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理论学术研究观点要览

马克思主义篇

　　从多层面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进行研究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对今后5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学者们认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是我们党制定政策、谋划发展的基本遵循，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人民至上。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十五五”时期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并强调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深刻的全局性、战略性意义。有学者指出，“十五五”时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激活中国式现代化全要素动能的“关键一招”，为民族复兴伟业构建长期制度优势。学者们认为，《建议》提出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为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提供了科学指引。《建议》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体现了鲜明的系统思维与底线思维，对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有着重大指导作用。

　　学界从不同层面对《建议》内容进行了研究。在经济建设层面，学者们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十五五”时期必须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建议》牢牢把握了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为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多个方面作出明确部署。《建议》提出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实现“放得活”与“管得好”的有机统一。在政治建设层面，学者们认为，《建议》部署了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重大任务，对于巩固和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调动全体人民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文化建设层面，学者们指出，《建议》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任务，对文化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指明了“十五五”时期文化工作的前进方向。在社会治理层面，有学者指出，应当按照《建议》的要求，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在实践中抓好各项重点任务的推进落实。在生态文明建设层面，有学者认为，《建议》进一步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习近平文化思想学理化阐释受关注

　　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后，学界持续进行了深入研究。有学者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系统解答了“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课题。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系统完整的开放性科学理论体系，蕴含着深刻的原理性、原创性贡献。有学者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文化本质论、文化使命论、文化建设论与文化方法论四个方面实现了创新性发展。学者们认为，“两个结合”是我们党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推进习近平文化思想学理化阐释应当推进对文化、文明的认识，把握好“两个结合”之间的关系以及魂脉与根脉之间的关系。“两个结合”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第二个结合”生成了新的文化生命体，为破解现代化困境提供了中国方案。基于“第二个结合”而形成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用贯通”，引领中华文明别开生面，指引我们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为实现新的文化使命搭建起基本实践框架。学者们认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思想文化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具有深刻必要性。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逐步确立文化自信，习近平文化思想大大推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建设。有学者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守正创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秉持开放包容进行文明交流互鉴，创新性地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

　　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是学界热点

　　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是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时代责任，也是2025年学界的热点。有学者指出，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原理性创新”探索，拓展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性创新和学理性升华。学者们提出，体系化研究阐释重在广度拓展，学理化研究阐释侧重深度发掘，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学理化，必须处理好政治性与学术性、学术研究与问题导向、学理化与大众化等若干重要关系。整体性视野、学术性表达、规律性认识是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主要方法。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得到广泛关注。面对西方的学术垄断，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已迫在眉睫。有学者认为，应当加快构建学科、学术、话语“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以回应国际的质疑。有学者认为，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背离唯物史观因而不能照搬，要在科学世界观的坚持运用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顺利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具有引领地位，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有学者指出，构建马克思主义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要把握重要性、增强自主性、完善体系性、突出创新性。有学者认为，“两个结合”是中国自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知识体系建构的基本路径。有学者提出，构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应当基于党的文献与实践经验，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借鉴吸收相关学科理论方法以及人类文明优秀成果。

　　（作者李建国、陈星辉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经济学篇

　　学者关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福利效应、具体机制和实现路径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也是中国经济的巨大优势之一。在地缘政治冲突和国际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经济学者们深入分析了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福利效应、具体机制和实现路径。研究表明，在供给侧，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将显著提升上下游以及整体产业链韧性水平，其内在机制表现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生产成本削减。特别是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促进市场多元竞争及激活要素自由流动，推动竞争范式从价格博弈向多维创新跃迁，从而有助于遏制“内卷式”竞争。在需求侧，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显著提升了国内消费者福利水平，因为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了最终品跨区域贸易、中间品跨区域生产和跨区域复杂循环生产。在跨区域协作的国内经济大循环中，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了东部地区福利收益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从而缩小了地区收入差距，促进了共同富裕。

　　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分析了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实现路径。一是加强法治保障。二是统一市场基础规则。三是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此外，学者们还发现，公开透明的政府采购以及地方政府引导基金的跨区域投资，也都显著地促进了城市间的市场整合。

