述。

（二）1945—1972年：战后日本学界对中共抗战研究的重新探索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日本把研究重心放在本土战争反思与民主化进程上，对战争的讨论多集中于“战争为何爆发”和“日本为何战败”。这种整体“向内”的战争反思倾向，加之冷战意识形态压制和史料限制等因素，导致其对中共抗战的研究成果有限。直到日本现代中国学学科逐步建立，在左翼学者们的积极推动下，这一研究领域的客观条件才得以改善。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日本在1945—1946年间迅速设立了隶属内阁的大东亚战争调查会和隶属于第一复员省和第二复员省的史实调查部。据日本防卫省外交防卫课的富田圭一郎统计，战争调查会准备调查的课题达68项，其中20余项与中国相关，但研究内容多聚焦于“政策与军事行动”，对中共抗战作用的考察相对有限。1955年后，日本防卫厅（现防卫省）启动战史编纂工作，深度参与这一工作的西浦进在出版序言中提到：“此次刊行主要以服务自卫队教育研究为目的，同时兼顾一般公众的使用需求。”从这一表述可见，当时战史编纂本质上更偏向军事记录与战败技术层面的检讨，缺乏对侵略行为的深刻反思，也缺乏对中共抗战作用的研究。

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部分日本学者受到震动，进步人士普遍认为“过去落后的中国成就了最先进的革命”。1949年8月新中国成立前夕，日本《世界》杂志策划了名为“如何看待中国现状·中国学学者的回答”的专题，讨论日本的中国研究学者们如何看待和回应中国革命的成功。日本历史学家仁井田陞在讨论中指出：“中共的革命是中国诸多被称为‘革命’的事件中首个名副其实的革命——即国家权力从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的转移。”贝塚茂树也在承认“中国共产党胜利已成定局”的基础上提出，必须将中国革命置于世界革命运动的脉络中理解。这些观点反映了日本进步学者开始从新的视角审视中共在抗战中的作用。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对于现代中国和中共的专门研究也提上日程，开始着手重建战后中国研究的机构。尽管后续研究主题日益多元，但抗日战争始终是串联日本近现代中国和中共研究的关键议题，这一趋势客观上带动了日本学界对中共抗战作用的进一步研究。其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等作为中共胜利的关键因素得到优先关注。

此外，冷战初期，日本对华政策深受美国东亚战略的制约，这导致日本获取国民党方面的史料相对便利，但对中共敌后的研究主要依赖战时留存资料，客观上造成学术聚焦的失衡。尽管如此，日本学界通过“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交流方式，仍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三）1972年至今：在新关系、新阶段、新视野下深化认识

1972年9月29日，中日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两国的文化交流迅速活跃起来。在后续不断波动的中日政治关系中，历史问题与民族情感的纠葛始终是两国绕不开的议题。伴随国际性交流与合作的增多及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日本学者在中共抗战研究方面推出了大量成果。除综合性研究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国共关系等一直是重要的研究课题。到了1990年代，日本的中共研究发生了从“革命范式”向“国家建设范式”的转换。这主要表现为，过往对抗日战争的研究以“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为叙事主线，强调中共领导的革命如何推翻旧秩序、建立新国家；而1990年代后的研究则更关注现代中国的国家形成过程，分析战时体制如何塑造了现代中国的国家能力，从而进一步拓展了研究主题。例如，在新范式下，敌后抗日根据地研究不仅聚焦各根据地的整体性和群众动员，还深入考察了金融、税收、贸易和土地政策等制度设计，揭示它们与新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连续性。在这一时期，日本学者不仅继承了过往的研究传统，而且积极吸收西方学者的理论成果，开展实证性研究，增加了对微观社会和战时个体的关注，并逐渐转向采用社会科学分析方法。再加上文化研究和后殖民主义等西方新视角的引入，突破“侵略与抵抗”和“支配与从属”等二元对立的研究成果愈发受到关注。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学术研究的全球化趋势以及对共同历史认知的不断探求，日本学界与国际的对话和共同研究出现了飞跃性进展。从2000年起，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联络中日美三国学者对中日战争（1931—1945）展开研究，多次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将相关成果汇总成论文集翻译出版。2006—2009年，中日两国政府牵头开展中日历史共同研究项目，双方将“侵略”一词作为对战争本质的共同定性表述，有力地反驳了日本右翼史观，促进了国际学界对相关历史的理性认识。此外，相关研究著作也非常丰富。据不完全统计，2000—2015年间，日本出版关于中国抗战史的著作197本，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诸多探讨。

