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艳：海外学者关于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研究述评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根本指导思想，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外交工作紧密结合，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系统回答了中国应推动建设什么样的世界、构建什么样的国际关系，新形势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外交、怎样办外交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集中体现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海外学者高度关注习近平外交思想并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以海外学者关于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形成背景、主要内容和重要影响的认知为主线，梳理与评析近年来海外学界在这方面的相关研究状况。

一、关于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形成背景的认知

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在接见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与会使节时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判断。他指出：“正确认识当今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海外学者也有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似的判断，他们大多认为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正在被逐渐打破，而中国正是引发这场变局的关键因素之一。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日益成为区域性乃至全球性大国。英国国王学院教授克里·布朗（Kerry Brown）指出，中国目前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样的经济增长规模意味着，无论中国的愿景是什么，外界都会将中国置于更加突出的地位。中国的财富和贸易实力决定了其在环境、自由贸易、核不扩散等问题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认为，中国已成为美国的“对等竞争者”以及欧洲的“系统性竞争对手”。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通过“一带一路” 倡议扩展了其国际影响，建立了足以同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抗衡的海军。中国不再是一个区域性大国，而是一个全球性大国。美国皮尤智库研究员劳拉·西尔弗（Laura Silver）指出，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不仅体现在物质意义上，全世界听到并认真对待中国声音和观点的程度都在上升。

另一些学者认为，面对诸多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整个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进入了动荡变革期。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杜曼·泽克诺夫（Duman Zhekenov）等学者指出:“当前，国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世界格局正在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全球化导致全球资源重新配置；世界多极化正在不断调整着国际关系；社会信息化使世界各国的联系愈发紧密；多元文化在全球范围内交流互鉴。简言之，全球治理与国际格局正在迅速发生根本性变化。与此同时，世界上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也更加明显。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恐怖主义、网络安全、传染病和气候变化等非常规安全威胁正在全球蔓延。人类面临着许多共同的挑战。在此形势下，中国领导人为国际关系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还有学者认为，从2012年开始，中国就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巨大挑战。由于国际安全环境日益严峻，中国与邻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亚洲优先”策略曾一度使中国的地区环境复杂化，中国发展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在增加。

二、关于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的认知

习近平外交思想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海外学者认为，习近平外交思想中包含了很多新概念新思想，他们主要围绕外交决策机制改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国家间关系的构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等议题进行了研究。

（一）关于新时代中国外交决策机制改革的认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全面推进新形势下的对外工作，必须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改革完善对外工作体制机制，强化对各领域各部门各地方对外工作新局面提供坚强保障。”海外学者聚焦新时代中国外交决策机制改革，认为这些改革加强了党对外交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有助于推动跨部门的信息畅通和组织协调，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对外战略目标的实施。

许多海外学者认为，为了应对外交决策体系低效、信息无法实现共享等问题，习近平推动了旨在加强对外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系列改革。法国亚洲中心研究员、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主任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表示，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有必要引入更快速有效的决策机制，更好地协调政策实施。他认为，习近平采取的重要外交政策之一就是进行了相关领域的制度改革，包括推动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该委员会以处理国内事务为主，同时还担负一定的国际责任，比如边境管理和反恐怖主义；建立了两个领导小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建立了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这些改革的目标是清晰的，即通过向这些协调机构赋权来加强党对相关领域的领导。

海外学者普遍对以上制度改革的效果进行了积极的评价。他们认为，习近平高度重视顶层设计、底线思维、立体视角和协调统一，把外交提升到了同国内政策一样重要的高度，通过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了对外交政策的协调能力，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外交能力。美国国防大学高级研究员伍思诺（Joel Wuthnow）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立有利于打破条块分割的限制，更好地统筹处理涉及国内外的安全事务，并将有力推动决策力集中的“一揽子计划”，结束国家安全领域中不同领导小组、国家职能机构和军事情报组织各自为营的碎片化的局面。高敬文也认为，习近平推动的机构改革有助于更好地协调机构间的决策并加快执行进程。这些改革有效地服务于中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减轻了政府面临的安全风险。换言之，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更好地捍卫了安全利益，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二）关于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认知

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在2018年6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的主题。作为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历史使命，海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涵进行了解读。