　　深入探索内卷式竞争的形成原因

　　市场的主体是企业，市场的灵魂是竞争。因此，规范企业之间的良性竞争是构建统一大市场的动力保障。内卷式竞争表现为行业中的企业数量过多，产量增长速度过快，造成企业利润水平快速下降。为了生存，企业之间进行低水平的恶性竞争，并且陷入了一种“囚徒困境”，最终伤害了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有学者分析了内卷式竞争的后果：在微观层面，它削弱企业盈利能力、抑制创新投入，恶化资产负债表；在中观层面，它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削弱产业协同效应，并导致生态劣化与技术迭代停滞；在宏观层面，它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加剧经济波动、降低经济韧性并导致宏观经济结构失衡。因此，内卷式竞争已经成为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堵点之一，阻碍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学者们从多个角度概括内卷式竞争的形成原因。从市场的角度讲，是供大于求引发价格战，准入门槛相对不高和创新不足导致同质化竞争。还有产业链的压力传导，即行业巨头在应对激烈市场竞争时，常将压力以不同形式转嫁给上游供应商。从商业形态的角度讲，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是“数字化内卷”。大型电商平台凭借技术与资本优势掌握了数据、流量和算法，形成了对传统企业的相对优势地位，而生产端企业因组织松散和规模较小，很容易被电商平台卷入低价竞争的困境。从地方政府的角度讲，在经济转型期，地方政府基于晋升激励，会通过补贴和税收优惠对本地产业进行干预，塑造了一种非中性的竞争环境，迫使企业陷入“政策套利—低效扩张—产能过剩”的恶性循环。因此，要治理内卷式竞争，就必须对症下药。一是加快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突破“低端锁定”困局；二是优化产业组织结构，促进企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三是优化数字平台规则体系、践行数字技术负责任创新机制、加强数字平台行业自律；四是优化营商环境，规范地方政府竞争行为。

　　提出培育壮大耐心资本的政策思路

　　构建统一大市场需要立足长远，摒弃短视主义，这就要求培育壮大耐心资本。耐心资本有助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新质生产力。已有研究表明，一方面，耐心资本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耐心资本通过投资机构注入战略性资源和提升管理水平，有助于企业韧性提升。也有学者指出，当前耐心资本的发展存在一些障碍，突出地表现为短期激励和长期激励不相容、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不相容、产业发展目标与市场自发配置不相容等问题。

　　学者们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了培育壮大耐心资本的政策思路。首先是完善资本市场的制度设计，这包括耐心资本在“募、投、管、退”全链条上的运行机制。在募资端，要建立多元化的长期资金供给体系。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养老基金、保险资金、主权财富基金、捐赠基金、共同基金等是重要的耐心资本来源。在投资和管理方面，要发展多元化的适配运营模式。例如，对于初创期企业，应充分发挥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的作用；对于成长期企业，应充分发挥私募股权、政府引导基金等投资机构的作用。要健全监管体系，规范耐心资本发展秩序。产业与金融创新的深度耦合，在提升金融服务效能的同时，也潜藏着不容忽视的技术风险，暴露出一定的“监管空白地带”。因此，必须不断完善资本市场法律法规。最后，在退出端，要构建灵活多样的退出机制，打通耐心资本的循环路径。具体的退出方式包括发行上市、并购、企业回购、协议转让等。其次是大力发展风险资本。面对高度不确定的创业环境，风险投资能够更好地权衡高风险和高收益，从而有助于新创企业增强韧性。再次是积极发挥国有资本和政府引导基金等国有耐心资本的“压舱石”作用。目前的问题是，要将市场导向和容错率纳入国资机构的考核体系。

　　高度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对不同类型的劳动者带来的冲击

　　以ChatGPT、DeepSeek为 主要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AI）技术的问世，标志着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与以往的人工智能相比，新一代人工智能既强化了就业替代效应，也带来了就业协同效应和就业创造效应。因此，经济学者们高度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对不同类型的劳动者带来的冲击。为了度量人工智能对不同职业或岗位的替代程度，学者们开始采用大样本的企业在线招聘数据来构建不同职业的“AI技术暴露度”。

　　从岗位类型上看，研究发现，AI技术暴露度较高或者更容易被AI替代的职业，主要是受教育程度要求较高和薪资较高的白领职业，包括会计、编辑、销售及程序员等。这与外国学者揭示的劳动力市场“极化效应”是一致的。而且，AI技术暴露度越高，企业对这类劳动力的需求就越低。从就业新形态上看，企业对AI的应用增加了对灵活用工的需求。一方面，人工智能降低了企业要求灵活用工人员所具备的技能数量，实现了对工作任务的简化和标准化；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减少了企业招聘较低学历、较低工资、较少经验的全职员工的数量。这两个驱动因素，都会导致人工智能增加企业灵活用工的需求。从年龄结构来看，人们担心的是高龄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不过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情况并不悲观。因为企业引入AI、机器人之后，会推动劳动者的常规任务向非常规任务转化。事实上，经验研究表明，机器人应用为高龄劳动力带来显著的工资溢价，并且高龄劳动力在就业前景和工作满意度方面也显示出更积极的回报。这说明，在老龄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高龄劳动力与AI技术能够形成互补协同效应。