二、日本学界对中国共产党抗战作用研究的基本论域

尽管日本学界对中共抗战作用的研究背景历经转变，研究态度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研究内容相对集中，基本论域主要聚焦于中共在抗战期间的军事作用、社会动员作用以及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军事作用

中共在军事层面发挥的作用是相关研究的起点与核心。日本学界认为，中共除了直接的战场贡献外，更通过理论引领、战术创新和战略牵制的综合方式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

第一，中共建立了独特的军事理论体系，以适应当时严峻、迫切的军事斗争需要。其中，日本重点关注毛泽东《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理论的实践转化。早在1937年3月，日本《外交时报》就刊登了知名中国通村田孜郎的《毛泽东的抗日作战论》一文，对毛泽东的抗日观点进行介绍。此时村田孜郎的态度以轻视和批评为主，认为毛泽东“竟敢宣称‘中国必将取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这是幼稚的，甚至是一种妄想”。他的这些言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日本对中共军队政治和军事活动影响的评估缺乏客观性。直到战后，日本学界才普遍认可中共军事理论的价值。日本学者马场毅指出，毛泽东提出了游击战争应成为战略相持阶段的主要作战方针，并强调“基本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一重要原则。马场毅认为这一战略思想后来直接指导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和八路军115师343旅在山东各地建立根据地的具体实践。菊池一隆则对游击战的特点及威力进行了评价：“广义上讲，整个中国实质上都采用了游击战进行抵抗。可以说，游击战是在武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利用本国国内的地利优势发动全民武装进行持久抗战的最恰当的战争方式。”

第二，中共依托地理环境建立根据地，形成了独特的“军事生态”。日本方面十分重视调查分析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早在1930年8月，日本驻华大使馆参事官桑岛主计和公使馆书记官好富正臣等人就实地调查了华中、华南地区的“苏维埃区域”并形成调查报告。报告指出，自中共在根据地施政以来，当地在经济和思想层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战后的日本学界则更多针对不同革命根据地的军事生态和社会状况进行了分析。阿南友亮通过实证分析具象化了广东地区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地理与社会场景。他指出，广东农民以村落和宗族为单位组织自卫团体，“军事化”的社会现实构成了中共军队建设构想的前提。正是在广东的尝试促使中共通过三个阶段建设军队：先通过土地革命等社会变革让民众为自身利益而战，再建设“人民军队”，最后向敌对势力发起军事行动。石岛纪之以太行抗日根据地为例，认为太行根据地的军事组织由脱离生产的正规军和游击队以及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等组成，最初发展程度不均衡，规模也不大，但到1940年下半年，太行全区的民兵已达近6万人，这使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态势就因民众武装的加强而出现了变化。野村浩一则对毛泽东的井冈山革命实践和武装割据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他指出，毛泽东试图从农民中“创造出作为革命领导主体的无产阶级”，而这种尝试以“根据地的确立和扩大为形式，正在现实中取得成功”。

