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同舫：思想的力量在于引领时代

思想具有强大伟力。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思想体系，具有兴党强国伟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思想的引领。新时代新征程，更加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伟力。

面对“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主线，直面“领悟思想的力量”的主题，人们不禁要问：究竟什么样的思想才能呈现出强大伟力？总结人类进步、世界历史、时代发展、人民实践和思想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经验教训，我们可以从历史、人民、实践、国家和政党“五维框架”来理解和把握。韩庆祥教授在新著《领悟思想的力量》中作了回答。一是从历史维度，这种思想能把握历史规律，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掌握历史主动，推动历史发展，因而是一种科学的思想，是“对”的思想，能呈现出真理的力量。二是从人民维度，这种思想能把握人民愿望，维护人民利益，站稳人民立场，掌握人民群众（或为人民群众所掌握），造福人民群众，因而是一种为人民立言的人民的思想，是“好”的思想，能呈现出道义的力量。三是从实践维度，这种思想源于实践创造，立足实践基础，经过实践检验，注重自我完善，引领实践发展，因而是一种注重创新且行动着的思想，是“活”的思想，能呈现出实践的力量。四是从国家维度，这种思想能反映时代呼声，站在时代进步一边，解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问题，满足国家发展需要，因而是一种先进的思想，是“兴”的思想，能呈现出推动的力量。五是从政党维度，这种思想能体现“两个结合”，创立思想的主体具有人格魅力和积极影响，能走向人性深处，叩击人们心灵，能成为引领权力和资本的思想武器、行动指南，成为做好工作的看家本领，因而是一种为人们所喜爱、所认同的正确思想，是“行”的思想，能呈现出引领的力量。就中国而言，这种思想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为中国共产党谋强大、为马克思主义谋生机。

科学的思想之所以具有强大伟力，从根本上在于它是对历史发展规律、时代发展趋势、实践发展要求、人民美好愿望的正确反映，反过来它又指引历史、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古代，世界文明的中心在中国。近代，世界文明的中心转移到欧洲。由此兴起了“欧洲中心主义”，随后进一步拓展为西方中心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及其思潮，西方中心论在整个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在思想认识上不断清算自己以前的哲学信仰，不断进行自我批判、自我超越、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所以晚年马克思超越了青年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道路的思想认识，开始从思想意识上强调并关注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尤其是东方社会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问题。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是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的话，列宁则是把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现实。这种现实，就是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制度。需关注的是，俄国是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以，列宁晚期从理论和实践上集中思考的根本问题就是：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问题。这种思考形成了思想，其聚焦点和根本点，一是列宁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上改变了；二是列宁认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显然，是列宁开启了对历史发展道路多样性的实践，开始走出了“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框架。要言之，历史发展道路多样性的实践真正发端于列宁，它在思想理论上为中国“走自己的路”提供了实践样本。

现代化运动是西方开启的，它把整个世界卷入其中，也对中国产生强烈冲击，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共同的命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1921年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从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力量、选择正确中国道路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必由之路等三个方面，开始掌握在中国建设现代化的历史主动。之后，我们党确定了“走自己的路”，推进现代化道路问题上的“自主性成长”；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赋予“走自己的路”以时代内涵，从“走自己的路”中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了现代化道路问题上的“内涵式成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进一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置于世界历史这种大历史观、大历史场景中进行思考，在与西方现代化的比较和竞跑中，又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进一步推进现代化道路问题上的“世界性成长”；之后，我们党又进一步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成功推进和拓展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以更为宽广、更为深远的意义，进而推进了现代化道路问题上的“理论性成长”。概言之，基于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生成，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一条由“世界失我”到“世界有我”再走向“世界向我”的历史演进逻辑，使新时代的中国走出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框架，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确立并巩固了中国的文化主体性、思想主体性，也使我们真正明确一个道理哲理：一切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之争，归根到底是某种思想“主体性”之争。

（作者：刘同舫，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来源：《学习时报》2024年4月8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