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向阳 吕耀龙 ：从七大思维看习近平文化思想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全面、系统、准确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离不开对这一科学思想蕴含的七大思维的把握。

一、从战略思维看习近平文化思想

习近平文化思想回答了事关宣传思想文化建设的长远问题、根本问题，突出了宣传思想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描绘了宣传思想文化建设的战略途径。

（一）回答了事关宣传思想文化建设的长远问题、根本问题

宣传思想文化建设关乎精神生产的问题，关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问题，也关乎文化主体性巩固的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深刻回答了这三个重大问题。

第一，宣传思想文化建设属于五种生产中的精神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作为历史的前提的“现实的个人”的五种生产，包括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生产的再生产、人及家庭关系的生产、家庭之外社会关系的生产、精神生产，并指出“精神”从一开始便受到物质的“纠缠”，人们以一定方式生产自己的生命和意识。可见，他们既重视物质性的生产，又强调精神生产的重要性。习近平强调：“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经济发展了，但精神失落了，那国家能够称为强大吗”。这些重要论述是在新时代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进程中对精神生产作出的战略部署，以使思想文化更好地适应国内外形势变化需要。

第二，宣传思想文化建设要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一论述强调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基本原理的运用和发展。他指出：“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宣传思想文化建设作为促使上层建筑生成与变革的关键，一方面受到经济基础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又对经济基础的生成、发展与巩固产生反作用。因此，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要重视抓意识形态工作，从而确保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能够花开并蒂。

第三，宣传思想文化建设要不断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西方资产阶级曾经凭借其所创造的现代化奇迹打压其他文明，如今虽然其现代化优势日渐式微，但是它们仍然试图通过价值外交、文化同盟来围堵、扼制非西方文明。面对多元文化并存但西方中心主义仍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局面，以宣传思想文化建设不断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成为中华民族自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保证。习近平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宣传思想文化建设要在由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不断深化“第二个结合”，从而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为夯实民族精神独立性、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重要保证。

（二）突出了宣传思想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把宣传思想工作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这是习近平从全局工作的战略高度出发，对宣传思想文化建设重要战略地位作出的明确强调。这一重要战略地位是由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和宣传思想文化建设的使命任务决定的。

一方面，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习近平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宣传思想文化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凝心聚力、团结群众。马克思十分重视理论对群众的指导作用，曾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列宁则对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进行了划分，明确指出：“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科学理论，在全世界是广大无产者的意识形态，在中国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能够极大地指导和团结群众。新时代以来，面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网络主流思想舆论引导难度增大、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增大。等新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伟力在加强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加大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度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宣传思想文化建设肩负重大使命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根据形势变化均对宣传思想文化建设的使命任务作出了重要战略部署。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他指出，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2023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传达了习近平的重要指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要有新气象新作为。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聚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个首要政治任务”。宣传思想文化建设所承担的“重要任务”“战略任务”“首要政治任务”等重大使命任务是其重要战略地位得以明确的基础。

（三）描绘了宣传思想文化建设的战略途径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宣传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针、工作理念和主要着力点等，这些都构成了深入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建设的战略途径。一是要以“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为重要方针，从而更好地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更好地鼓舞人、激励人。二是要以“大宣传”为工作理念，促使各领域各行业的宣传思想工作相关部门能够通力合作，将宣传思想工作引向深入、干到实处。三是要以“七个着力”。为主要抓手，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建设的全面领导；坚持以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为关键来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培育正确价值导向；坚持以全媒体融合发展来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坚持以“第二个结合”赓续中华文脉；坚持以文化体制改革、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等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坚持在国家形象的自塑和他塑中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二、从历史思维看习近平文化思想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在历史中探源文明，在大历史中看待中华文化，廓清了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迷雾，强调在文化创造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一）在客观历史中探源文明

