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明：中国共产党赢得抗日战争的历史主动

近代以后，中国人民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和民族内部软弱涣散。直面日本军国主义野蛮入侵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苦难，中国共产党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坚定的使命担当，主动扛起民族救亡的大旗，以科学的理论指引、高明的战略部署和广泛的群众动员，使中华民族从“一盘散沙”转变为聚沙成塔、万众一心，一步步拨开战争的迷雾，最终引领中国人民走出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深渊，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写下浓墨重彩的中国篇章。探寻中国共产党赢得抗日战争历史主动的历程，我们能深刻把握中华民族在绝境中奋起、在抗争中重生的内在奥秘。

紧紧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赢得抗日战争政治上的主动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赢得抗日战争的历史主动，最根本的在于扎根于人民，赢得历史主体的认可和信赖，进而赢得政治上的主动。在抗日战争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殊死较量中，政治主动的争夺本质上是人心的争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推动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洪流。”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中，我们党始终坚持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赢得人民的衷心拥护和鼎力支持，把人民“组织起来了”，迸发出“惹不得”的洪荒之力，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中国共产党以全民族抗战的科学理论，打破了片面抗战的政治桎梏。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全面进攻，国民党当局实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抗战政策，忽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导致大片国土沦陷。而中国共产党人深刻阐明“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不仅揭示了抗日战争的人民性本质，更为全民族抗战提供了科学指引。我们党明确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乃至海外侨胞都视为抗战有生力量并组织起来，避免出现“少数人抗战、多数人旁观”的被动局面。当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成为全民族共识，当抗日救亡的旗帜在神州大地高高飘扬，原本分散的民众变成了全民动员、全民皆兵、全民参战的“一整块钢铁”，使日本军国主义遭受致命打击。

中国共产党以切实维护人民利益的实际行动，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的政治拥护。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推行“三光政策”，国民党统治区苛捐杂税繁重，人民群众深陷水深火热之中。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始终以保障人民生存发展权利为核心。在经济上，实行“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帮助农民发展生产，让根据地人民有饭吃、有衣穿。在政治上，建立“三三制”政权，保障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民主权利，让普通民众第一次拥有了参与国家治理的机会。这些政策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带来实实在在的民生改善。正是这种“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实践，让中国共产党成为人民群众心中“真正为老百姓办事”的政党，人民群众则以“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踊跃参与，成为党的政治主张坚定的拥护者和积极的践行者。

中国共产党以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坚定立场，粉碎了破坏抗战的政治阴谋。抗日战争期间，投降主义与分裂主义始终是威胁抗战大局的毒瘤。日本侵略者不断对国民党当局进行“诱降”，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国投敌，国民党顽固派多次制造“反共摩擦”，试图削弱甚至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面对这些破坏行为，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一方面，坚决揭露汪精卫集团的叛国行径，号召全国人民“打倒汉奸卖国贼”。另一方面，在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时，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立场，在击退顽固派进攻后主动停火，呼吁重开谈判、继续合作。这种既讲斗争又讲团结的策略，既挫败了分裂势力的阴谋，又向全国人民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先的政治胸怀。越来越多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进步青年纷纷向中国共产党靠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斗争中不断巩固，党的政治影响力与号召力进一步提升。

用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赢得抗日战争战略上的主动

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拥有登高望远的战略优势，这是赢得抗日战争历史主动的关键所在。抗日战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对抗，更是政略战略的较量。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一空前强大的敌人，面对“亡国论”“速胜论”交织带来的思想混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摆脱被动应对的困境，在战略层面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关键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抗战实际深度结合，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科学分析战争形势、精准把握战争规律、灵活制定战略策略，赢得战略上的主动，为抗战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和道路。

在精准分析敌我特点中谋划变被动为主动的战略。战争既是力量的竞赛，又是主观能力的竞赛，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全国抗战爆发后，面对日本侵略者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叫嚣，“亡国论”者被吓破了胆，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而“速胜论”者则片面幻想通过美英等国的援助，依靠政府军队与日本军队的决战迅速取得胜利。但我们党却提出与“亡国论”“速胜论”迥异的观点。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就提出“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的观点。1938年5月，毛泽东用了8天9夜的时间，写出了5万多字的《论持久战》。在这部伟大著作中，毛泽东分析了中日双方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日本国度比较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而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这样的分析，得出了“我能最后胜利，避免灭亡，敌则将最后失败”的结论，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变被动为主动、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力量。

