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纯 张金岭：跨文明视域下的“中国镜像”：海外学界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认知

纵观历史长河，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具有五个“突出特性”，分别是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个突出特性构成了回答“何以中国”的关键。从明末清初到21世纪，海外学界一直在以他者视角观察和解读中华文明。他们对中华文明的研究构成了一面复杂的“中国镜像”，这面镜像既折射出中华文明的某些真实侧面，也深刻烙印着观照者自身的文化立场、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所掌握的研究范式。本文将在跨文明视域下，系统梳理海外学界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认知演变历程，深入分析“中国镜像”背后的思维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构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全球认知共识的路径和方法。塑造海外学界对中华文明的客观认知，不仅有利于中国话语、中国智慧的有效传播，也将促进全球文明的平等对话与交流互鉴。

一、海外学界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认知演变

海外学界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认知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演变过程，其轨迹与西方世界对华态度的变迁、研究范式的更迭以及中国自身的发展紧密相连。从早期充满异域想象的游记与传教士文献，到19世纪欧洲汉学走向专业化和学术化，到20世纪中叶以后以美国中国学为主导的区域研究兴起，再到21世纪全球化背景下世界中国学出现，这面“中国镜像”的内容与焦点在不断变化。 

对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性，海外学界的认知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弗朗斯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等思想家在研究了传教士带回的资料后，普遍认同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伏尔泰在其著作《风俗论》中开门见山地指出：“不容置疑，中华帝国是在4000多年前建立的。”这种对于中华民族连续性的认同延续到了20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在其著作《历史研究》中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进行了类型学分析，指出中华文明是唯一已传承下来的文明。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也在《中国问题》一书中指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是世界上最坚不可摧的文明。二战前后，受到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日本学界曾出现了一些质疑中华文明连续性的论调。例如，内藤湖南、矢野仁一等学者为了给日本大陆政策的落实做铺垫，在《新支那论》《近代支那论》等著作里将“中国”定义为汉族政权，否认少数民族建立的元朝和清朝属于中国。历史学家冈田英弘更是在《从蒙古到大清：游牧帝国的崛起与承续》一书中错误地声称，“我主张大清帝国承继了蒙古帝国”。日本学界所谓的“满蒙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新清史”学者的研究。进入21世纪，海外学界讨论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焦点逐渐转移到对连续性内涵的分析上。美国学者布鲁斯·艾里曼（Bruce Elleman）和莎拉·佩恩（Sarah Paine）等人认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主要体现在文化体系的稳定上。中华文明的基因是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体系，这一体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美国汉学家陆威仪（Mark Lewis）等人则认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主要体现在中国的国家治理传统上。他分析了中国古代王朝所建立的行政体制和法制，指出这些制度不仅塑造了中国古代的基本政治格局，还为后世提供了治理范式。虽然对于延续性内涵的理解不同，但大多数海外学者都认同，中华文明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革故鼎新、向前发展的，但在持续的变化之中又隐藏着“不变”的成分。