　　从多个维度总结中国企业出海的模式转变

　　随着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持续深化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不断凸显，中国企业从“走出去”迈向了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国际化布局。学者们从多个维度总结了中国企业出海的模式转变。一是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再到规则出海。这既源于数字技术革命带来的规则重构窗口期，又是企业突破发达国家技术壁垒、构建全球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有学者发现，在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中国民营科技企业正从标准参与者逐渐变成了规则主导者，最终将形成技术标准与市场规则的双重竞争优势。二是从侧重产品出口的轻资产模式，转向侧重海外投资建厂的重资产模式。三是出海目的地由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向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市场转移。四是从零散出海到抱团出海，特别是链主企业主动进行战略性布局，然后供应链企业跟随式响应。

　　面对“不出海，就出局”的严峻挑战，中国企业的出海战略和格局有待优化提升。学者们从多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一是加强创新，以专利保护构建竞争优势。经验研究表明，出海专利显著地提升了中国专利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且对中国出口的国外增加值也具有提升效应。二是加快数字内容平台建设，发挥数字经济的后发优势。数字内容平台通过提升海外流量获取能力，增加了贸易伙伴对“中国制造”的注意力配置，可以显著促进中国出口贸易额的增长。三是利用人工智能等前沿数字技术。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有利于稳定进口供应链、固定企业生产链和拓宽出口销售链，从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作者聂辉华、胡泽林、方明月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政治学篇

　　对“中国之治”的经验提炼与制度比较继续推进

　　政治学界对“中国之治”的经验提炼与制度比较继续推进：一方面聚焦顶层设计，强调政治统领、长期规划与部门协同以应对超大规模国家的组织、协调与风险治理；另一方面转向信息机制，如讨论“内参”如何缓解信息不对称与“上行过滤”，以及政务平台、12345热线与“接诉即办”等如何搭建国家—社会双向通道，从过程层面刻画治理运行逻辑。全过程人民民主仍是高频议题，研究大致沿理念阐释、机制分析与中西比较展开：宏观层面强调其超越单一选举尺度，贯通选举与协商、过程与结果；中观层面聚焦各层级协商、回应性制度等，凸显政协作为“基座型平台”的网络功能以及“开会”“调研”“督办”“考评”等实践操作的价值；微观层面则揭示中国公众民主观“协和有道”、重秩序与重实效的特征，并指出数智技术既强化国民认同，也在信息过载与算法茧房中催生更趋多元化乃至碎片化的诉求。

　　与之相对，西式民主困局仍是重要参照。相关研究多从结构性不平等、政党空心化、媒体极化与身份政治撕裂等解释代议制合法性滑坡；制度层面强调否决政治膨胀、分权制衡低效及代表机制在资本与选民双重压力下的失灵；文化层面指出“文化战争”持续削弱社会整合。进一步分析认为，大众民主与宪政民主、人民主权与政治代表之间的张力，为民粹主义循环提供土壤；冷战后部分左翼转向自由主义叙事，弱化了对社会经济议题的关注，间接为当下西方的右转创造了空间；国内讨论也在批判选举式民主易陷入寡头统治的同时，反思“全球南方”照搬西式选举民主而陷入分利博弈的现实，强调警惕西方话语霸权，立足中国经验推进民主理论的再认识与再分类。

　　“全球南方”议程升温带动后发国家现代化研究回潮

　　围绕“全球南方”话语，国内研究既追溯其从“第三世界”与不结盟运动到当代的演进，强调其兼具地理经济概念与政治身份/集体行动框架，也结合中国外交实践讨论中国作为典型南方国家、桥梁国家与制度供给者的多重角色，并指出近年G20、新开发银行、“一带一路”及相关峰会围绕融资、债务、安全、气候等议题搭建新平台，推动南方协作并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抓手。“全球南方”议程升温也带动后发国家现代化研究回潮，讨论更突出政治因素对发展与国家建构的影响。经济议题研究强调国家能力与政治庇护支撑的发展意愿对印尼工业化与改革走向的影响，提醒埃塞俄比亚族群联邦制与发展型国家动员之间可能存在的张力，亦指出技术官僚与金融寡头结盟且缺乏制衡使拉美的私有化等改革易偏离包容性发展；国家建设研究则强调非洲资源型国家能否将资源转化为国家建构资本，取决于包容型精英联盟与资源配置能力的结合，历史创伤对合法性与信任的长期侵蚀同样关键，并讨论战争动员、战后重建、军人政府合法化等对东南亚国家再整合以及政治吸纳与权力分享等制度差异对族群冲突后果的影响。

