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增岽 严雯瀚: 海外学者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认知与评析

当今世界，风云激荡。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西方国家骚乱冲突事件持续上演，西方国家治理面临诸多挑战，政治极化、民粹主义、种族冲突等社会思潮或事件持续发酵，多重危机加速了世界变局的演进，使得国际秩序发生了重大变化。“东升西降”的趋势正在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的裂变中愈发明显。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回国参加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使节时明确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概念。在此后一系列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关系全局的重大判断进行了更加深刻的阐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对当今世界局势的科学分析，是结合中国发展历史方位作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判断。自这一重大战略判断提出起，海外学者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研究逐渐兴起并不断深化。本文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成的原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在何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困难和挑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为主线，梳理与评析近年来海外学者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研究状况。

一、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成的原因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反映出当下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巨大变化，构成了一种关于时代特征的历史性表达。纵观海外学者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成的原因分析，主要的看法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

（一）根本原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下的社会生产力的变革

在马克思看来，“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人类社会的变革总是伴随着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更是21世纪的重大时代潮流，它推动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指数式增长和生产形态的颠覆式变革，世界逐渐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IGI）研究员安东·马尔金（Anton Malkin）认为，中俄两国在高科技领域合作的不断深入是对美国主导的旧有国际秩序的挑战，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核心技术的研发与运用，社会生产力将高速发展，国际体系可能会迎来重大变局。英国巴斯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教授黄柏农（Pak Nung Wong）指出，美国作为互联网起源地和网络技术强国，一直走在互联网技术的世界前列。然而，随着中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信息技术的大量运用，美国的数字经济地位可能会受到挑战。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进步，国际社会迟早会出现多极化、多元化的世界新秩序。南亚智囊团政策对话中心（CPD）执行主任法赫米达·哈顿（Fahmida Khatun）指出，物质生产力发生到一定阶段，社会变革的时代就会自然到来。“当前处于第四次科技革命的背景下，技术进步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各国发展间的不平衡，世界正处于变局之中。”印度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委员会（ICRIER）教授阿皮塔·慕克吉（Arpita Mukherjee）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顾问迪维亚·萨蒂亚（Divya Satija）认为，“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5G电信、协作机器人、量子计算、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出现，全球经济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化。先进的机器人技术、虚拟现实和三维打印等技术给生产、分配和消费带来根本性变化，各国的贸易和投资模式开始改变”，产生了新一轮的国际竞争，带来了国际权力结构的新变局。简言之，历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提升推动人类社会由“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而后进入“信息时代”，当前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世界格局。

（二）直接原因：主权国家的战略选择与大国竞争的互动模式

伴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带来的国际主要力量的新变化，主权国家的战略选择与大国竞争的互动模式也推动着百年变局的形成。美国学者肯·巴斯金（Ken Baskin）指出：“西方国家的现代性实现了大部分的愿景，创造了成体系的社会制度、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尽管西方国家取得了许多成功，但其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国际行为制造了一系列危机，原有的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改变。西班牙维戈大学阿吉米罗·罗霍·萨尔加多（Argimiro Rojo Salgado）写道：“当代欧美民主政治危机重重，大国竞争不断加剧，表明原有秩序和民主制度的明显失败”，而大国间的战略选择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决定国家胜负的关键因素。德国帕绍大学迈克尔·奥斯瓦尔德（Michael T. Oswald）和埃琳娜·布罗达（Elena Broda）指出，从“特朗普政府对跨大西洋安全提出的挑战开始，人们便对美国的信任严重崩溃”，由于美国采取的“美国优先”战略严重破坏了跨大西洋共同价值观，这使得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正在面临当今世界最大的挑战和变局。墨西哥国际关系学院伊戈尔·伊斯托明（Igor Istomin）认为，“在中国和印度持续发展的背景下，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相对衰弱，俄罗斯外交政策注入了新的活力，大国竞争开始不断加剧”，大国竞争的加剧和主要国家的互动模式又会推动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辜学武指出，国家间的力量再分配是国际关系中的常态，西方国家的战略选择和互动模式让知识分子们普遍意识到，世界并没有迈向自由民主，而是开启了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竞争的新时代。近年来，拜登政府上台后的战略选择、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均表明，大国竞争对国际体系的稳定提出了巨大挑战，深刻影响并推动着权力结构的演变和百年变局的形成。

总体来看，海外学者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原因的讨论主要有以下两类观点：一类是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从而推动国际格局的变动；另一类是主权国家的战略选择和大国之间的竞争关系导致国际格局的变动。