中国拥有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这是不争的事实，更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铁证。习近平指出：“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西方考古学界通过对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的考古得出文字、冶金术和城市是文明的三要素的结论，在这一衡量标准之下，中华文明只有3000多年的历史。但是，这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真实存在的考古实纪和古代典籍来探源中华文明的历史，依据唯物史观“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科学论断，重新提出文明的界定标准即新的文明三要素：城市、阶级和国家，并且以这一崭新的衡量标准来判定中国社会进入文明的历史，证明了中华民族拥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既实现了对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范式的重大创新，又回应了西方考古学界在判别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上的谬误。习近平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以真实历史探源文明、准确认识中华文明史，为历史溯源、文化寻根提供了科学依据，使得中华文化的生成发展历程得以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

（二）在大历史中看待中华文化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载，其中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不能仅仅截取某一历史时段来进行解读，而是需要在长时段的大历史中进行考量，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准确地了解中华文化。改革开放之初，有人提出，近代以来中国落后是因为中华文明本身就有僵化、封闭的基因。显然，这是错误的观点。习近平指出：“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中华民族以改革开放的姿态继续走向未来，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根基。”纵观中国5000多年文明史，闭关锁国只存在于很短的历史时期，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文化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开放包容。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礼记·王制》中记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唐朝对外来宗教采取包容态度，祆教、景教、摩尼教等外域宗教得以传入中国，使得中外多元文化进一步交融荟萃；宋朝建立了一系列对外贸易口岸，火药、活字印刷术、指南针等科技成果伴随中外文化交流影响远及欧洲。可见，“如果历史观错误，不仅达不到学习教育的目的，反倒会南辕北辙、走入误区”，只有聚焦长时段历史，才能避免产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谬误。

（三）廓清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迷雾

习近平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一个民族不能忘记自己的历史，更不能任由他人歪曲本民族的历史；既不能在历史上忘祖，也不能在文化上忘本。因此，要“自觉反对那些数典忘祖、妄自菲薄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自觉提升境界、涵养气概、激励担当”。近代西方中心主义兴起之后，历史虚无主义日益泛滥，试图通过扭曲、杜撰历史来否定中华民族的真实历史，这触及到中华民族在历史文化问题上不可触碰的底线。习近平以苏为鉴，指明了历史虚无主义包藏的祸心：“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他多次在重要讲话中以大历史的宽广视野对中国共产党100多年的奋斗史、180多年的中国近代史、500多年的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进行了回顾，充分肯定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重要性，为思想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方向指引，有力廓清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迷雾。

三、从辩证思维看习近平文化思想

习近平文化思想运用联系的普遍性原理认识文化，运用矛盾的特殊性原理把握中华文化的独特性；运用规律的客观性原理探究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

（一）运用联系的普遍性原理来认识文化

习近平指出：“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与事物之间都是彼此联系、不可分割的。我们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如果孤立地、片面地、简单地看问题，就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只有在全面联系中去认识文化，才能看清其本质。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将文化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全局中来考量：一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将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一起进行战略部署，充分重视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明之间的联系，全面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二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他在讲话中拓展了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将文化自信与这“三个自信”紧密联系起来并提高到一个新的战略高度上，形成“四个自信”。三是在世界多元文明的宏阔视野中审视中华文化，并将文化寻根与历史溯源密切联系起来。在2023年11月24日向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所致的贺信中，他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丰富发展，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有文明的互鉴才能实现共同的进步”。

（二）运用矛盾的特殊性原理来把握中华文化的独特性

习近平文化思想注重从矛盾的特殊性视角出发发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习近平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对中华文化鲜明特色与中国道路选择的关系作出强调：“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中华文化由中华民族涵养生成，同时又是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沃土。此外，他在2023年6月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要认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五个突出特性，这就从文化层面过渡到了文明维度，以矛盾的特殊性原理来透视中华文明，进一步彰显出唯物辩证法的真理光辉。

