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刚：爱国卫生运动的发展历程及其启示

  爱国卫生运动是我们党把群众路线运用于卫生防病工作的成功实践，也是我国人民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7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面对美国悍然发动的细菌战，作出发起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指示，创造性地把党的群众路线与卫生防病结合起来，有效推动了我国卫生水平与群众健康水平的提升，被赞誉为“新中国的卫生奇迹”。作为健康领域的中国创举，70多年来，爱国卫生运动蔚然成风，已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回顾爱国卫生运动的发展历程，总结成功经验，有助于深刻理解其丰富内涵，为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供启示和借鉴。

一

  新中国成立前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时期，战争频发让我国本不乐观的卫生状况雪上加霜，人民群众疾病多发、死亡率高的问题甚为突出。为预防各类疫病发生，中国共产党高度关注并积极干预卫生健康问题，从思考“革命中的卫生健康应该为谁服务”，到“红军的卫生工作是革命根据地的特殊环境下发展起来的”的经验总结，无不体现了我们党很早就十分重视卫生事业并积极开展工农群众卫生运动的探索。譬如，1933年，毛泽东同志曾在《长冈乡调查》中呼吁重视防疫，被中华苏维埃政府采纳。江西瑞金的“中央红色医院”成立，毛泽东同志指出，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要结合进行，教育大家讲卫生，要中西医合作。此后，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还专门成立卫生防疫机构，开展以消灭蚊蝇，防止霍乱、鼠疫为中心的军民卫生运动。

  爱国卫生运动的真正形成是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当时，东北部分区域发生肺鼠疫，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下，加之苏联医疗队协同帮助，新中国首次传染病疫情被迅速扑灭。随后，卫生部明确了传染病防治要求，把卫生防疫列为重大任务。1952年2月，随着美军在朝鲜战场的失利，美军严重违背国际法和人道主义，悍然对我国发动了细菌战，在东北地区投放携带炭疽杆菌等十余种病菌的苍蝇、跳蚤等，对我国人民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为了彻底打好反美生物战，3月14日，以周恩来同志为主任的中央防疫委员会成立。随即，划定疫区等级、卫生侦察、预防注射、杀灭媒介动物、广泛宣传防疫知识等工作迅速展开。党中央还特别强调科学防疫，执行严格的疫情报告制度，在发现疫情的地区实行局部封锁隔离，切断传染源。在不久后召开的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亲笔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卫生工作与群众性卫生运动相结合”在此次会议上被正式确定为卫生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随着相关活动的推进，“爱国卫生运动”逐渐深入人心，不仅有效防控了疫情，捍卫了国家安全、确保了军民健康，同时也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将爱国保家与讲究卫生紧密结合的热情，为新中国卫生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有力的群众基础。

二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变迁，爱国卫生运动的形式与内容也在不断丰富和变化。1953年，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负责在全国领导开展卫生大突击和卫生大检查。《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等文件也纳入了爱国卫生运动的内容，强调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卫生防疫工作成为发展农业生产、保护农民身体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1958年，《中央关于在全国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的发布使爱国卫生运动再次掀起高潮。为解决广大农村地区一无医二无药的窘境，一大批“赤脚医生”经过短期培训投身广袤的农村大地，满足了当时农村大多数群众的初级医护需要。这一时期，在党中央及各级政府领导下，全国约6亿人民参与到浩浩荡荡的爱国卫生运动中，在“见害就除，积极防病”“提倡卫生、扑灭危害”“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等宣传口号的鼓舞下，清垃圾、扫厕所、管集市、勤洗手、常消毒、净餐馆等卫生行动经常性开展，有效降低了蚊、蝇、鼠、蟑等病媒生物密度，彻底消灭了天花病毒，改变了旧中国卫生状况差以及传染病流行的状况，城乡面貌大有改观，也起到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爱国卫生运动的形式与手段进一步创新和完善。一度中断的爱国卫生运动全面恢复，“除四害”“两管五改”等活动陆续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88年，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保护人民健康”写入宪法。同年，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有关政策也逐步跟进完善，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爱国卫生工作的决定》要求各级政府把爱国卫生工作纳入社会发展规划，切实加强领导，使卫生条件的改善与卫生水平的提高与四化建设同步发展。1990年起，“创建全国卫生城市”活动的开展和推广使爱国卫生运动开始以城市为主要载体。进入21世纪后，爱国卫生运动上升到促进两个文明建设提高全民素质的高度，“讲文明、讲卫生、讲科学、树新风”“门前三包”“四自一联”等活动经常性开展，人居环境和卫生习惯得到进一步改善。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将农村环境卫生与环境污染治理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进一步推动了卫生城市和村镇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爱国卫生运动，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人民身心健康”。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爱国卫生工作的意见》，要求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切实加强新时期爱国卫生工作。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确定新时代卫生健康工作方针，出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此后健康中国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和应急机制不断健全，以城乡环境整治、健康教育、健康促进为载体和重点内容，推动从环境卫生治理向全面社会健康管理转变。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深入开展健康中国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为进一步扎实推动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注入了强大动力。爱国卫生运动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预防为主，不断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工作内涵。