二、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在何处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正确认识当今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蕴含了过去的历史积淀，表明了当下的客观态势，预示了未来的发展走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核心在“变”，那么究竟“变”在何处？海外学界可谓众说纷纭。总体来看，可以大致梳理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世界经济格局面临重大变化

从世界经济格局来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二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这两个方面力量的对比加剧了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早在1850年，马克思恩格斯便意识到历史大变局会带来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在《时评。1850年1—2月》一文中，马克思通过研究认为：“世界贸易中心在古代是推罗、迦太基和亚历山大里亚，在中世纪是热那亚和威尼斯，在现在以前曾经是伦敦和利物浦，而现在则是纽约和圣弗朗西斯科、圣胡安—德尼加拉瓜和莱昂、查格雷斯和巴拿马。”他指出，随着“加利福尼亚的黄金和美国的不断努力”，资本的逐利性会带来航运业的发展，而航运业的发展伴随着贸易的往来，贸易的往来又推动着国际产业的转移，世界经济重心为之一变，人类社会由此进入太平洋时代。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量不断壮大，社会发展水平持续提升，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而发达国家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冲击、挑战、内外问题频发，再加上2020年以来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跌宕反复、乌克兰危机的持续影响、全球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等因素，旧有的世界经济秩序逐步失去动力，“东升西降”的趋势已然出现。通过对比1978—2022年间世界主要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的变化情况，可以更为直观地展现世界经济“东升西降”的过程。

如表1所示，1978—2022年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主要呈现三大特点：（1）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总量占比逐渐上升。（2）以美国、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总量占比逐渐下降。（3）2008年以来，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与影响，西方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大大放缓。世界经济重心逐渐东移，经济格局和金融市场正变得越来越不以美国为重心，东西方经济发展渐趋平衡。

海外人士针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发表了一系列观点和看法。美国国防部前副助理部长柯伯吉（Elbridge Colby）和美国前欧洲及欧亚事务局助理国务卿韦斯·米切尔（A.Wess Mitchell）认为世界经济领域的转变引人注目，美国所面临的经济压力迫切需要将贸易政策的调整提上议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指出，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长变得不平衡，各国开始设置贸易壁垒，全球经济进入“放缓”时期，不同国家的民众生活水平均已经停滞不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全球化问题专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研究发现，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会培育出不依靠美国等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而不断发展壮大的新兴市场国家，这些新兴市场国家不仅能够构建和发展内向型经济（即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维护其国家经济主权，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处于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统治能力。印度尼西亚大学学者西尔维娅·奥克塔·普特里（Sylvia Octa Putri）指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席卷了几乎所有国家，对世界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但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中的积极因素。在他们看来，目前世界经济格局正在急速演变，未来全球经济增长重心由欧美发达国家向亚洲乃至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会愈加明显。

（二）国际政治格局进入深度调整期

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尽管当前美国仍然是世界上领先的资本主义强国，但是由美国所主导的世界政治秩序正面临着多重挑战，国际政治格局进入深度调整，多极化趋势愈发明显。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文明》一书的英文版序言中得出了关于“西方”走向的结论：“我们正在经历西方统治500年的结束。”几年后，他在《世界战争与西方的衰落》一书中写道：“20世纪的故事，有时被诠释为西方的胜利，甚至连篇累牍地被称为‘美国的世纪’”，这是西方权力的巅峰时刻，但随着传统帝国的瓦解，国家间冲突不断，许多亚洲国家“在反对西方发展模式上反应非常强烈”，它们凭借自身独特的发展模式实现现代化，这导致“西方再也无法行使它在1900年时曾经享有的权利”，世界正在由东方重新定向。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也指出，西方世界霸权正在走向终结。在西方国家内部，美国在面对危机时的多次错误选择，都深深动摇着西方的霸权，而且西方国家极大地低估了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法国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等在梳理近几百年来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史后发现：当前资本所有权高度集中，不公平性显著增加，财富所得占GDP比重前所未有提高。与之相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后天问题愈发严重，贫富差距拉大，民粹主义兴起，社会冲突不断。对于西方国家引以为傲的民主制度，皮凯蒂认为会在未来几年面临巨大挑战。埃及开罗大学学者努赛巴·阿什拉夫（Nussaiba Ashraf）指出，在过去的20年里，世界见证了一系列重大危机，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霸权的衰落。美国自“9·11”事件后，政治霸权的指标显著恶化，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达到顶峰。她认为，美国“面对世界变局就应该放弃自身的霸权，在一个相互承认和团结的世界里接受多样性、多极化和主权”。从总体情况来看，海外学者普遍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愈发明显，国家间的力量对比逐渐趋于平衡。随着近年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事件的接连发生，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所主导的世界格局正趋于式微，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多极化世界体系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