　　与此同时，后发国家研究的上升也推动对经典理论边界的再检验：财政国家理论被指出依赖西欧历史路径、跨区域推广需情境化修正；民主和平论的重估提示在更严格的控制条件下结论并不成立；进一步的反思转向政治学知识生产本身，把国家理论、民主理论、发展理论等与其诞生的世界体系与政治/文化语境联系起来，或比较不同国家学术共同体在意识形态、学术市场与政策需求等多重压力下的范式选择与议题设置，从而凸显植根中国实践、面向“全球南方”经验的比较政治学在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的增长潜力。

　　人工智能与政治的讨论持续升温

　　人工智能与政治的讨论在国内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界继续升温。一条重要线索是“技术权力”框架：研究指出，在算法、算力与数据高度集中于少数科技巨头的条件下，平台企业不仅重塑舆论结构与信息流向，也在内容治理、算法推荐与规则制定上扮演某种“准立法者”的角色，从而改写国家—市场—社会的权力边界。以美国为例，政府对云服务与数据安全的依赖，使科技巨头在AI监管议程中拥有实质影响；在“全球南方”，跨国平台通过数字基础设施、支付系统与城市智能化项目嵌入地方治理，引发“技术殖民”“数字依附”等讨论。有学者指出若任由科技巨头主导AI发展，自动化替代将加剧失业与贫富差距，亟须以制度改革与社会行动加以制衡。同时，AI作为治理工具也成为制度分析焦点：学界关注算法偏见与“黑箱决策”对程序正当性与可问责性的侵蚀；在欧美选举中，生成式AI与定向投放降低动员成本却放大虚假信息与操纵风险；国内研究也注意到生成式AI对敏感议题的过滤可能压抑情绪表达与参与需求。相对地，越来越多实证研究评估AI在政务服务、社会救助与基层治理中的赋能效应，强调在制度配套与监管约束下，AI可通过风险分层、舆情监测与资源调度提升政府响应与决策质量。

　　国际层面，AI竞逐正在重塑权力结构与安全格局：一类观点强调开源大模型有助于降低门槛、推动扩散，另一类观点则认为通用人工智能门槛仍高、可能强化少数国家与企业的垄断。围绕跨国AI治理，有研究以风险水平与风险可识别度为轴，概括国家间关系的不同类型及其转换条件。在安全议题上，“算法战”“认知战”讨论升温：智能算法提升武器系统自主性并抬高误判风险，生成式AI则通过规模化生成与深度伪造重塑公众感知，使传统冲突治理更不确定。学界强调应避免以冷战逻辑或绝对安全迷思解读技术竞争，并推动兼顾发展与安全的包容性全球AI治理。

　　对大国外交与国际秩序走向的讨论升温

　　特朗普回归使学界对大国外交与国际秩序走向的讨论升温。相关研究多将其“美国优先”的务实收缩视为孤立主义回潮，并把反多边主义、反全球主义与弱化价值观外交概括为“民粹主义外交”，指出其拥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但仍受国内外制度约束。由此，贸易管制、经济制裁、相互依赖武器化乃至核威慑等国际竞争工具箱得到系统关注：竞争态势变化会重塑国内联盟结构与政策影响力，进而影响出口管制与产业政策；制裁研究强调威胁可信度、要求强度与承诺可置信性对效果的制约；大国竞争促使部分霸权国在非对称依赖网络中更频繁地动用相互依赖武器化策略；核威慑讨论则指出在“霸权焦虑”驱动下，核力量与常规力量的边界模糊与门槛降低可能抬升误判与升级风险。同时，国际秩序变革研究将秩序合法性与崛起国能动性结合，讨论重塑、调适、继承与失序等转型路径，注意到中国多通过话语宣介与公共产品供给提升秩序合法性；“全球南方”国家如印度亦在不同角色中参与秩序变迁，但内部竞争与碎片化被视为现实掣肘。

　　冲突议题持续深化。俄乌战争、巴以冲突、南苏丹内战及东南亚争端等推动学界从政治沟通、经济根源与信息治理等角度重审暴力机制。相关研究强调在政治过渡与国家能力薄弱情境下，暴力可能成为精英讨价还价与权力再分配的工具，也指出不同类型的相对剥夺会对恐怖主义与极端动员产生差异影响；而在政府能力不足时，内容治理与网络关停等信息治理手段可能反而激化不信任与冲突。也有观点将冲突集中与美国战略收缩联系起来，认为霸权撤退留下的权力真空易诱发多方竞逐。武装冲突、气候变迁等跨国风险凸显全球治理主导权问题。如特朗普再次退出《巴黎协定》叠加“全球南方”更强烈的诉求，推动对中国—全球南方合作与领导力的讨论。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则强调国际信任与国内正当性对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重要性，并关注国际组织如何通过合法性叙事、议题联盟与规范创新自我合法化、应对大国“退群”，以及主导国国内政治支持如何影响其应对策略。