第三，中共通过敌后游击战迫使日军陷入持久消耗战。山本昌弘指出，战争初期日军“一般士兵的军事训练几乎都是以当时的假想敌苏联军队为对象的常规战斗，几乎没有花费时间和精力在游击战术和战略上”，这使日军在面对中共敌后游击战时陷入被动。正如战时日军战报中所承认的，共军“不与国民政府军直接协同作战，而自主实行所谓‘敌后游击战’，扰乱日军的后方，并且在日军占领地区的间隙努力建设抗日根据地，组织群众及武装群众”，其“游击战术巧妙，势力与地盘同步扩张”。波多野澄雄等人进一步指出，中共的敌后方针具有重要意义，使战争得以向“长期的持久战”发展。菊池一隆也强调，抗日战争期间中共领导的军队对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成为中国能够实施持久战并逐步将拥有先进武器和强大军事优势的日本逼向失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尤其是百团大战及游击战术的实施使日军意识到了中共军队的特殊性——相较于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中共的“退避分散战法”更难以被常规军事手段消灭，且能通过蚕食国民党地盘、动员群众实现自身的实力而加以扩充。

（二）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社会动员作

日本学界普遍认为，除了军事动员和武装斗争外，强大的社会动员也是中共在敌后开展并坚持持久广泛的游击战争的关键举措。

第一，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动员。一是中共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构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古厩忠夫将统一战线形成的原因归结为三点：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及其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变化，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代表的城市抗日运动的高涨。他指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及其实践，是中共将人民的要求深化和体系化的过程，也是中共革命路线确立的过程，它对统一战线理论具有重要贡献。石岛纪之也表示，国民党的“安内攘外”论作为妥协政策实际上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欲望，而日本统治下的东北地区与国民党压制下的城市抗日民众运动对中共的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最终使国民党的“安内攘外”论被中共的“全民抗战”论所压倒。中国问题专家天儿慧则基于1935—1937年的国共关系认为，毛泽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的思维方法是同时追求统一与抗争。二是中共通过群众团体的系统化建设，构建了以工救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为代表的垂直组织网络，并依托抗日救国会等团体实现了战时社会动员的层级化整合。川村嘉夫高度评价了中共动员民众团体的协同机制，指出“抗战时期包括农民救国会在内的各种抗日民众团体被广泛组织起来”。内田知行则以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为例，分析了该会如何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成为中共领导下的抗日群众组织，在山西各地开展抗日宣传、军事训练和政权建设。

第二，保障抗战持续进行的经济动员。一是中共在根据地内部积极进行自主经济建设，灵活开展经济活动。1941年2—4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在其军报中针对中共在华北根据地的经济活动进行了研究，指出“他们以边区银行为中心，制定金融货币政策，建立经济产业体制，确立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以此为根基支援游击区并扰乱日军行动。野村浩一认为，中共在抗日战争期间发挥了类似“家族”的支撑作用，取代了传统家族的功能，在救济孤儿、提供就业、分配物资及生存策略指导等方面影响了民众心理，成为战时动员的关键因素。二是中共推动战时经济政策创新，实行“减租减息”等政策，缓和了阶级矛盾并保障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川村嘉夫重点关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背景下的“降租减息”政策，指出这一政策的实行促进了抗战第三阶段以后根据地的再次壮大，改善了农民生活，促进了生产发展，与国民政府统治区形成了鲜明对照。不过，田中恭子也指出，光靠减租难以发动大多数农民，必须同时开展反对贪污、黑地、恶霸和汉奸的“清算旧账”运动，才能实现农民阶级广泛受益的改革。三是与不同的地方势力合作，扩大自身实力。关日升在其研究中指出，满洲国建立后，作为地域社会经济和权力纽带的马车运输生意遭受了重大打击。在此背景下，中共与相关方合作，利用马车运输这一地域社会经济活动获取了大量军用物资和武器，并成功将当地各武装势力改编为中共力量。通过这种方式，中共的势力迅速扩大。