（三）世界文明多样性趋势日益明显

伴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国际战略格局的深度调整，人类文明迎来了历史性重构的契机，世界文明多样性的趋势日益明显。一方面，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呈现出下降态势。早在20世纪初，德国思想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便预言“西方文化最终会走向没落”。100年后的今天，《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刊文称，西方价值观正在逐渐地与世界其他地方渐行渐远。美国加州大学学者加布里埃拉·塞古拉-巴拉（Gabriela Segura-Ballar）认为西方文化和价值观正受到其他非西方因素的影响。她因此指出，“西方和基督教文明的生存受到非白人、非基督教者以及威胁西方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其他敌人的威胁”。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贝克尔德（Benedict Beckeld）认为，现阶段处在西方国家恐惧和现代文明的衰落之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西方文明都在摇摇欲坠，一部分人不仅厌恶自己的国家，还厌恶整个西方文明。

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呈现上升态势。马克龙认为，当新兴市场国家找到了自己的国家文化之后，它们便会逐步摆脱西方霸权曾经向其灌输的文化，这就是西方霸权终结的开始，西方霸权的终结在于文化的衰落。加拿大魁北克大学教授让-路易·鲁瓦（Jean-Louis Roy）指出，“以中国为典型代表的国家的文明复兴改变了世界文化版图”，文化和语言多样性前所未有，世界其他地区再也不是西方利益在地理上的延伸。同时，出于对中国近年来迅速发展的极度恐慌、对中国道路广泛影响力的深度焦虑、对自身国家衰落的过度担忧，2017年12月，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发表了一份题为《锐实力：崛起的“威权势力”》的研究报告，通过提出并炒作所谓“锐实力”概念，污蔑中国正常开展的对外传播和人文交流。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副总裁克里斯托弗·沃克（Christopher Walker）和高级专家杰西卡·路德维希（Jessica Ludwig）指出，中国的发展在思想上、文化上不断对西方统治力量进行冲击。尽管“锐实力论”俨然是西方战略界和外交政策界针对当前中国文化的污名化，但从侧面也可以看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影响力正在不断上升，世界文明多样性趋势愈发明显。

（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塑世界格局

每一轮科技革命总能带来生产力的巨大进步，进而引发社会的变革。按照旧有的发展规律，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通常在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却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中凭借着自身强大的韧性和创新能力迎头赶上。

首先，科技的变迁和产业的进步促进了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认为，技术发明“会让经济进入扩张的新阶段，又称为创新浪潮或者创新长波”。目前，人类社会通过先进科学技术搭建了一个日益庞大的数字世界，全球面临着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数字经济发展之快、覆盖面之广、影响力之大前所未有。

其次，科技进步引发了社会变革。西班牙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认为，技术代表了社会转型的能力，科学技术革命渗透了人类活动的全部领域，它加速、引导和塑造了科学技术范式，并引出相关的社会形式，它建构了新的社会形态。

最后，科技创新改变国际分工，重塑了国际政治格局。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写道，本轮科技革命在改变世界力量对比中的作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印度学者莫汉·马里（Mohan Mali）认为，技术发展、战争、经济变革是影响国际政治格局的三大因素，深层次看，战争与经济变革实际都离不开技术。

综上，科技革命与国际格局之间的逻辑关系是：科技革命首先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其次引导了社会的巨大变革，最后推动了国际政治版图的变化，进而导致国际格局的变迁。当下，第四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飞速发展将世界推入到一个高度“智能化”的时代，智能革命正在使国际格局发生重大转型。

（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加速推进

以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为动因，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正在出现裂变。冷战后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逐渐改变，多强力量相对上升、一超力量相对下降。

一方面，国际秩序的调整使全球治理体系的变化成为必然。澳大利亚历史学者格雷戈里·科普利（Gregory R. Copley）指出，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已经转变到必须重新考虑所有战略假设的地步，以美国主导的和平体系的崩溃并不是由其他国家所决定的，这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和西方体系自身的弊病所决定的。柯伯吉和米切尔认为，美国正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争论的焦点是谁将决定21世纪世界的运作方式。印度尼赫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迪帕克·纳亚尔（Deepak Nayyar）认为金砖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地位的提高将成为在全球治理中崛起的重要主体。