　　（作者周礼为、刘颜俊分别为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安全研究院讲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党史学篇

中共党史研究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学理化体系化研究阐释党的创新理论，围绕重要历史时间节点深化拓展专题研究，从基本理论和基础问题入手，推动构建党史党建研究自主知识体系，不断提升党史学科的研究能力和水平。

　　着力于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史研究从历史深处探索和反映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底蕴、内在机理和新时代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撰写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报告》在全球南方现代化论坛上发布，梳理和概括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来源和历史探索，认为此前没有先进理论的指导，没有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的领导，中国的现代化没有也不可能取得成功。直到党成立后，寻路探求、奠基开创、深化探索、推进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具体地、历史地充分证明，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有学者纵观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提出党是领导国家现代化转型的政治核心和主体力量，不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实践创新。有学者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叙事，强调要统筹“事实分析”与“话语建构”，深入考察党探索破解现代化问题、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历史进程和历史事实，以唯物史观筑牢哲学基础，以大历史观拓展理论视野，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历史底蕴，以现代化共同特征凝聚广泛共识，以国际传播增强世界影响力。

　　深入阐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和正确二战史观

　　中国抗战史研究在广泛而深入的基础上聚焦抗战胜利的历史原因和关键所在，围绕中国抗战的历史逻辑及其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等方面，出版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著述。有学者从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面抗战路线、抗日战争主战场、伟大抗战精神等五个方面，系统阐述了党在抗战中的重要历史地位、决定性作用和巨大贡献，深刻揭示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所在。有学者把中国抗战史放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世界和平发展中，深刻阐述中国抗战的世界历史意义，指出党始终带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开辟并长期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成为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中流砥柱。该文在铭史增信、以史为鉴的意义上强调，要深化抗战史、二战史研究，努力为人类和平事业贡献哲学社会科学力量，守护正义，共同阐释正确二战史观；携手前行，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凝聚力量，共同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理支撑。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编的《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系统论述东方主战场、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大西洋战场、北非地中海战场的历史关系及其作用，构筑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与时代特色的二战史话语叙事，凸显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贡献，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的伟大形象。有学者对抗日战争史作了概论式研究，在建构抗日战争史宏观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阐明抗战史研究应坚持的基本观点，强调党的正确主张和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导作用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基本原因，进一步指出不能把14年抗战与8年抗战对立起来，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局部抗战与全国性抗战的区别与联系，中国共产党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性政治力量；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欧洲国家不重视东方主战场，不承认中国抗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极不公平的。有学者认为，以党领导的从华北、华东、华中到华南的抗日根据地为主体，构筑而成一个宏大的乡村抗战空间体系，广大乡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被广泛动员起来，实现全民族抗战，从而使中国抗战保持了举世罕见的持久耐力和不屈韧劲。有学者认为，《论持久战》对抗日战争的指导作用，特别突出地体现在政治指导、军事指导和思想方法指导等方面，科学回答了为什么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个关键问题。这也是党成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重要原因。关于南方局研究，学界以“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系统梳理了南方局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核心作用，强调南方局在抗战时期的革命斗争，深刻体现了为全民族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主动。这些代表性研究成果推动了抗战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持续深入研究党史重大事件和精神谱系

　　2025年是遵义会议90周年。关于遵义会议研究，有学者认为，遵义会议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毛泽东“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的重要论断，实际上是对建党以来党的历史经验的高度总结，科学概括了遵义会议在党史上所发挥的转危为安、在逆境中走向成功的决定性、关键性作用。有学者通过遵义会议前后的历史比较，深入论证了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由此，遵义会议深刻启示，必须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

　　2025年也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党史研究围绕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党的治疆方略展开，反映和揭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有学者从新中国决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必然性及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必然性入手，系统论证了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由来、依据、前提与基础，深入梳理了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探索与决策实施过程，并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进行了深入分析。有学者认为，和平解放为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政治基础；进一步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党政军各级组织，为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思想基础；民主改革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为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定了社会基础；人民民主政权的广泛建立，为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定了组织基础。有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边疆地区纳入整个治国理政框架，并将其置于重要的战略地位，在此基础上，“治国必治边”重要战略思想的提出，既是对党边疆治理经验的高度概括，也是对历代中央政府边疆治理经验的推陈出新，极大地提升了当代中国的治边战略水平，是当代中国边疆治理大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加快构建党史党建研究自主知识体系

