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埃及人眼中的毛泽东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深刻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为此，本刊特约阿拉伯知名汉学家、出版人、作家艾哈迈德·赛义德先生整理了他在2023年12月2日至3日召开的“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中的毛泽东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言，供参考。

毛泽东在埃及人心目中的形象，无疑是一个传奇性的存在。他被视为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一个勇敢的战士，一个智慧的战略家，一个崇高的哲学家。

在埃及，毛泽东的名字被深深地刻在历史的长河中。他被塑造成一个英勇无畏、英明神武的形象。埃及人对于毛泽东的尊敬和崇拜，不仅仅是因为他在中国革命中的卓越贡献，更是因为他对于世界革命的深远影响。毛泽东的战略策略思想和他的理论，对于埃及等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毛泽东以其深邃的战略眼光和卓越的国际视野，成为了世界历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他不仅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且在外交领域也展现出了高超的智慧和远见。特别是在看待国际冲突方面，毛泽东见解独到且具有战略性，他能够以全局的视角分析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出具有深远影响的政策。

毛泽东有远见卓识，他了解阿拉伯人民的心声和需要。

阿拉伯国家是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毛泽东在阿拉伯国家面临困境时，总是毫不犹豫地同我们站在一边，给予有力的支持。这种坚定的立场和行动，也使得毛泽东与阿拉伯国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毛泽东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就是他对阿拉伯国家友谊的最好体现。巴勒斯坦问题一直是并将继续是阿拉伯人流血的伤口，直到国际社会找到一个全面且公正的解决办法，既不损害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也能考虑到他们的悲惨命运和长期以来遭受的痛苦。

毛泽东曾表示巴勒斯坦是中东地区打击帝国主义的重要一环，这就是为什么他是巴勒斯坦正义斗争的支持者。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开始与巴勒斯坦建立友好关系，毛泽东看重巴勒斯坦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自1960年以来，中国对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给予有力的支持，并帮助巴勒斯坦难民，在1964年1月开罗举行的第一次阿拉伯联盟首脑会议后，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在中国媒体上有所增加，中国成为第一个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建立关系的非阿拉伯国家。

1965年3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第一任执行委员会主席艾哈迈德·舒凯里首次访华。毛泽东曾对访华代表团说：

帝国主义就是怕人民，这就是为什么叫做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它在全世界进行侵略，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愤怒。它在我们邻近的国家越南南方搞侵略，它没有办法应付，就不断扩大战争来吓唬人。越南人民是不会被吓倒的。它也吓唬我们，威胁我们。我们怎么回答呢？我们说，很好，已经有十几年没有打仗了。我们的军队里，连长还有打过仗的，排长就没有打仗的经验。我们又不会到它那个国家去，它如果能送上来就好了。过去的战争都是送上来的。……我们拿起了武器。我们没有什么武器，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一打就打了十年，建立了十几块根据地，都是在偏僻地区，在山里头。后来有了三十万军队。……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共有八年时间，日本投降了，那时我们已发展到一百万多一点的军队，都是用日本武器装备起来的。……所以说帝国主义总是做好事，就是说帝国主义帮你们的忙。它还会继续帮忙，帮亚洲的忙，帮非洲的忙，帮拉丁美洲的忙，教育这些国家的人民，逐步觉悟起来。我们这些人开头不觉悟，不懂得打仗。我们是被迫打仗。打仗的办法就有两条，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什么军事道理，简单地说就这么两句话。……我打我的，又有两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帝国主义最怕这种办法。打得赢，我就把你吃掉；打不赢，我就走掉，你找也找不着。……你们看阿尔及利亚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起初只有两三万军队，法国军队从二十万、三十万、四十万、五十万，最后达八十万之多，有空军，有海军。革命军少，武器又差，就是因为整个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进行了游击战，为阿拉伯国家创造一个典型例子，打败了帝国主义。这就是弱者打败强者，少数打败多数，没有文化、被看不起的人打败文化高的人。我看你们这些难民大有希望。……帝国主义教育了全世界人民，全世界人民在帝国主义面前学会了如何消灭帝国主义。