另一方面，全球化问题与挑战迫使全球治理体系需要从“以国家中心”向“多极化”转变，多边主义成为全球治理的一种方式。英国牛津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鲁·赫里尔（Andrew Hurrell）认为，多边主义可以让成员们拥有通过集体合作来推进的共同利益，也降低了他们在“‘世界应当如何秩序化’这一问题上产生冲突的程度”。英国剑桥大学学者斯蒂芬·布朗（Stephen Brown）和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学者摩根·罗西尔（Morgane Rosier）指出，面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下全球合作的失败，“多边的、基于规则的治理是有效提供国际‘共同利益’的唯一途径”。英国萨里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西蒙·柯蒂斯（Simon Curtis）认为：“国际社会长期以来一直在解决集体政治秩序问题，但现在似乎未能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安全和金融不稳定等跨国挑战。因此，全球治理提供了一个折中方案，它涉及公共和私人行为者的融合或重新调整，能够为国家一直缺乏的集体行动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三、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国际形势变乱交织。虽然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是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海外学者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的相关研究，大体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衰落

按照国际社会的共识，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主要是从自由主义角度出发，由西方占据主导地位，宣扬其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但如今，在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中欧美国家不尽如人意的表现将自由主义制度自身的局限性彻底暴露出来，自由主义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不断衰落。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高速发展奇迹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教授凯瑟琳·莫顿（Katherine Morton）认为：“人们经常夸大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这往往与人们对西方秩序不断衰落产生的担忧有着很大的关系。”“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提出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指出，“单极世界已经过去”，中国的高速发展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以美国为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那种以为其他国家只会等着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被分配位置的幻觉也应随之破灭”。

另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行为如“退群”事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中的糟糕表现等引发了公众对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怀疑，加速了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衰落。如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查尔斯·库普昌（Charles A.Kupchan）认为，国内外事态的发展使美国公众越来越怀疑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他们认为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已经走到尽头，需要被抛弃。又如美国国际政治学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指出：“美国主导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无法像20世纪那样延续下去。”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网络项目负责人娜塔莉娅·洛马什基娜（Natalia Romashkina）也持类似观点，她认为自2020年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发生之后，事态有了前所未有的转变，这清楚地表明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下国家治理和应急机制等治理能力严重欠缺。时至今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正陷入政治极化的怪圈，自由主义世界秩序逐步衰落。随着百年变局的深刻影响，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广大发展中国家登上世界舞台，国际格局进入动荡调整期，新型世界秩序正加速演进。

（二）逆全球化思潮的抬头

当前，国际环境错综复杂，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动荡频发，逆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主要呈现为经济领域的保护主义、政治领域的孤立主义、文化领域的民族主义、社会领域的民粹主义和生态领域的帝国主义等错误思潮。

一是经济领域的保护主义。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保尔（T.V.Paul）写道：“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随着美国和其他国家采取的保护主义政策的实施，逆全球化进程愈演愈烈。”二是政治领域的孤立主义。库普昌指出，权力与伙伴关系之间的自由主义契约正成为孤立主义与单边主义结合的牺牲品。美国一直在远离世界，这增加了这样的前景：该国的孤立主义可能是其未来的前奏。三是文化领域的民族主义。印度甘地国家开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阿卜杜勒·马吉德·达尔（Abdul Maajid Dar）认为，民族主义现象不利于民主、繁荣和个人权利，因为前者为了实现国家的更大利益而牺牲后者。四是社会领域的民粹主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和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指出，民粹主义严重影响了全球化的进程，国家管理不善背后是社会领域内民粹主义的现象众多，大多资本主义国家都搞砸了应对措施。五是生态领域的帝国主义。英国利兹大学学者休·戴尔（Hugh Dyer）指出，“生态帝国主义”是新帝国主义操纵政治经济的简写，它比传统帝国主义更直接进行干预和违法行为，是以环境保护的名义实施潜在的非法行为。总的来说，西方逆全球化思潮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内在矛盾激化的产物，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遏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采取垄断手段的消极影响，这是当下百年变局所面临的挑战之一。