　　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关键在于，把基本理论建设放在学科建设的首要地位，从基本问题和基本原理入手，深入探讨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路径与发展方向。在以此为主题的论坛和研讨会上，有学者指出，中共党史党建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现实指向和政治功能，若将其简单构建为纯理论化内容，则会丧失该学科应有的时代价值与实践意义。要深刻把握党史的基本内容、党的建设的丰富内涵以及党的领导的深刻要义，正确处理党史、党建与党的领导之间的相互关系，准确把握党史党建学的理论性、学术性与政治性、实践性之间的辩证统一。有学者提出，要运用好“三个基本路径”，一是树立正确党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政党观，二是做好理论构建和学理转化，三是构建高度一体化的党史党建学学科基本理论，同时运用好“四个宝库”，即党的理论、党史学理论与方法、中华传统史学有价值的理论、新时代党史党建学。有学者认为，党史党建学学科的主体理论包括初心使命论、精神动力论、国情论、时代观、社会主体论等。有学者强调，应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现代化、社会进化变革以及社会意识等方面的研究，纳入党史学研究体系。也有学者提出，应从党史党建学知识中心谱系、知识支撑谱系、方法论体系、价值观体系、叙述体系等方面，系统梳理构建党史党建学的知识谱系。有学者认为，要在“两个结合”基础上把握党的指导思想的创立、形成，并通过比较世界政党兴衰沉浮和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前途命运，阐述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世界意义。

　　（作者宋月红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新闻传播学篇

　　2025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持续推进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呈现鲜明的实践导向与高度的理论自觉。相关研究紧密回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与全球传播格局变革，议题不断拓展，学科规律研究持续深化，方法论日趋多元。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深化，自主知识体系体用通达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聚焦于中国化时代化，从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角度深入探寻。有学者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起源切入，总结其新闻观、宣传观和舆论观的形成，为理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最新发展奠定基础。有学者系统总结了“两个结合”给新闻传播带来的范式变革，阐释了如何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大量研究从理论逻辑论述了新时代中国新闻舆论工作的概念创新、范式转型和实践变革，深化了新闻传播学的理论之“体”。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时代化引领并重塑着新闻实践之“用”。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之年，学界围绕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为何变、向哪变、如何变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探讨。有学者立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关系，对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本质进行再界定。有学者讨论了重塑媒体生态的“技术构型、文化导流与商业扩展”三重机制，认为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并非渠道的简单叠加，而是整个行业运行底层逻辑的深刻变化。这些宏观层面的研究，着眼于体制机制变革的认识论，锚定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发展方向。

　　认识论上的发展延伸到实践论层面，围绕走好群众路线、改进文风等实践议题的研究大量涌现。有些研究结合《新莱茵报》读者来信、延安时期党的新闻实践等，进行概念的历史回溯与中西辨析；有些研究紧抓互联网时代走好“网上群众路线”的新要求，结合主流媒体全媒体业务实践，深入分析通过机制创新、算法升维、平台重构等坚持好“人民性”的路径与方法；有些研究对“短实新”文风的要求进行全局性的分析，对报纸、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等不同类型媒体的具体案例进行切片式剖析，探索文风建设的实践策略及长效机制。通过宏观体系建构与微观实践阐释的有机结合，中国特色新闻学自立自强的理论主体性与实践指导性得到进一步强化。

　　技术迭代触发生态重构，智能传播转向人机协同受广泛关注

　　随着2025年初中国自主研发的大语言模型DeepSeek正式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迭代加速，许多研究聚焦于人工智能技术主权和具体应用。在认知层面，一些研究深入剖析了DeepSeek崛起背后的全球话语权争夺，关注全球媒体话语体系的不对称性和国际政治经济的博弈，强调媒介技术主权的建构。在应用层面，大量研究将人工智能视作媒体数智化转型提质增效的工具，分析其在内容生产上降本增效、在叙事模式上多模态呈现、在舆情引导中精准施策的路径。亦有研究进一步指出，人工智能是传播生态中的新主体，其在人机关系中正经历从“辅助工具”向“决策大脑”的演进。

　　人工智能的深度应用也带来一系列挑战，相关研究不断总结问题、警示风险。有研究警示真实性挑战，指出智能体的“幻觉”易导致事实性错误，“内容繁荣假象”会侵蚀新闻的信任基础；有研究警示个体认知框架的窄化，指出推荐算法会塑造稳固的认知偏好，削弱公众进行复杂思考和自主判断的能力；有研究警示认知割裂的潜在风险，认为国内外基于不同数据训练的模型可能加剧不同文化国家公众的认知差异。