第三，重塑民族精神认同的宣传动员。一是加强革命话语体系构建，让救亡图存深入人心。石岛纪之指出，中共根据地内一开始残存着很强的封建社会关系，民众“被虐待、软弱无力、多疑”，正是八路军的干部们废寝忘食地反汉奸和恢复秩序，才向群众证明了中国军队有战胜敌人的实力，进而增强了民众抗战的信心。丸田孝志以陕甘宁边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中共推广公历政策与民间农历传统相结合对于群众动员的作用，强调中共借助民众自发的农历节庆、庙会、集市和民间信仰等元素，在社会动员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二是推动教育普及与思想改造。桑岛主计与好富正臣在调查报告中提出，中共通过宣传推翻帝国主义、惩治土豪劣绅等口号引发民众的共鸣，进而引导民众对共产主义产生倾向性。田中仁通过分析晋察冀边区涞源县的选举、宣传、教育等工作，以当时冬学运动的蓬勃发展为例，进一步证实了中共在基层的社会动员力和组织力逐步增强。笹川裕史等人的研究指出，中共敏锐捕捉到战时粮食分配不公源于农村社会的阶层差异，通过《新华日报》社论等批判土地陈报中田赋向大地主倾斜的现象，向民众揭露了农村社会的不平等。

（三）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日本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的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程紧密交织，与世界历史进程具有显著的同步性和紧密的关联性。立足全球史的宏大视野，探讨中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占据的独特地位及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可以为理解中共在国际历史格局中的意义提供更宏观的视角。

第一，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共同长期牵制日军主力，形成了对全球战场的战略配合。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耗了日本大量的战争资源，迫使日军无法全力支援太平洋战场。菊池一隆指出，在中国战场上，全民族性的游击战沉重打击了日本的侵略政策。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同盟军开始联合作战，战略上由相持阶段转入反攻阶段，中国大陆各地不断地发起局部进攻，牵制了120多万日本陆军，使日军难以向南方增加兵力，减轻了太平洋方面同盟军的压力。由井正臣也指出，自侵华以来，日本兵力一直不断增加，至1944年10月已增至504万人，占当时日本男性总数的14.6%，突破了其兵力动员的极限。但即便在中国战场上投入了规模庞大的派遣军，也没能给予中国致命的打击。尤其是在华北地区的中共根据地，尽管日军实施了“三光政策”等残暴手段，却依然未能撼动中共的抗日决心。

第二，中共支持并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扩大了反法西斯共识。吉田和树指出，中共的反法西斯宣传基于两个统一战线：一是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核心的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是“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1943—1947年，中共逐渐构建起独立的反法西斯逻辑，从依赖美苏框架转向依靠“人民民主”理论解释同国民党和美国的对抗。其逻辑内涵不断深化拓展，成为解释自身政权合法性的有力理论依据。西村成雄进一步指出，在1941—1942年这一关键阶段，中共通过统一战线成功将抗日根据地政权塑造为“共有的抗日政治空间”，并使其同全国抗日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政治空间实现紧密衔接与深度融合。由井正臣也强调，二战结束后，亚洲各国相继独立，这一成果是各国在摆脱日本军事占领的同时，与战后仍企图恢复殖民统治的英、法、荷等国进行顽强斗争的结果。中共不仅推动了国内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亚洲各国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中共凭借独特且独立的战略眼光自主参与战后国际秩序构建，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在战后能走上国际舞台，参与重大国际事务，前提和基础就是持久抗战，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的贡献更是不可忽视。高桥伸夫指出，抗战末期，中共为了利用美国的影响力给国民政府施压、进而实现联合政府，不得不接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环境的约束。但随着内战的临近，中共主动摆脱了这种束缚，显示出其在国际关系中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加藤公一也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从国际权力政治的角度来看，尽管中共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共是一个毫无主体性、被动“卷入”的受害者。相反，面对抗战末期出现的新局势，例如美国登陆中国作战和苏联对日宣战等问题时，中共展现出了极高的主动性和灵活性。中共巧妙地在美苏之间寻求平衡，为自己争取发展空间，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不断扩大自身势力。战后的国际新秩序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基础上构建的，而中国作为重要力量，理所当然地成为构建这一新秩序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三、对日本学界相关研究的评析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以往的西方学术研究中，关于中国抗战的研究相对不足，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所发挥的作用更是往往被片面地视为国民党的贡献。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日本学界对中共抗战作用的研究成果可谓相当丰富，其特点和倾向也相对清晰。