（三）运用规律的客观性原理认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规律是事物内在的必然联系，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具有客观性特征。实践要求人们必须善于总结经验、发现规律和运用规律。新时代以来，习近平立足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一是先后在2013年、2018年、2023年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进行了一系列经验总结，从提出“两个巩固”到提出“七个着力”，不断深化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建设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二是将规律性认识上升到制度层面。“制度是安邦定国之本”。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并首次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确立为一项根本制度，为新时代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道路明确了前进方向，也构成了中国文化制度不同于其他国家文化制度的显著特征。三是提出“两个结合”是必由之路的重要论断。习近平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高度契合之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更加充实，经由“第二个结合”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引向深入已经成为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必由之路。

四、从系统思维看习近平文化思想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系统观念，强调文化系统内部不同文化要素之间的互补，注重对文化工作进行整体性部署，注重发挥文化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作用。

(一)强调文化要素之间的互补

习近平明确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文化既不是铁板一块、不可解析，也不是互不关联的成分的混合物，而是一个具有结构和整体功能的由许多复杂的元素组成的系统。一个文化系统的落后过时，固然与组成它的文化要素有关，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其结构的不合理。因此，文化系统的新陈代谢，固然要靠文化要素的增减损益，但根本的改造的途径在于旧系统结构的消解和新系统结构的重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素与生成于西方文化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要素分别具有各自的特性，前者在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之后，恰好能够与后者实现互补，共同构成一个既有真理性又有人民性的文化系统。

（二）注重对文化工作进行整体性部署

“系统的整体性并不是指各系统要素简单的叠加，而是指通过一定结构将各个要素有机联系起来，使系统的整体具备单个要素所不具备的新功能。”习近平对文化工作的部署体现出系统思维的特点，要求“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推进文化工作。一是早在2013年部署新形势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时，他就把做好文化工作与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强调“要继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二是2018年部署宣传思想工作时，他强调：“要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引导全体人民自觉践行。要抓住青少年价值观形成和确定的关键时期，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要广泛开展先进模范学习宣传活动，营造崇尚英雄、学习英雄、捍卫英雄、关爱英雄的浓厚氛围。要大力弘扬时代新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不断提升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要弘扬新风正气，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三是在关于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方面，他明确提出要“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并强调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四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体”和“用”进行了整体性考量，作出包括舆论宣传、思想道德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网络建设管理、文明交流互鉴等在内的一系列战略部署，形成一整套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科学系统的思想体系，为整体推进文化工作提供了科学的路线图。此外，“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系列新理念的提出，也体现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注重各文化领域的整体性建构。

（三）注重发挥文化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作用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习近平重视发挥文化的现实指导作用，既从社会各个方面凝练思想、荟萃文化，又要文化以各种形式渗入社会生产生活各个方面，并通过这样的交互方式促进文化发展。他在《之江新语》中对生态文化的科学阐释就充分体现出这一点：“生态文化的核心应该是一种行为准则、一种价值理念。我们衡量生态文化是否在全社会扎根，就是要看这种行为准则和价值理念是否自觉体现在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在产业发展中，是否认真制定和实施环境保护规划；在城市建设中，是否全面考虑建筑设计、建筑材料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在产品生产中，是否严格执行绿色环保和质量安全标准；在日常生活中，是否自觉注意环境卫生、善待地球上的所有生命等。对照这一要求，必须承认我们在许多方面还相距甚远，在现实生活中违法排污、违规建筑、乱砍乱伐、乱掘乱挖、乱捕滥杀等无视生态规律的行为还时有发生，究其深层原因是我们还缺乏深厚的生态文化。因此，进一步加强生态文化建设，使生态文化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价值理念，需要我们长期不懈地努力。”

五、从创新思维看习近平文化思想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在对中华优秀传统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推动文化建设，注重创新宣传思想工作的方式方法，将创新作为一种文化贯穿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等各个方面。

（一）坚持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推动文化建设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蕴藏着一座座思想文化的富矿，如何挖掘和运用其中的宝贵文化财富是需要破解的重要命题。习近平指出：“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中华传统文化由于其产生背景与现代社会存在时空差异，并不能天然地完全适用于现代社会，因此要实现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适应和协调，必须要有一个扬弃的过程，即要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实现古为今用，而这一过程也正是充分运用传统文化资源、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在交融中实现文化创新发展的过程，如此才能够“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二）注重创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方式方法