　　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相关研究指向“以人为本”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的再深化。一些研究从媒介哲学的本体论进行反思，强调需要推动人机关系范式从彼此独立的工具性“共处”，演进为深度互构、协同进化的“共生”。一些研究则结合实例，探讨人机关系的治理措施：在价值规范上，有学者认为要从“技术—伦理并行”转向“伦理先行”，利用可追溯技术为价值嵌入提供“护栏”；在技术规制上，有学者指出需推动信任模式从依赖个人的“人际信任”迈向依靠透明与问责制度的“系统信任”；在主体能力上，有学者呼吁培养公众的“算法素养”与批判性互动能力，将弥合数字鸿沟的重心落脚于人的主体性。这些研究普遍主张中国应从技术开放、安全可控与伦理坚守等维度，为全球媒介治理提供协同进化与包容性发展的中国方案。

　　围绕重大主题拓展研究，结合传媒实践探索规律

　　2025年是铭记历史、共创未来的重要一年，学界聚焦重大主题，回应时代命题。

　　围绕中国时隔30年再次举办全球妇女峰会，大量研究结合妇女的媒介使用状况，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维度，勾勒出技术、政策和文化共同驱动下媒介性别赋权的图谱。亦有许多研究警示了平台经济、算法逻辑与消费主义可能导致更为隐蔽和复杂的性别不平等。这些性别传播研究聚焦性别传播资源、性别话语权和社会性别结构，为数智时代以信息传播推动全球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提供了思想指引。

　　媒体活动在实现科技强国、文化强国战略目标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围绕科技创新、科学普及，相关研究将科技传播与乡村振兴、科学素养、国际传播等议题结合，分析其如何有效筑牢科学公信力，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围绕“村超”“村播”“村舞”等大众文化活动，短剧、游戏、网络文学等流行文化形态，及党的创新理论、优秀传统文化、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等，相关研究探讨了如何通过观念创新、数据赋能和策略精准化，将文化传播转化为优化文化生态、增强文化自信、推进文化认同的实际动能。

　　深耕区域国别精准施策，倡导全球治理重塑秩序

　　2025年，区域国别学正式成为一级学科。近年来，在多学科的滋养下，国际传播研究从宏观、统一的视野，日益走向精细化、交叉性。认识论层面，有些研究指出应彻底扭转“国际即西方”的认知惯性，将“全球南方”“一带一路”等作为重点场域，锚定具体的国家、区域乃至社群展开国际传播。方法论层面，有些研究倡导地方文化与全球议题共振的新型传播方式，强调以在地视角实施“一域一策”“一国一策”的定制化传播。这些研究标志着中国的国际传播事业正在迈向一个更注重语境差异、认知深度与实践效能的新阶段。

　　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这是中国向世界提出的第四个全球倡议。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信息全球治理亦成为热点议题。治理目标上，相关研究强调治理的核心在于纠正全球信息流的权力失衡，确保少数行为体不再垄断话语权，保障全球公众的信息获取权与表达自由。治理主体上，相关研究指出，“全球南方”正通过“替代性叙事”与建设性新闻实践积极重构国际传播秩序，中国应扮演积极的“赋能者”与“合作者”角色，推动全球“数字善治”。治理路径上，有研究从系统韧性出发，构建了“技术—组织—环境”三维协同的治理框架；有研究提出，要以技术共惠、多元主体参与、技术赋权管制的互联网治理，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些研究均强调中国应主动引领全球信息治理，在复杂的数字生态中重建公正、健康且富有韧性的传播秩序。

　　（作者李舒为中国传媒大学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杜钰婧为中国传媒大学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

法学篇

　　2025年，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我国法学界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本原理和路径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升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理化阐释和学术化研究水平。在研究格局上，传统部门法研究结合法律实践动态进行自觉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和更新，新兴领域研究也在不断拓展，围绕着人工智能科技发展、法典编纂等新兴议题继续推进，呈现出体系整合、学科交叉、多元推进的法学研究图景。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理化阐释不断拓展和丰富

　　2025年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五周年。在过去五年间，习近平法治思想以体系化的思想脉络和深邃的实践洞见为法治实践提供了全面的理论指导，引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完善。理论和实践是互补的，法学界针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思想内涵和实践意蕴不断深化研究和系统阐释，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引领性的学术成果，尤其是形成了方法论意义的自觉，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和中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与习近平法治思想进行有机结合的方法论路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针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全面部署，学界针对改革和法治的关系、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涉外法治建设以及数字法治等鲜活的时代命题进行了积极的学理阐述和学术拓展。同时，随着立法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法治政府建设不断完善，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法治社会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学界对于习近平法治思想如何更加全面深入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贡献了很多真知灼见，包括推进完善宪法实施制度、以法典化推动科学立法、通过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等命题，对习近平法治思想彰显实践伟力起到了学理化助推作用。