三

  爱国卫生运动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在一次次全民行动中保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有力提升了人口素质，持续提高了我国卫生健康水平。2022年12月，在爱国卫生运动开展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始终坚守初心使命，传承发扬优良传统，丰富工作内涵，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为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作出新的贡献”。研究和总结这一壮举的发展历程及其历史经验，对于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弘扬爱国卫生运动优良传统，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需要充分融入国家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爱国卫生运动基本实现了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都组建清洁工作队，日常卫生大扫除制度基本形成，坚持突击运动与常态化保洁相结合的工作方式，坚持内外环境整治相协调，使得城乡环境得到大大改善。20世纪90年代起，以创建全国卫生城市等为抓手的爱国卫生运动得到较快发展，广大人民群众以“人民城市人民建，建设城市为人民”的思想自觉积极参与，坚持自我管理、自我建设、自我负责的卫生治理新模式，为推动传染病及流行病的防治工作起到积极示范作用。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既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目前我国环境卫生长效管理以及健康素养提升仍存在一定短板，需要我们从源头上做好应对各种复杂因素的统筹安排，引导个人主动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大力推动“健康入万策”等落地实施，扎实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需要紧密依托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爱国卫生运动从诞生之日起就把爱国和卫生紧密联系起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并显示出长久不衰的强大生命力。用革命精神把群众组织起来，开展“除四害”运动成效显著。这些家喻户晓、人人动手的卫生活动将老百姓日常锻炼融入疾病预防体系当中，使得爱国卫生运动与基层治理工作相融合。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应以群众期盼为导向，推动形成自上而下行政推动与自下而上主动参与相结合的群众动员机制，进一步强化基层治理能力，逐步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最终形成平战结合、节约集约、高效治理的强大合力。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爱国卫生运动是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的具体行动，重在人人关注、人人参与，最终实现人人共享。它既需要广泛持续地动员和投入人力、物力，更要求讲究实际成效、注重实干巧干，这就意味着必须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尊重群众首创精神，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20世纪50年代起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充分尊重人民意愿，相信人民、依靠人民，让广大群众都参与到这一社会实践中，与“四化”建设同步。广大人民群众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同各种影响卫生健康的行为作斗争，各地创新手段、灵活施策、综合整治，将大量简单、实用的方法植入运动过程中，依靠技术力量提升效率，涌现出一大批因地制宜、各具特色的群众公共卫生治理经验。例如，针对当时严重危害群众日常生活和健康的鼠害，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创造出诸如草鞋水缸法、竹片砖压法、钓鱼式捕鼠等方法，有效控制了鼠害滋生。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必须继续坚持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激励更多基层群众参与到健康治理当中，同时适应数字时代新特点，依托新兴信息技术，加快从粗放型向精细化转变，切实提高效果。

  总之，爱国卫生运动是在党和政府的坚定推动下，将我国政治优势、制度优势、组织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不断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的具体行动。新时代新征程，要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深刻认识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重大意义，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牢固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理念和公共卫生法治思维，让爱国卫生运动成果更多更精准地惠及亿万人民，更好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作者：王培刚，系武汉大学人口与健康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战略方向与动力机制研究”阶段性成果）

来源：《光明日报》2024年5月22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