首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维护领土和主权完整。部分海外学者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一种共识根植于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它根源于中国百年屈辱史，因此维护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对中国摆脱屈辱的记忆至关重要。芬兰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高玉麟（Jyrki Kallio）通过研读中国官方的历史著述提出，“复兴”是指洗刷掉过去殖民权力和战争带给中国的屈辱，进而巩固领土和主权完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中国梦的实现与捍卫和巩固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密切相关。

其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恢复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国际地位。不少海外学者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奋斗目标，也是新时代凝聚人心、共同奋斗的基础。牛津大学教授罗斯玛丽·福特（Rosemary Foot）认为，中国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指回到中国光荣的过去，并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主要作用。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学者玛丽亚·阿黛勒·卡拉伊（Maria Adele Carrai）指出，目前西方学术界和政界对“中国梦”的内涵还存在争议，但它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对过去五千年文明的怀旧。其叙事方式是面向未来的，通过唤起对过去的记忆，包括百年屈辱的创伤和千年文化传统的荣耀等叙事方式，为政治行动者和普通民众构建一种看待和阐释世界的方式。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客座教授白若思（Gordon Barrass）等认为，中国旨在恢复几个世纪以来所享有的区域主导性地位，同时将中国的影响力拓展至更广阔的范围。

此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意味着经济发展与民生福祉。有部分海外学者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种经济意义上的考量。比如，布朗认为，习近平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更加注重提高民众福祉，并且在国际上追求智慧与文化意义上的存在，而非拓展地缘意义上的战略空间。哈佛大学教授马丁·怀特（Martin Whyte）提出，“中国梦”的核心意思是中国应该延续过去几十年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使中国最终可以达到一个动态的目标。该目标的最低限度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高限度是赶上美国、日本和发达的欧洲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三）关于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高瞻远瞩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对外工作的总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已被多次写入联合国及其他多边机制文件中，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不少海外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源于中国古代文化，是中国关于构建世界秩序的理想。

一些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源于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与古代中国“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思想相联系。很多学者探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来源。黎安友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知识和文化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他引用中国当代学者阎学通、秋风和赵汀阳的观点分别分析了道德现实主义、儒家的普世性和未来的天下观。他认为，“兼容的普世主义”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相似。芬兰国防大学高级研究员马蒂·普拉宁（Matti Puranen）分析了古代中国的“天下体系”，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受到了天下体系的启发。高大伟（David Gosset）注意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礼记·大同》篇以及近代孙中山、李大钊、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一脉相承，认为它是21世纪中国对传统的大同社会思想的新表述。

另一些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关于世界秩序的概念，它顺应了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的趋势。意大利共产党国际部主任弗朗切斯科·瓦莱里奥·德拉克罗齐（Francesco Valerio della Croce）认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实现全球包容、发展与和平的崭新方案，标志着一种新的世界精神，即多边主义、共同发展等理念走向世界。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川岛真（Shin Kawashima）认为，习近平将“新型国际关系”视为外交哲学。这种新型关系以“双赢合作”和“正确的义利观”为基础，描述了以利益为中介的国际互动，并通过这些互动形成“朋友圈”，最终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已将“一带一路”倡议定位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平台。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政治与安全事务高级研究员纳德吉·罗兰德（Nadege Rolland）认为，中国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升为中国对改善世界秩序的愿景。

也有一些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例如，黎安友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每个组成部分都在试图同美国的外交政策做对比。比如，‘主权平等’指中国不会像美国那样侵略和制裁别的国家；‘国际关系民主化’意味着中国不会作为自我定义的世界秩序维护者而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对话和协商’、‘共同安全’、‘双赢合作’与美国肆意利用其军事和经济实力胁迫别的国家形成鲜明对比。”事实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于全人类的整体利益，为全球治理转型带来新思路，将其仅仅局限于与美国外交政策针锋相对是片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响应了国际社会关于公正合理秩序的呼吁，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还有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含义上还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比如，“中国如何处理与其他国家的政治不信任问题？中国将会用什么样的力度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目标，同时也是一个过程，它的实现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广泛参与。对于海外学者对这一理念的不当解读，需要在进一步的国际传播中予以澄清和回应。

（四）关于中国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认知

共建“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思考人类前途命运以及中国与世界发展大势，推动中国与世界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提出的倡议。“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中国方案，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