毛泽东还将万里长征斗争与阿拉伯文化联系起来，他表示自己从阅读先知穆罕默德的传记中受益匪浅。

在那次访问期间，巴解组织在北京设立享有外交机构待遇的办事处。根据访问期间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国宣布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

中国还为巴解组织成员提供思想理论支持。

中国很快开始通过北京的群众游行来表达对巴勒斯坦人的明确支持，1965年5月15日，中国庆祝了“国际声援巴勒斯坦人民日”。

在评选1966年世界年度人物的时候，《穆萨瓦尔/画报》杂志的编辑易卜拉欣·阿米尔最终推荐了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为 1966 年年度人物。他选择的理由是：首先，他领导着世界上人口和面积最大的国家走上了一条新道路，为许多人带来了希望；其次，他是一个与他的国家和他的人民一起对抗当代世界上霸权国家的人；第三，他的思想和他领导的国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影响着全世界人民和发展中国家人民。

在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时，毛泽东也在解决冲突方面对巴勒斯坦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67年的战争为法塔赫等组织腾出了更多的时间。诉诸武装行动法塔赫和来自约旦的游击行动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当时，中国与巴解组织主要接触的是巴解组织最大派别法塔赫的领导，这既是法塔赫自1969年以来在巴解组织内的主导地位的结果，也是中国一再表达的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的体现。毛泽东的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毛主席语录》被法塔赫成员推荐阅读，并被更加仔细地研究。

1970年，巴勒斯坦新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形容毛泽东为“支持我们革命和加强我们革命毅力最具影响力的人”，巴勒斯坦领导人分别对中国进行了14次正式访问，阿拉法特穿着军装的照片经常在中国的电视上播放。同年，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FLP）称“中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北京报纸援引法塔赫的话说，“中国人民对巴勒斯坦革命事业的支持是重要支柱”。

毛泽东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在七十年代仍在继续，巴解组织驻北京办事处的地位于1974年升级为大使馆。没有这种支持，巴解组织就不会成为现在这个政治上强大的组织。这种对巴勒斯坦的援助也对中东和所有阿拉伯国家产生了影响。

巴勒斯坦问题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和现实问题，涉及到地缘政治、民族矛盾、宗教纷争等多个方面。但毛泽东始终坚信，只有通过和平谈判和公正的解决方式，才能找到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他多次呼吁各方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争端，避免采取过激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

事实上，中国在巴以冲突问题上一直持有公正、客观和负责任的态度。他们不仅积极倡导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还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来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

自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国一直坚持着与阿拉伯世界的友好政策，这种政策被视为是阿拉伯国家对中国信心的动力。毛泽东确立的这项政策延续至今，不仅在阿拉伯国家中享有崇高的声望，同时也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增添了重要的砝码。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友好政策，是建立在毛泽东时代确立的基础之上的，在中国继续奉行的政策中进一步发展。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友好政策是基于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这也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一贯坚持的原则。这种友好关系不仅为双方带来了实际利益，也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作者艾哈迈德·赛义德（中文名：白鑫），中国民族学博士，阿拉伯知名汉学家、出版人、作家，阿拉伯出版商协会国际合作、业务发展委员会会员，开罗国际书展和阿布扎比国际书展国际出版业务活动策划员。“第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成就奖”“第六届六盘山友谊奖”获得者。埃及希克迈特文化产业集团创始人兼总裁，该集团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阿语版在阿拉伯地区独家销售代理。其所领导的集团获得第七届“谢赫哈马德翻译与国际谅解奖”翻译成就奖。其代表著作：《一位埃及学者与中国的不解之缘》《阿拉伯人想象中的中国》《新时代的中国》等，代表译著：“美猴王系列”丛书、《中国当代文学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