对于中华文明的“创新性”特性，海外学界的观点以“李约瑟难题”最具代表性。英国学者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近代的中国？“李约瑟难题”代表了当时大多数西方学者的看法，他们承认古代中国在科学技术、政治制度上的发达程度远远高于西方，但同时也判定近代中国缺乏创新能力。二战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提出了“冲击—回应”模式，认为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其在近代化的进程中产生的一切变革皆源于西方的刺激。这一观念在美国的中国研究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1960年代才被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柯文（Paul Cohen）等第二代美国中国学学者反拨。史华慈等人通过研究严复、王韬等中国知识分子的著述指出，中国社会并不是停滞不前的，其内部具有革新的能力。近年来，随着中国在科技和经济领域的飞速发展，海外学界对中华文明创新性的认知发生了巨大转变，学术讨论的焦点从对“中国有无创新能力”的辨析转向了对“中国以何种模式创新”的剖析。一派观点强调“技术民族主义”模式，认为中国的创新主要由国家主导，依赖产业政策和巨额补贴。受此观点影响，部分海外学者对中国的原始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提出了质疑。例如，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高级顾问甘思德（Scott Kennedy）在研究报告中声称，尽管中国政府在研发领域投入大量资金并制定了明确的顶层战略，但只换来了相对较少的高质量产出。另一派观点则强调“创新生态系统”模式的重要性，认为中国政府、企业、大学、研究机构等体制内外的多元创新力量共同搭建了一个推动创新的“复合型”网络。随着时代演进，海外学界对中华文明创新性的讨论重心已然超越单纯的判断，转向了对中国科技发展机制的深入考察。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特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置于“东方专制主义”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审视。德国历史学家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的“治水社会”理论便是一个典型，他认为中国建设大规模水利工程的需求催生了高度集权的官僚体系，而正是这一体系维系了国家的统一。这种观念虽然没有否认中华民族的统一性，但将国家统一与专制体制紧紧捆绑，忽视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内生动力。二战后，“新清史”学派的兴起为“统一性”议题制造了新的焦点。美国历史学家罗友枝（Evelyn Rawski）、柯娇燕（Pamela Crossley）、欧立德（Mark Elliott）等人把清朝定义为对外殖民的扩张型内亚帝国，主张“中国”只是满清王朝的一部分，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不属于中国。这一论断违背了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客观史实，引发了海内外学界的激烈争论。何炳棣、汪荣祖等学者对此进行了有力批判，指出“新清史”学者是在用西方殖民帝国的经验来硬套中国历史，因而未能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独特格局。时至今日，关于中华文明统一性的讨论仍在继续，一些学者开始对现代中国的统一性进行探讨。其中，“中国分裂论”及其变体“中国崩溃论”构成了海外学界关于中国统一性争议的关键分歧点。“中国分裂论”最初由日本学者中岛端提出，后又被日本学者中岛岭雄进一步阐发。中岛岭雄认为，中国将走向“中华联邦共和国”。“中国崩溃论”由美国学者章家敦（Gordon Chang）提出，他在《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中从经济、社会、政治等多个层面预言中国将在短期内分崩离析。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及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这两种错误论调在海外学界引发了诸多批驳与反思。波兰学者瑞德兴（Radosław Pyffel）在辨析中国区域差异与全球再分配效应的基础上，将现代中国分为东部、内地（中部）、西部三个部分。他指出，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并不必然导致政治分裂，中国区域间的差异并不会动摇国家整体的统一。相反，在全球化浪潮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推动下，中国的统一性不断得到巩固，具体表现为民族认同的强化、统一市场的形成以及在国际谈判中的整体优势。英国学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更是在其著作中提出了“文明型国家”理论，指出中国是一个由独特的文化、社会关系和历史记忆凝聚而成的文明体。文明的向心力与统一的价值观念为中国提供了抵御分裂的深层文化基因。

对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性，海外学界的认知存在显著分歧。早期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持肯定态度。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一书中高度评价了中国文化的包容精神，认为中国皇帝允许来华的西方传教士自由传播基督教教义，体现了兼容并包的大国风范。19世纪以后，随着西方殖民扩张和“东方学”知识体系的形成，海外学界质疑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声音逐渐增多。1941年，费正清在《论清代的朝贡体系》一文中提出“朝贡体系”理论。在他看来，朝贡体系本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国际关系模式，周边国家必须承认中国的中心地位才能被纳入这一体系，中国所谓的“包容”是“华夏中心主义”的表现。他的这一观点影响了后续诸多学者对东亚国际关系的解读。在费正清理论的基础上，濮德培（Peter Perdue）进一步用“殖民性”来诠释清朝在中国的统治方式。他无视清政府为维护边疆秩序所采取的“柔远之道”以及盟旗制度，将清朝对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的政策视为一种与美国“西进运动”并无二致的帝国扩张行为。进入21世纪，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海外学界对中华文明包容性的认知出现了新的转向，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正视中国在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中起到的积极作用。美国学者威廉·恩道尔（William Engdahl）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是当代中国对全球包容性发展的新贡献，它的提出与实施是建立在尊重沿线国家主权和安全基础上的，而非以统治、掠夺或债务奴役为手段，这使得欧亚大陆逐渐成为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政治实体。但是，仍有部分学者对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持怀疑态度。他们囿于意识形态偏见，认为中国的发展必然会阻碍其他国家的发展，合作共赢是难以实现的。美国学者黛博拉·拉森（Deborah Larson）就声称，中国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和地位，中国地位的提升必然会以牺牲美国的利益为代价。这类观点虽不属于主流，但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仍不可忽视。