（三）西方民主制度的危机

近年来，国外学界针对西方大部分民主国家出现的政治体制危机与困境主要持两种观点。

一是部分学者认为西方现有的民主制度不能指明国家的前进道路。美国康奈尔大学政治系教授理查德·本塞尔（Richard Bensel）认为，民主国家总是声称它们的权威取决于代议制机构表达的“人民意志”，但从事实上看，西方民主制度只是简单的程序民主，本质上是少数人的民主，只反映少数人的意志，所以西方民主制度无法实现。詹姆斯认为，人们在1970年代便对民主的可行性产生了普遍怀疑，而今天，世界经历了同样复杂的多重危机，人们对民主制度的怀疑只增不减。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与经济学院副教授克里斯托弗·霍布森（Christopher Hobson）指出，自“9·11”事件后，美国政府表面上捍卫民主，但其实际行动给民主带来的影响却是消极的。“民主正在经历危机，民主所需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正被日益原子化的社会进一步破坏，人们担心自身所面临的民主只是形式民主而非实质民主。”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于2021年11月公布的全球民调结果显示：在发达国家，很少有人将美国民主视为可效仿的榜样。

二是部分学者认为民主国家所采取的现行政策与措施无济于事。美国密苏里大学教授斯蒂芬·格雷夫斯（Stephen Graves）指出：“当代美国社会的现状使人们重新审视精英领导的责任和民主制度的局限性。”美国耶鲁大学学者弗朗西斯·麦考尔·罗森布鲁斯（Frances McCall Rosenbluth）认为，“无论我们了解多少不同背景下的选民偏好，政治家们都无法保证长期实施对大多数选民有利的政策”，政治家所采取的政策只是虚有其表。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律系教授阿齐兹·胡可（Aziz Z.Huq）认为，关于最高法院与国家民主机制的辩论自2020年选举以来愈演愈烈，人们对法院、对国家民主有着深深的担忧。通过梳理以上文献可以发现，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病不断凸显，日益表现出衰微的趋势，越来越难以适应全球化的发展与国内外的相关诉求。

（四）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治理也迎来一系列难题和挑战：非传统安全领域规则依然薄弱；联合国治理效能减弱；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紧迫；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事件频发。格奥尔基耶娃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世界变得更加富裕，但也更加脆弱。乌克兰危机痛苦地表明，我们不能把和平视为理所当然。致命的流行病和气候灾难提醒我们，生命在自然力面前是多么脆弱。人工智能等重大技术变革为未来的发展带来了希望，但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英国牛津研究集团学者克里斯·阿波特（Chris Abbott）等认为，当今世界存在着几大危险：歧视、全球贫困、大多数世界债务、传染病与社会不平等之间的相互作用、贫富差距的日益加深等。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等认为，全球治理正在出现“僵局”，它的决策程序已经失调，而各类组织的激增使制度架构更加分散，这些进程共同阻碍了全球合作。意大利卡塔尼亚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福尔维奥·阿蒂纳（Fulvio Attinà）认为，世界秩序当前正处于转型期，世界大国之间的冲突日益增多，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由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而今全球性问题不断，旧有的政治、贸易、金融和安全政策逐渐失去合法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里曼研究所主任亚历山大·科利（Alexander Cooley）认为，多种迹象表明全球治理体系存在危机，如应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件时不协调的国际反应、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复苏，以及国家边界的僵化等，都预示着全球治理体系的脆弱性。当前全球局势波谲云诡、暗流涌动，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的冲击和挑战短期内不会消散，国际社会亟待着眼共同利益，调整治理机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四、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迈向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变革。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既是世界出现大变局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未来世界走向的重要国家。与西方穷兵黩武式的发展道路不同，中国开辟了一条和平发展道路。对此，海外学者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部分海外学者从乐观的角度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展开了探讨。他们认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中国的发展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积极因素，中国并不想称强称霸，而是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推动现行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改革与完善。美国学者帕拉格·卡纳（Parag Khanna）认为，中国的发展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它的发展证明了世界的多极化，中国不想取代任何国家。英国学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写道：“中国的发展势不可挡”，“但与西方不同，对外扩张不是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波兰前副总理格热戈日·科沃德科（Grzegorz W.Kołodko）指出，中国的发展是非常有必要的，全球化需要全球治理的重新调整，而这离不开中国的积极参与。美国芝加哥大学保尔森研究所研究员奈尔·托马斯（Neil Thomas）认为：“中国的发展并不谋求霸权或世界支配地位，中国与国际秩序的良好互动是因为这样做符合其本国人民和全人类的利益，美国应该接受中国的发展。”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以其30多年与中国领导人面对面接触的亲身经历试图给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他认为，一部分欧洲人基于美式偏见从反面评价中国发展，从道义上指责中国人，这都是不对的，中国在和平发展的路上变得更加民主，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多数情况是因为西方的无知，但也出于西方的傲慢。