在很多学者看来，“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是中国外交战略转向更加奋发有为的标志。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对推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在2020年3月发布的一项报告中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全球战略的标志性工程，也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在其提出之后的短短几年时间里，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项目的贷款远远超过了所有主要多边开发银行相应贷款的总和，中国在世界各地资助和建设了大量的基础设施，既满足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也填补了美国及其盟友和多边开发银行留下的空白。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发起的升级版全球化正在逐渐弥补西方版全球化的不足。捷克科学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胡北思（Marek Hrubec）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的综合性项目对全球发展和世界改革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其积极影响在未来可能会更多地表现出来。“一带一路”倡议非常符合世界各国试图寻求新替代方案的全球趋势。

当前，海外学者高度关注“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情况，研究视角从最初的以规范研究为主逐渐转向以实证研究为主。相关研究可大致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经济视角。这类研究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解决中国国内工业产能过剩问题或中国西部的经济发展来带动中国整体经济增长。比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弗林特·莱弗里特（Flynt Leverett）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倡议，也是中国调整其宏伟战略以应对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和战略挑战的主要渠道。第二，话语策略。这类研究将“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进行对比，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中心秩序的话语建构。英国兰卡斯特大学高级讲师、瑞典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员阿斯特丽德·诺丁（Astrid Nordin）认为，中国试图在修辞上将这一倡议定位为亚洲乃至新世界的领航者。第三，全球方案。这类研究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标志着中国把经济外交提升到了中国外交的核心地位，代表了中国倡导构建以中国为主导的工程和制度网络，以使中国在与美国及其主导的世界秩序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英国华威大学学者彼得·费迪南（Peter Ferdinand）认为，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基于他对当前全球形势的理解，也是其关于发展的中国方案。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落地，这一倡议也受到了一些欧美学者的质疑。有学者提出，某些项目导致一些国家出现债务困境，令其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增加。此外，实施的项目缺乏透明化管理，有可能滋生腐败或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事实上，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项目涉及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是难以避免的。这些欧美学者提出质疑并非基于这些项目本身，而是因为某些项目在特定区域内与欧美国家形成了战略竞争关系。正如印度学者维贾伊·沙胡杰（Vijay Sakhuja）所言，尽管“一带一路”倡议起初受到了许多国家的欢迎，但是自2017年以来，它受到了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的挑战，这些国家与中国存在利益交叉和争端分歧。

（五）关于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的认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与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许多海外学者对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加强同周边邻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一些海外学者聚焦新型大国关系，特别是围绕中美双边关系开展研究。布朗将新型大国关系视为习近平提出的众多外交政策概念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他指出，这一概念的核心是相互尊重和坚持平等的理念。对中美关系持乐观态度的学者认为，中美两国具有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和客观需求。比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指出，中美之间的冲突不是必然的，两国有时间和机会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斯蒂芬·哈德利（Stephen Hadley）表示，中美具备实现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首先，中美关系中不存在导致两国走向对抗的传统因素。其次，中美两国在经济、金融和贸易上日益相互依赖。随着中国日益成为全球大国，中美之间的利益汇合点会越来越多。原先两国有分歧与争执的问题也可能会变为合作的动力。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分析了美国对新型大国关系概念产生怀疑的原因。他认为，美国从来没有接受别国提出的地缘政治框架的传统。美国担心承认这一概念不仅意味着美国将在中美关系中失去主动地位，而且还意味着美国承认了自身的衰落。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分优先等级的，中国对周边国家外交事务的优先性原本不及对美国、俄罗斯和欧洲等大国的外交事务。但是，如果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开展，那么中国会更加重视周边外交。加拿大学者斯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认为，中国自2012年以来就增强了对发展周边关系的责任意识，因此对自身国家角色的理解和界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不再仅仅满足于参与秩序建设，而是为影响区域秩序和构建新型区域关系付诸积极努力。川岛真认为，中国将“正确义利观”作为关键的外交理念，推动将“一带一路”倡议纳入了构建以合作共赢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努力。如果没有这种哲学基础，中国的邻国可能会认为，中国不断提高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只是为了获得自身的经济利益。

此外，一些海外学者还注意到中国强调与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发展”。史密斯认为，中国越来越多地以友好的发展主义立场制定经济外交政策，由此将负责任地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统计，中国在海外的贷款于2018年就达到了1.6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流向了发展中国家，远远超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占的份额。福特认为，习近平在讲话中多次强调了“共同发展”的理念，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不会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代价。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尤其是资助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兑现发展承诺的主要体现。