对于中华文明的“和平性”特性，海外学界的认知亦经历了复杂的演变。早期的积极认知主要是基于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考察。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谈到，古代中国的皇帝并不热衷于战争，他们“在以太平为目标这一点上，却是世界上无人能与之比肩的”。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在《中华帝国全志》一书中也指出：“中国人是恬静温顺且仁慈的。他们的做派和礼仪间充满了和蔼，且无刻薄、粗暴和急躁。”然而，到了冷战时期，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方学界受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对中华文明和平性的认知发生了显著转变。一些西方学者开始质疑中国的和平传统，认为这只是实力不足时的权宜之计。冷战后，“文明冲突论”与“中国威胁论”等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论调甚嚣尘上。美国著名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就曾在他的著作中写道，如果中国继续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并试图谋求在亚洲的区域霸权，美中两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激烈的安全竞争”。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部分海外学者对中国的解读愈发充满敌意。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政策研究室原高级顾问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百年马拉松》一书中，以零和博弈思维解读中国的发展目标，声称中国将在新中国成立百年之际“从美国手中夺走全球霸权”。曾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的杜如松（Rush Doshi）更是在《持久战：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一书中，将中国的正常发展曲解为“旨在取代美国霸权秩序的大战略”。这些言论在美国、日本的学政两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国家间的矛盾。近年来，随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推进，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澳大利亚学者皮查蒙·耶奥凡东（Pichamon Yeophantong）在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平发展思想后指出，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观念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治国传统中。英国学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更是进一步指出，中国为当今世界开辟了一条摒弃丛林法则、不搞强权独霸、超越零和博弈的文明发展新道路。

二、“中国镜像”背后的文化逻辑

英国著名汉学家雷蒙·道森（Raymond Dawson）曾指出，欧洲人对中国的观念在某些时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趣的是，这些变化与其说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不如说更多地反映了欧洲知识史的进展。他把中国比作变色龙，指出西方对中国的认知既非完全真实，也非完全虚构，而是基于某种文化想象和权力需求构建的“镜像”。在不同的时期和场合，中国被赋予了不同的形象，这不仅反映了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复杂角色，更折射出观察者自身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理解“中国镜像”背后的文化逻辑，对于消除海外学界认知的偏颇与成见，推进更加客观、平等的文明对话至关重要。

首先，功利主义倾向是塑造“中国镜像”的关键因素。海外中国研究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政治服务色彩。18世纪，伏尔泰、魁奈等欧洲启蒙思想家塑造了一个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将中国描绘为理性治理的典范，实际上是想借用“中国”这一符号来为自己的政治主张服务。在他们的建构中，“孔夫子的中国”拥有开明的君主政治、高尚的伦理道德以及完备的文官制度，恰好可以成为批判欧洲专制统治、挑战教会权威的有力武器。进入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开展和西方现代性扩张的加剧，中国形象在西方叙事中被建构为一个停滞、腐朽、专制的东方帝国，其深层目的在于赋予欧洲列强的殖民侵略以道义上的正当性。正如英国史学家拉纳·卡巴尼（Rana Kabbani）在谈到“欧洲的东方神话”时所言：“如果能够证明东方人是懒惰的、淫荡的、残暴的、混乱而无法自理的，那么帝国主义者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入侵与统治是正义的……。”

二战后，区域研究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蓬勃兴起，中国的形象又被重新塑造。费正清、罗友枝等学者先后提出“朝贡体系”理论、“满蒙非中国论”等，对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包容性”大加质疑，其初衷是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提供智力支持。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发展和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一些美国智库和学者更是公然将学术研究工具化，鼓吹“中国威胁论”“中国霸权论”，“在貌似中立的知识和追求普遍真理意志的背后，充满了权力的博弈与操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海外学界对中华文明特性的阐释往往会服务于其特定的地缘政治目标。这种功利主义的倾向不仅损害了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和严谨性，也严重扭曲了国际社会对中华文明特性的认知。