　　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层次提升

　　随着立法和司法实践的不断丰富，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不断走向成熟。一方面，中国的民法和刑法领域存在着大量鲜活的司法案例，为法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另一方面，法学界逐渐形成了自主知识体系上的方法论自觉，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提炼面向中国法律实践的标识性概念和命题。法理学、法史学和宪法学等理论性研究呈现出更为鲜明的本土特色，深化了面向中国具体立法和司法实践的标识性概念的研究，比如宪法中的备案审查。2025年是《民法典》颁布五周年，随着《民法典》司法解释不断丰富，民法学界针对经典民法议题和最新司法解释进行了更具体系性和教义化的探索。刑法学研究则秉持经典和现实的结合，既夯实刑法基础理论的本土化构建，同时也针对新兴科技领域的犯罪做出了积极回应，比如数据犯罪。程序法研究具有更强的时代性，回应了法律实践中出现的新兴需求和动态变化，例如探寻《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订规划背后的理论问题，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优化问题。行政法学界积极关注法治政府建设、自动化行政等热门议题，一方面致力于构建中国自主的行政法学知识体系，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需求；另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迎接以人工智能、数据要素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根本性制度挑战。

　　法典化研究的原创性层次日益丰富

　　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进程一直备受社会关注。2025年，生态环境法典的部分草案内容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标志着这一法典的立法进程的实质推进。法学界针对生态环境法典的结构、编纂技术、与其他部门法的协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法典化有助于实现规范整合和宏观协调，但生态环境保护跨度极大，如何有机协调成为理论难题。除了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一般性理论议题，法学界以绿色和预防原则为指导，结合生态环境法的跨域属性，针对生态环境法典总则和分则的关系、生态环境救济和补偿的责任基础、生态环境司法制度构建等热门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为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推进提供智识支持，同时也为该法典通过之后的实施提供理论支撑。

　　除了生态环境法典，其他领域的法典化研究也稳步推进，其中行政法、教育、刑事诉讼、卫生健康、劳动等领域的法典化设想引发较大关注，法学界针对这些领域法典化的形式、目标和协调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既包括一般性理论问题，如法典编纂的本质、宪法和法典编纂的关系等，也包括具体领域的特色问题，比如教育法典编纂的权利保障问题等。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进程，法典化将成为法学界研究的持续热点。

　　数字法学研究全面开花

　　2025年初，DeepSeek惊艳问世，这标志着中国数字科技发展迈向了新的台阶，成为世界科技竞争中的中坚力量。国务院于2025年8月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对人工智能发展进行谋篇布局。在科技进步和政策支持的大力推动下，数字法学研究视野更加开阔，研究主题更为多元，研究深度也不断加强。2025年，法学界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热门前沿领域开展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探究，既拓展了部门法的研究格局，也为政府监管和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劲的理论支持。具体来说，数字法学研究者在人工智能立法和归责、信息和数据保护、数据确权、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可版权性等问题上做出了大量代表性成果。

　　在人工智能立法和归责问题上，研究者针对中国人工智能立法的模式进行了激烈争论，主要问题涉及人工智能统一立法是否可行、人工智能治理的基本理念等。在人工智能归责问题上，研究者针对人工智能产品的侵权责任和刑事责任的归责基础进行了理论建构，展示出人工智能技术对传统责任理论的冲击。信息和数据保护并非全新问题，但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和大模型涌现的背景下，信息和数据保护呈现出很多新兴问题，比如数据集成对个人信息的冲击。随着数据产业的迅猛发展，数据确权问题不断引发争论，既涉及数据权属的划分，也关涉数据权利保护的机制构建。数据确权问题的争论最为典型。部分学者坚持在传统物权和知识产权框架外，创设新型数据财产权或数据资产权，强调其排他性、可交易性，认为这是激活数据市场的产权基础。反对者则认为，数据的非排他性、可复制性使其难以适用传统产权逻辑。他们主张放弃所有权思维，转向以“行为规制”为中心的数据保护机制。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法律实践造成的挑战是最为直接的，尤其是版权问题，引发的学理争论也更为激烈。著作权法是保护“人类智力创作”的主要规范。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否具有可版权性，否定论者坚守人类创造性这一原点，认为机器生成内容无论多像作品，都因缺乏“作者”而无法获得版权。折中论者则试图在实践中寻找出路，将判断重心从“谁生成”转向“人机协作中人类的创造性贡献”。

　　（作者郑玉双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2026年1月5日第10、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