（一）中共抗战研究易受中日关系阶段性变化的影响

海外中共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政治晴雨表”的特征：当两国关系处于改善阶段时，学术研究会出现更多实证分析和肯定性的结论；当两国关系出现波折或恶化时，部分学术研究则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呈现负面结论。这种现象在日本学界的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长期以来，日本学界对中国抗战的研究往往与中日关系呈现显著的“政治关联性”。

在战争时期，日本学界的中共研究带有鲜明的政治和军事色彩，这主要源于反共防共的政治需求以及对华实施侵略的现实考量。从现有史料来看，当时日本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的关注主要来自军部、外务省等政府机构及其下属的情报机关，这些研究带有明确的战略目的性。虽然同期也有部分日本学者对中共开展过学术性研究，但就整体研究生态而言，服务于战争需求的研究确实占据了主导地位。“陆军‘支那通’”被普遍认为是当时对中国具有最丰富体验、持有中国情报最多的群体，是“日本最了解中国的专业人才”。战后，中日关系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发展历程。初期，受冷战格局以及日本追随美国政策的影响，中日关系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直到1972年邦交正常化。在此期间，甚至有日本右翼学者提出“中共与日军秘密合作”等缺乏实证依据的臆断。1972年，中日关系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迎来“蜜月期”，学术研究和交流呈上升趋势，左翼力量也日益崛起。但1980年代至今，日本历史教科书争议、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以及领土争端等一系列问题使得中日关系进入了“摩擦与协调并存”的时期。

中国自身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也引发了日本学界对华认知的微妙变化。回顾整个战后的中日关系，无法忽视历史认知与民族情感的纠葛。战后初期，日本社会和学界还存在对华“赎罪感”和“亲近感”，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步增强，部分日本民众的对华认知出现了转向警惕的趋势。这种社会心理的变化反映在学术研究中，表现为对“中国威胁论”和战略博弈等议题的关注度上升。在此背景下，日本学界的中共抗战研究也出现了右翼修正主义现象，部分右翼势力极力兜售所谓的“自卫战争史观”“解放战争史观”“英美同罪史观”“靖国史观”（“殉国史观”）。但即便在中日政治关系低潮期，日本学界仍保持着差异化的研究取向，例如，基于防卫省档案的军事行动微观分析从社会史角度考察了中共根据地的经济政策等，体现了学术研究的延续性和多元性。这表明，尽管政治因素确实会影响学术研究，但日本学界内部始终存在着超越政治干扰的学术独立性。

（二）左右翼学者在叙事立场上分歧严重

日本左右翼学者围绕抗战的研究立场差别很大。左翼学者通常会从反思日本侵略罪行的角度出发，右翼学者则试图为侵略行为辩护，甚至否定其侵略本质。这种差异在战后日本学界形成了持续性的学术争论。

战后初期，日本知识分子群体中存在着对明治维新后日本历史的批判以及对新中国的向往，他们认为，日本的近代化进程以失败告终，而中国正走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毛泽东思想作为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理论，对日本学界尤其是左翼思潮产生了深远影响，《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在当时成为广受欢迎的读物。这一时期，日本的右翼势力暂被削弱。但1980年代后，日本学界再次出现了显著的历史修正主义动向，如1993—1995年间，日本历史研究委员会围绕“如何总结大东亚战争”组织了一系列研讨会，并结集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炮制出一系列为战争翻案的言论。中村粲等人在书中妄言，是中国自身的衰落导致了后续的侵略和动荡，中国应对历史负责，而没有军国日本就没有今日的东亚。他们不仅将战争全面爆发的“间接原因”归咎于中国，更将战争扩大的责任推给了中共。同年，右翼历史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藤冈信胜发起成立“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直批“东京审判史观”，并将战后日本左翼进步势力对战争历史的深刻反省贬斥为“自虐史观”。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为他以日本民族为中心、否定侵略战争事实的近代史叙事铺路，试图通过歪曲历史认知来掩盖日本侵略战争的实质。