与功利主义倾向相伴而生的，是西方中心主义观念。西方中心主义是指一种将欧洲或西方的历史、文化与价值观置于世界中心，并将其作为衡量其他文明普适标准的认知框架。它预设了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认为世界历史遵循着一条由西方开创和引领的线性发展道路。这种观念最初出现于18世纪中叶的后启蒙运动时代。此时，西方社会已经不再需要用中国形象衡量并批判西方现实，而需要一个巩固自我意识形态的“他者”来确证西方现代性的合理性，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因而出现了大的转变。中国被打上了停滞衰败、专制、野蛮的标签，成为了西方现代民主、自由、进步的对立参照物。

在整个20世纪，伴随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步伐的加速，西方中心主义观念被进一步强化，从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等论著中比较了东西方民族精神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文化决定论”。该理论本质上是现代化理论“内源论”的西方中心视角，预设了只有源自西方的特定文化（即新教伦理）才是通往现代化的“标准”路径，并断言儒学和佛学对中国社会科技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使中国难以凭借自身的力量实现现代化。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则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这一理论在本质上是冷战“两极对抗”思维在后冷战时代的文明论翻版，断言了文明间的冲突为不可避免的根本范式，从而将中国视为西方世界的潜在对手。他在书中谈到，“文明之间最引人注目的和最重要的交往是来自一个文明的人战胜、消灭或征服来自另一个文明的人”。这种根植于西方传统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使得他无法理解中华文明“包容性”与“和平性”特征背后所蕴含的“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政治智慧。

直至21世纪，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仍没有完全消除。一些海外学者习惯性地用西方的尺度去衡量和解释中国的政策，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中国复刻西方的“新殖民主义”，指责中国援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想要通过经济渗透实现地缘政治扩张。如《外交学者》主编香农·蒂耶兹（Shannon Tiezzi）就曾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简单比作美国的“马歇尔计划”，认为正如美国依靠“马歇尔计划”的助推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中国也希望寄托“一带一路”倡议来达到相同的效果。正如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东方学》一书中所深刻揭示的，东方学本质上是一种服务于西方的知识体系，其“意义更多地依赖于西方而不是东方”。在这一套成熟的话语建构下，海外学者很难跳出自我认知框架，真正理解中华文明的发展逻辑与价值内核。

功利主义倾向与西方中心主义观念如同一体两面，二者共同塑造了海外“中国镜像”的复杂面貌。在这一复合机制中，西方中心主义提供了一套认知框架和价值标尺，将西方的历史经验、文化模式和价值体系预设为普世性的“标准”，从而为观察和评判其他文明确立了基本坐标。功利主义则是驱动这种认知框架在具体情境下被选择性地应用、以服务于观察者自身现实利益的机制。两者的结合使得海外学界对中国的解读始终难以摆脱“他者化”的窠臼。无论是道森笔下的“变色龙”，还是萨义德所批判的“东方学”，其核心都在于揭示一种权力与知识的共生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真实的中国往往被符号化、工具化的“中国”所遮蔽。

三、构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全球认知共识

在深刻理解了海外“中国镜像”的演变历程及其背后的文化逻辑之后，我们要面对的是一个更为紧迫的时代课题：如何超越历史形成的认知壁垒与话语陷阱，推动海内外学界形成关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全球认知共识？这不仅关系到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更关乎世界文明格局的未来走向。构建共识绝非单向度的文化输出，而应是建立在深入理解基础上的平等对话。其核心在于，推动中国从一个被研究、被审视的“客体”，转变为一个主动参与全球文明对话的“主体”。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采取措施，不断提高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进而推动海外学界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形成更加客观、全面的认知。