（六）关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认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公平正义的全球治理是实现各国共同发展的必要条件。我们要继续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继续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许多海外学者认为，中国自从获得二十国集团成员资格之后，便开始以“塑造者”、“创始成员”和“核心参与者”的身份参与全球治理，特别是全球经济治理，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许多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具备理论条件和现实需求。有学者立足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中国有可能为世界提供一种更好的国际秩序。罗兰德认为，古代中国关于世界秩序的概念符合道德和自然的层级观念，并造福于所有人。现代中国具备经济影响力以及先进的技术和道德文明，同样可以成为全球领导者。在罗兰德看来，中国领导的世界秩序将与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截然不同，前者会更优于后者，因为前者将基于一种合作的、集体的和有层级的人性观，而不是原子化的、自私的和冲突的人性观。中国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榜样的力量行使领导权，从而化解国家间平等与层级之间的矛盾。也有学者从国际形势的变化出发，分析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必然性，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国际身份，也改变了中国对国际政治格局的看法，促使中国开始积极探索全球经济治理。爱尔兰科克大学政治管理系国际公共政治与外交研究项目主任尼尔·达根（Niall Duggan）认为，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孤立主义的发展和欧洲民粹主义的崛起，促使支持全球化的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此外，由于中国在海外的投资日益增加，中国为了保证海外经济利益的安全而不得不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参与全球治理。

还有许多海外学者认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必须依靠全球体系才能进一步推动自身发展。中国需要同世界其他国家合作以应对共同的挑战，比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核扩散、传染病、全球金融危机等威胁。事实上，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已经发挥了积极作用。布朗指出，2017年，中国就已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最重要的捍卫者、自由贸易协定最有力的支持者，以及防核扩散行动的坚定伙伴。中国还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坚定捍卫者，特别是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中国重申了对气候变化带来全球挑战的认识以及多边合作的必要性。在网络治理领域，中国积极推动中国式互联网主权规范，并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支持和效仿。在人权治理领域，2018年3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了一项中国提出的决议，即呼吁国际社会通过“互利合作”解决人权问题，并强调“国家和地区的特殊性以及各种历史因素，在决定一个国家应该达到什么样的人权标准时，要考虑文化和宗教背景”。美国布鲁斯金学会高级研究员特德·皮科内（Ted Piccone）指出，北京成功地为联合国人权原则创造了更多可回旋的空间。

三、关于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影响的认知

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曾指出，当中国致力于重获大国地位的时候，它是会使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失灵，还是抛弃或者取代现有的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这是在讨论中国兴起时最核心的问题。江忆恩的提问代表了很多海外学者的心声，即日益崛起的中国将会以什么方式处理国际关系？会对现存国际秩序造成什么影响？海外学者试图通过研究习近平外交思想及其指导的中国外交实践做出判断。一般来说，对崛起大国的疑虑会集中表现为“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部分海外学者在看待中国兴起时仍然难以跳脱这一窠臼，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能够基于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实践做出较为客观的评价。

（一）修昔底德陷阱之辩

2017年，美国国际政治问题研究专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撰写了《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他在书中用“修昔底德陷阱”来形容崛起大国与现实大国之间的关系，认为他们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战争。美国芝加哥大学国际政治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撰文批评了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在他看来，大国不管“民主”与否，都别无选择，在根本上只能是零和游戏。所以，他认为一个富裕的中国肯定会建立强大的军队，并利用这支军队在亚洲谋求霸权，甚至将力量投射到世界其他地区。一旦中国这样做，美国将别无选择，只能遏制中国的力量，从而引发危险的安全竞争。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林蔚（Arthur Waldron）也认为，如果中国保持目前的政治和经济结构，那么中美之间的摩擦和矛盾就是难以避免的。类似论调在欧美学术界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的基本认识就是：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上升和美国影响力的下降，中国极有可能对现存国际秩序构成挑战。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海外学者都认同上述观点。一些学者认为，虽然中国致力于改革现有的国际秩序，但中国作为现有国际秩序的受益者的角色没有发生本质变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并不意味着中国要推翻现存秩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艾弗里·戈德斯坦（Avery Goldstein）认为，在2017年的瑞士达沃斯论坛上，习近平发出了要改革国际秩序的宣言。中国既没有满足于现存的国际秩序，也不是要做一个抛弃现有的国际秩序的破坏者，而是作为一个改革者，试图改变全球秩序以继续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爱德华也认为中国对当前秩序的意图是双重的：一方面致力于提高自身作为规则制定者的地位；另一方面领导并推动针对全球治理领域内某些过时且不符合自身利益的机制进行改革。中国领导人认识到，现有国际秩序的规则和制度网络已经（并将在可预见的未来）为其崛起提供了一个稳定而有益的平台，因此中国没有强烈的动力去挑战现有体系。