客观而言，任何简单的二分法都无法全面概括复杂的历史认知问题，多数日本历史学者的观点实际上处于争论的中间地带。例如，汉学家竹内好作为战后日本重要的左翼思想家，在反思日本的战争责任时却提出要对“战争二重性”进行再确认，即试图区分对华侵略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的不同性质。针对这种“战争二重性”的表述，思想史学者子安宣邦批评称，这可能导向一种自我辩护式的“靖国神社历史观”，即认为日本的战争为亚洲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开辟了道路，从而掩盖了日本帝国主义战争的侵略本质。实际上，我们不能仅依据“左”或“右”的标签来判断和评价这些学者及其观点，而是要理解其复杂性和矛盾性，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获得更为客观的历史认知。

（三）微观研究丰富，但整体性研究不足

日本早期出版了大量通史类的中共党史研究专著，其中也包括对抗日战争的研究。从近些年的成果来看，随着档案的开放和合作的深入，研究表现出“向下”倾向和对“个体”的关注，即在社会和地方层面进行实证研究，关注宏大战事背景下的动员、战争中士兵的个体经验与记忆、军事行动对社会民众的深远影响等更为广泛的抗战议题。例如，伊香俊哉探讨了战争记忆在两国社会中的形成及其演变，以突出战争对个体心理和社会集体记忆的深远影响；笹川裕史等人则将目光投向中国后方社会，分析了战时总动员对农村社会结构、经济形态以及民众生活的影响。正是由于对战时个体以及所谓“小人物”经历的重视，性别、阶级等维度才得以进入研究视野，抗日战争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宽，为理解战争对社会、文化以及人性的深远影响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思路。

但我们也要看到，这种特点和倾向本身具有两面性。微观研究一方面确实拓展了抗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研究重心的转移。近年来，随着对抗日战争时期微观层面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看到这类研究侧重战术细节与局部影响，但较少讨论这些事件如何塑造中共在整个抗战史中的角色，整体上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总体上，与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系统研究相比，日本学界在中共抗战研究方面差距较为明显。正如高桥伸夫指出的，日本学界一面呼吁摆脱以中共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中国革命史研究模式，一面被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历史所吸引，且这种情况至今仍未改变。换言之，日本研究者在追求更全面的历史理解的同时，却难以找到一种既能保持独立性、又能有效重构历史的合适方法。这种矛盾心理导致了他们不愿意再对中共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而那些“细节惊人丰富，但整体所传达的信息却不甚明确的研究”却在不断增加。这种微观转向虽为研究带来了新视角，却也使得日本过往以通史类研究著称的特色变得黯淡，这种倾向导致研究陷入“见树不见林”的困境。

综合来看，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内容丰富且复杂，海外学界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也呈现出多样化。其中，日本学者展现出的独特视角、问题意识以及对史料的精细解读，对于我们认识其抗战研究历程——关注何种战争议题、使用何种方法、以何种角度观察战争、如何把中共纳入近现代史书写——具有参考价值。但需要指出的是，某些研究对国共两党持有或褒或贬的极端立场，导致其结论过于主观。还有部分日本史料细节上多有错漏，亦须加以甄别。对于部分否认日本侵略战争责任的历史观，我们也应毫不妥协地表明：绝不容许为侵略战争翻案。我们强调牢记历史的目的绝非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冯子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韩强：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文发表于《国外理论动态》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