与此同时，一部分海外学者出于本国利益，倾向于对中国的发展与进步、中国与世界关系等问题进行更加谨慎的评估。早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美国地缘战略理论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就预测道，“中国的区域势力范围很可能成为欧亚大陆未来的一部分”，这是“势必的”，又符合美国在“稳定、多元的欧亚大陆”中的利益。布热津斯基对中国势力范围的愿景纯粹是基于在美国占主导地位下将中国发展仅仅视为美国实现地缘战略中一环的考量。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本杰明·扎拉（Benjamin Zala）认为，当代世人对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有着不同看法，但都是基于在维持旧国际秩序的前提下接受中国为发展大国。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青山瑠妙（Aoyama Rumi）指出，“自2012年至今的10年间，中国的内政和外交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在全球范围内，中美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美国政治体系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对中国的不信任，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

不能否认的是，仍有一些海外学者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持有负面认知。一方面是对中国发展深层动因的误读和曲解。例如，美国哈佛大学国际事务教授史蒂文·沃德（Steven Ward）认为，中国通过主张其“核心利益”，希望获得与美国一定程度的地位平等。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威廉·卡拉汉（William A. Callahan）认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利用经济杠杆在亚洲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命运共同体，进而使中国成为制定全球治理游戏规则的规范性大国”。另一方面是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的发展将挑战世界秩序的思维定势和偏见。2022年2月，拜登政府在其发布的《新印太战略报告》中污蔑中国“在印太地区寻求势力范围，并试图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大国”。2022年5月，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J. Blinken）在“（美国）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方针”的演讲中，将中国视为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最严重的长期挑战，并表示美国政府此后将致力于“塑造中国的外部战略环境”。

对于世界而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处于转折的“十字路口”，未来的发展仍然存在着诸多可能性；对于西方国家而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关键举措在于重塑美国领导下的西方协调合作的新秩序；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将始终致力于公平正义、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五、总体评析

当前，海外学者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注点主要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原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在何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面临的困难和挑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等。可以看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海外学者存在不同程度的复杂心理和不同态度，既对变局中的危机与挑战表达了不同程度的担忧，也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持肯定态度。概而言之，海外学者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海外学者认识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客观性，充分肯定当前中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战略判断提出以来，海外学者分别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不同研究领域对此进行了研究，呈现出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等特点，这充分体现出海外学者对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事实的肯定。从近些年的研究成果来看，海外学者更多地关注到了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领域取得的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一系列历史性变革。这也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在面临百年变局、适应新的历史方位、解决新矛盾的过程中持续发力、攻坚克难，取得的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果。

二是海外学者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原因分析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化。不同学者的研究领域和学科背景相异、立场观点不同，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原因分析也会有所不同。总体来看，海外学者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原因的讨论，主要有两类观点：一类观点认为生产力高速发展导致科学技术的变革，从而推动了国际格局的变动。另一类观点则从国际格局变化的角度出发，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生置于国际格局下进行讨论，其中尤为关注中国的发展、中国与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的变化。

三是部分海外学者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后的中国与西方传统大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有着复杂的心理。就目前所见的文献而言，部分海外学者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表述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错误看法和解读，如将中国的发展看作是对现有西方秩序的威胁等。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海外学者言论的出发点是基于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为此，他们在研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难免囿于自身的立场角度，对中国与西方、中国与世界关系作出了有失客观公正的误判。

需要指出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国人民对中国了解的深入，理解中国道路和中国价值的海外学者会逐渐增多。因此，一方面，我们在积极加强对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可亲可敬可爱中国形象的同时，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历史自信至关重要。另一方面，针对美西方媒体、学术界、政界中不同程度存在的对中国和平发展的怀疑甚至抵触情绪，我们要锚定目标坚定信心、凝心聚力谋发展；深刻认识世界之变，推动中国在国际秩序的调整中作出更大贡献；深刻认识时代之变，在历史演进中更加自觉肩负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使命；深刻认识历史之变，以高度的历史主动精神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中国更应当充分抓住战略机遇期，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在大变局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影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提供不竭动力。我们既要清楚认识大变局下的复杂态势，也要有“以不变应万变”的战略定力，坚持胸怀天下，力所能及在国际上展现大国担当，引领百年变局朝着有利于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方向推进。我们既要树立大历史观，从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又要树立全球视野，从风云激荡的世界变局中提出与之对应的战略策略，紧扣时代脉搏，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作者：杨增岽、严雯瀚，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章发表在《国外理论动态》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