（二）金德尔伯格陷阱之辩

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er)是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家，他认为，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起源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又未能像英国一样承担起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受该发现的启发，奈于2017年发表了题为《金德尔伯格陷阱》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崛起的中国有可能“示弱”，而不是“示强”，即不愿承担美国无力负担的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就像大约一个世纪前崛起的美国一样，无法在需要的时候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所以，他认为，真正威胁到全球稳定的并不是中国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方面的超强能力，而是它所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不足。

更多的海外学者则充分认可中国在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中发挥的积极作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傅瑞珍（Carla Freeman）对“金德尔伯格陷阱”提出了质疑，她认为习近平关于中国对全球公共产品的承诺反映了中国外交政策的真正转变。她还指出，中国有兴趣、有能力获得国内外政治支持来大幅增加其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甚至成为某些领域的主导供给力量。习近平从担任中国领导人开始，就试图让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可能会继续推动中国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稳定来源。史密斯也认为，准儒家道德标准的构建预示着中国近期仍然认同自己是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只要不超过其作为发展中国家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时，与部分国家的“缺位”不同，中国积极向全球提供公共卫生产品也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

总之，在很多海外学者看来，尽管中国的外交战略表现出积极有为的特点，但中国并没有从根本上瓦解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而是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正在不断放弃自己应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大行单边主义，它的表现才真正对现行国际秩序构成了威胁。

四、结语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外交是海外当代中国问题研究者关注度最高的领域，同时也是研究视角最多、观点争鸣最激烈的领域。因此，当习近平外交思想提出后，海外学者便立刻给予高度关注并展开了积极研究。不少学者认可这样的观点：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在应对国内外环境的巨大变化及中国为履行大国责任做准备的情况下提出的；中国的外交战略从“韬光养晦”转向了“积极有为”，“大国外交”更加自信；中国致力于改革而不是破坏或抛弃现存国际秩序，中国在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但也有部分学者存在“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疑虑。

随着习近平外交思想对外传播的加强，海外学界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对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理解。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外交政策领域的学术研究与各国现实利益具有直接相关性，因此，海外相关研究很容易出现站在本国立场将中国视为对立面的倾向。对于这一点，布朗说得非常直白：“一些国家始终担心，中国最终成为‘富强国家’的雄心可能会诱使其过度扩张和冒险。因此中国在南海、东海，甚至在非洲、拉美等广大地域的行动都受到了密切的关注。误解的空间是巨大的。中国作为全球新的行动者，以及其在政治、自身身份和历史方面的独特属性，只会加剧这些挑战。”毫无疑问，中国的崛起打破了国际社会现有的利益格局，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将进一步发生变化，中国所面临的误解也可能随之增加。

因此，进一步加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对外传播，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至关重要。当前，我们应该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增强习近平外交思想对外阐释和传播的针对性。客观来说，海外学者对我国外交理论和实践既有认同，也有误解和批评。贾力楠将海外中国研究者的立场分为四类：即真诚的认同者、善意的批评者、片面的误读者和顽固的诋毁者。在习近平外交思想对外阐释和传播中，要格外重视善意的批评者和片面的误读者，针对他们的问题进行积极的回应。第二，增强外交叙事的包容性。有学者指出，由于历史记忆的构建会对国家的认同和外交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如果中国要在全球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历史叙事方式，及他们对未来的渴望。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对外叙事的方式应该尽可能地体现包容性，以吸纳国际社会更多的认同者。第三，增强对外传播主体的多元性。在对外传播中，应吸引普通留学生、海外华人和企业等主体共同参与到对外叙事中，适当降低外交叙事的意识形态因素，增强人文性和通俗性。

［作者：王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三研究部］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论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全文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