习近平注重对宣传思想工作方式的创新。一是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部署中贯彻创新理念。他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创新，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努力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把创新的重心放在基层一线。”二是注重对内加强宣传国外新思想，对外创新宣传方式。“对世界形势发展变化，对世界上出现的新事物新情况，对各国出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我们要加强宣传报道，以利于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近年来，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已经成为传播中国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抖音国际版（TikTok）以“激发创造，带来愉悦”的理念在全球推广并风靡海外，进一步拓宽了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渠道。这些新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落实了习近平关于“完善国际传播工作格局，创新宣传理念、创新运行机制，汇聚更多资源力量”。三是创新创作文艺作品。习近平强调，文艺创作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近年来，国内知名旅游城市纷纷创新创作关于城市文化发展历程的演出活动，例如《上海千古情》《三亚千古情》《丽江千古情》《九寨千古情》《张家界千古情》《中华千古情》等，形成了“千古情”系列品牌，这些演出一方面运用声、光、电和舞台场景技术创新了文艺表达方式，更好地传播了城市文化；另一方面以积极正面的故事弘扬了主旋律、传播了正能量，创新发展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三）将创新作为一种文化贯穿到各个方面

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创新和变革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在创新变革中前进的历史。《周易·系辞下》就提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创新变革精神。新时代以来，创新作为“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部分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贯穿到制度创新、理论创新、科技创新等各个方面。第一，在制度创新方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并提出336项重大改革措施；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党的二十大涉及重大改革成就、部署重大改革任务48项。第二，在理论创新方面，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新质生产力”等一系列重要创新理论。第三，在科技创新方面，“贯彻落实‘创新发展’理念是我国抓住科技革命机遇的重大举措”。新时代以来，中国抢抓科技革命新机遇，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科技创新攻坚，致力于引领世界科技发展新方向、主导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

六、从法治思维看习近平文化思想

习近平文化思想注重加强国家层面文化立法和地方层面文化立法，并以多种形式促进文化建设法治理念的普及，从而实现对中华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

（一）注重国家层面文化立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层面通过制定各种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了受法律保护的文化保障对象和国家所倡导的文化理念与价值准则。一是中医文化方面的立法。2016年12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明确规定要加大对中医药科学研究和传承创新的支持力度，促进中医药文化传播和应用。二是工艺文化方面的立法。2017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文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明确指出要“立足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学习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发掘和运用传统工艺所包含的文化元素和工艺理念，丰富传统工艺的题材和产品品种，提升设计与制作水平，提高产品品质，培育中国工匠和知名品牌”。三是文艺文化方面的立法。2019年7月，文化和旅游部印发了《曲艺传承发展计划》，明确指出要“不断提高曲艺的传承发展能力，充分发挥曲艺在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推动曲艺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做出更大贡献”。四是网络文化方面的立法。在网络空间不断健全多层次、多维度的网络治理法律法规体系，加强规范网络秩序，加大对恶意制造、传播虚假不实信息者的惩戒力度，进而强化网民规则意识，净化网络环境，防止抹黑党和国家的错误舆论冲击主流意识形态、误导公众。2016年1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2020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国家网信办发布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五是文化版权方面的立法。“为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二）注重地方层面文化立法

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对地方特色传统文化的保护。习近平指出：“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党的十八大以来，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通过法治来保护和发展当地特色传统文化，纷纷根据2017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进行文化方面的立法。例如，河北省于2021年通过并施行《河北省长城保护条例》《邢台市传统村落保护条例》；2022年通过并施行《河北省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条例》，明确指出：“为了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传承人类文明，促进大运河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2023年通过并施行《衡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浙江省杭州市为了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继承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延续城市文脉，持续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2022年首次以“城”为单位进行历史文化保护立法，并于2023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杭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明确规定：“杭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应当包括保护范围、保护对象和‘三面云山一面城’等传统格局、自然环境及重要管控要求，其中保护范围应当包括历史城区和其他需要保护、控制的区域”。