在预见战争发展阶段中明确变被动为主动的路径。全国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执行“持久消耗”战略，在战役指导上采取消极的单纯防御方针，以线式的阵地防御战阻击日军进攻，结果不断丢城失地。毛泽东则提出通过“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以运动战、游击战为主的战争形式获得“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效果，为我军制定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方针。毛泽东把战略上的竞争特别是战略能力的比较加入到对战争胜败的研判中，准确预见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和抗日战争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指出了每个阶段的战争形式，清晰地描绘出战争发展全过程的蓝图。后来，抗战形势的发展和二战的最后胜利完全印证了这一科学预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略是从全局、长远、大势上作出判断和决策。毛泽东同志很形象地说过这个问题，他说：‘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毛泽东同志讲的这种领导，就是战略领导。”中国共产党卓越的战略领导力，为中国人民指明了从战略被动转为战略主动的根本途径，赢得了党内外、国内外一致的高度赞誉。

在制定实施战略战术中实现变被动为主动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既有极具战略远见的英明领袖，也有一批能够将领袖提出的大战略转变为实施方略的得力干将，还有能够将高层制定的战略策略贯彻落实到各个层级直至“最后一公里”的严密组织体系和优秀人才。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赢得历史主动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抗战相持阶段，日军调整侵华战争的战略方针，重点转为在“敌后方实施大胆地奔放不羁地蹂躏作战”，我军抗战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挑战。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叶剑英根据《论持久战》的基本原理，分析研究各抗日根据地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加工提炼出一套对付敌人的原则和方法，特别是与王稼祥起草的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即著名的《建军四号指示》），要求各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应包含主力军、地方军和人民武装三部分，提出目前应以扩大、巩固地方军和人民武装为中心，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该指示有力地促进了各根据地军民持久、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加之当时“吃小米饭，攻理论山”的学习热潮极大地提高了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基层能够结合实际创造性地贯彻执行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大政方针，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沉重打击日本侵略军，形成了敌之被动、我之主动的新局面，达成了毛泽东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意图。

大力弘扬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赢得抗日战争精神上的主动

抗日战争不仅是军事与政治的对抗，更是一场精神与意志的较量。精神上的主动、意志上的坚韧，是赢得抗日战争历史主动的强大动力和丰沛源泉。当日本侵略者试图通过“奴化教育”消解中华民族的英雄血脉与抗争基因时，当战争的残酷考验着全民族的心理防线时，中国共产党将革命文化的斗争精神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根脉相融合，激发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构建起引领全民族抗战的精神旗帜。这种精神引领不仅唤醒了民众的民族意识，更凝聚了跨越地域、阶级的精神共识，让中国人民在苦难中坚守信仰、在牺牲中砥砺斗志，赢得了抗日战争精神上的主动。

中国共产党以革命文化的斗争精神为内核，塑造了全民族的抗战意志，培厚了精神主动的文化沃土。革命文化诞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反抗压迫的斗争实践，蕴含着不怕牺牲、敢于斗争、坚韧不拔等内涵要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这种精神融入抗战宣传与实践，通过创办《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撰写《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文章，用为民族解放而牺牲的崇高价值追求激励人民爱国奉献、团结抗战。通过组织抗日宣传队、文艺工作团，用话剧、歌曲、诗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抗战必胜的信念传递到敌后根据地与国民党统治区，点燃民众的抗争激情。同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更是率先垂范，在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中，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形势多么险恶、战争多么残酷，始终奋战于抗战最前线。革命文化的传播与实践，彻底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和决心，打破了“恐日”的精神枷锁。

中国共产党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认同为根基，唤醒了全民族的家国情怀，筑牢了精神主动的文化纽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品格、“众志成城、同舟共济”的团结理念，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倒的精神根脉。中国共产党深入挖掘这些文化资源的时代价值，将其与抗日救亡的战略需求相结合，阐释抗日战争的正义性与必然性，论证中华民族不会灭亡的文化底气，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凝聚民族认同的载体。当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推行以“亲日”为核心的奴化政策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在敌后开展“识字运动”“历史教育”等，让民众牢记“自己是中国人”。这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升华，不仅抵御了侵略者的文化侵蚀，更让民族大义成为超越地域、阶级的精神纽带，使全民族在保卫中华的共同目标下凝聚起来，为精神主动提供了文化支撑。

中国共产党以革命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创造，刷新了全民族的精神状态，开掘了精神主动的实践源泉。中国共产党没有将革命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割裂，而是通过融合创新，创造形成了既具时代性又有民族性的伟大精神。一方面，用革命文化中的平等、民主等理念改造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如在根据地废除男尊女卑，倡导妇女解放，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革命实践中焕发新生。另一方面，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爱、大同等思想丰富革命文化的内涵，如将“为人民服务”与“仁者爱人”相呼应，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和而不同”相契合，让革命文化更易为广大民众所接受。这种融合创新形成的新精神，在实践中转化为强大的行动力量。在抗日根据地，军民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与勤俭节约、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指引下，开展大生产运动，实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不同党派、不同阶层的民众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放下分歧、携手抗敌。这种精神共识转化为行动合力的实践，不仅让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引领得到全民族的认同，更让主动抗战、团结抗战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作者：刘光明，国防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学习时报》2025年9月3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