（三）以多种形式促进文化建设法治理念的普及

习近平文化思想注重文化建设法治理念的普及。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追求，将“法治”作为培育成熟国民心态的重要理念之一，使法治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核心价值追求之一，为文化建设法治理念的普及提供了重要保障。习近平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二是举办“宪法宣传周”法治文化主题普法宣传等活动。例如，2023年12月，文化和旅游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举办以“大力弘扬宪法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主题的“宪法宣传周”法治文化主题普法宣传活动，全国各地也纷纷开展各种主题活动。三是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法治文化深度融合。例如，2023年，国家图书馆举办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红色法治文化馆藏法律文献展及法治宣传片轮播，以及《中国传统法文明模式》《红色法治传统的现代意义》两场专题讲座；故宫博物院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合作开展常态化法治宣传活动，推动法治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促使广大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领域更好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七、从底线思维看习近平文化思想

习近平文化思想注重防范西方物质主义膨胀和精神颓废的危机，注重道德风险防控，注重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特别是意识形态安全。

（一）注重防范西方物质主义膨胀和精神颓废的危机

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物质富足，反对物质主义膨胀；强调精神富有、反对精神颓废；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注重防范西方物质主义膨胀和精神颓废的危机。

资本主义现代化由于以资本为中心，造成了贫富差距扩大、过度物质化、精神颓废等许多问题，而资本主义自身却无法予以克服。美国前政要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曾经指出，美国梦就是把理想主义与物质主义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梦想。可见，物质主义膨胀、精神生活颓废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点。与资本主义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既要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又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习近平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不仅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而且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前无古人的创举，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文化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和灵魂支撑,人民精神世界充盈丰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强调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极大地防范了西方物质主义膨胀和精神颓废的危机。

（二）注重道德风险防控

习近平文化思想高度重视道德建设，注重道德风险防控。2013年11月，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道德建设水准直接关系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与否，必须同时从社会和个人两个层面来抓道德建设。他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想强调一下道德建设问题。梁启超说:‘国之见重于人也，亦不视其国土之大小，人口之众寡，而视其国民之品格。’如果我们国内违背社会公德的事情比比皆是，触及道德底线的事情不断发生，一些人到了国外不遵守公共秩序，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还怎么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啊?所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从思想道德抓起，从社会风气抓起，从每一个人抓起。”由于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等价值观的存在，以及对有限道德水准、违背道德行为的惩罚措施等制度设计方面的不完善，不道德行为仍然长时期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且产生了“劣币驱逐良币”、国民形象受损等不良后果。为此，他作出重要部署：“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要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激励人们向上向善、孝老爱亲，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行动，抵制腐朽落后文化侵蚀。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强化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奉献意识。”文化建设运用底线思维，落实习近平关于思想道德建设的总体部署，通过完善道德评价体系、道德教育体系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等方式来加强道德风险防控，已经成为新时代提升国民素养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抓手。

（三）注重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特别是意识形态安全

习近平文化思想高度重视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特别注重维护意识形态领域的国家安全。“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新时代以来，国内外多元文化交流交锋日益频繁，文化在国家层面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文化安全既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文化权益，又是构成国家安全的基本要素，与政治安全、网络完全密切相关，维护文化安全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环节。与此同时，由于意识形态安全直接涉及道路和旗帜的问题，也备受重视。2015年7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十九号主席令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其中的第二十三条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作出了明确规定：“国家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防范和抵制不良文化的影响，掌握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文化安全特别是意识形态安全的充分巩固，有利于凝聚共识，有利于培育、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要充分运用法治、网络、新闻舆论等维护好文化安全，特别是要充分履行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职责和使命，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树立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更好保障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持续生成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既立足世界文化版图，勾勒中华文化经纬，擘画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崭新图景，博大精深，又立足中国当代实践，把准中华文化脉搏，铺就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崛起通途。

（作者：辛向阳，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吕耀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