首先，构建共识的关键在于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这里的“自主”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西方理论，而是拒绝简单搬运西方理论或沦为其实验场。长期以来，中国学的学术话语权被西方学界垄断，各国的中国学人才在进行学术训练时要先熟悉西方学界的观点，这就导致许多学者习惯于用西方理论框架来解读中国问题。这种对西方范式的过度依赖不仅限制了中国学理论创新的空间，也导致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国际学术话语中被经常性地误读。美国学者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在《半个世纪的伙伴：美国的中国研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文中指出，目前的中国研究缺乏原创性和主体性，尚未从理论的“消费领域”转换为理论的“生产领域”。为了改变这一状况，要引导海外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将研究的重心置于中国本土，从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和发展规律出发去解读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其次，构建共识还需要以平等对话为桥梁，在双向互鉴中促进跨文化理解。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当前国际话语权不对等的格局下，实现“平等对话”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一是在资源配置层面，西方学术机构在研究经费、期刊平台、数据库资源等方面仍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学者要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成果，往往需要迎合西方学界的议题设置和评价标准。二是在语言壁垒方面，英语作为国际学术交流的通用语言，使得非英语母语的学者在学术表达上处于天然劣势，中华文明的深层内涵往往在跨语言转换中被简化或误读。三是在议程设置方面，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选择、议题框架很大程度上仍由西方学术机构主导，非西方国家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更多时候是在既定框架内发声，而非参与框架本身的构建。

为此，搭建多维度、多层次的中国学学术交流网络已成为当务之急。通过举办国际性学术会议和专题论坛、开展中外合作研究、出版多语种学术研究成果等形式，让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更加深入地融入世界中国学学术体系，中国文化才能进一步走向世界。一是定期举办国际性学术会议和专题论坛，邀请来自不同国家和学科的学者，围绕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展开讨论。二是鼓励和支持中外学者组建跨国研究团队，围绕中华文明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展联合攻关，让外国学者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华文明的内在逻辑，中国学者也能够从外部视角重新审视自身文明的特质。三是着力打破语言壁垒，构建共享的知识生态。一方面要大力推进“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系统性地将国内学界关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最新研究成果翻译成英、法、西、阿、俄等多种语言，让海外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能够直接阅读和引用来自中国的学术观点。另一方面要高质量译介世界中国学的前沿著作，科学地借鉴和融通国外的优秀学术成果，充实对中华文明特性的研究。

最后，构建共识的根本之道，在于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彰显中国话语的时代价值。在新形势下，我们应着眼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转化为能够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理解和接受的话语体系。近年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便是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最生动、最有力的诠释。它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全新选择。其背后所蕴含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核心理念，正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种基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理论与实践，不仅能够为国际社会理解中国提供科学的认知框架，更能够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独特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推动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为世界所理解和认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这不仅要求我们坚持学术自觉与文化自信，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需要我们与世界有识之士共同塑造关于中国的客观认知。当前，推动构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全球共识，将为人类破解时代难题、实现共同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四、结语

20世纪中叶，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伊萨克斯（Harold Isaacs）在《美国的中国形象》一书中写道，在美国人心中，中国具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形象，“这两种形象时起时落，时而占据、时而退出我们心中的中心位置。任何一种形象都从未完全取代过另一种形象”。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海外学界关于中国的看法时好时坏、反复无常，他们塑造的一个又一个“中国镜像”实际上是西方文化语言的产物。西方国家通过推广西方价值体系，输出“文化一元论”和“西方文明中心论”，在文明对话中抢占了道义制高点和舆论先机，从而在不同历史阶段塑造了特定的、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中国国家形象”。时至今日，意识形态引发的偏见和历史遗留的误解依然在影响着世界对中国的认知，甚至在某些时候加剧了少数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误解和对立情绪。如何帮助国际社会客观地看待中华文明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推动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被世界所理解与认同，需要“自塑”与“他塑”的有机结合，并以“自塑”为主导引领“他塑”的叙事方向。所谓“自塑”，即以主体身份进行自我塑造、自我阐释，用“第一人称”视角讲述自身的文明故事。“自塑”不仅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体现，更是不同文明平等对话的前提。它要求我们从中华文明自身的概念、范畴和逻辑出发，提炼出具有原创性和解释力的理论框架，从而构建中国自主的话语体系。正如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所强调的：“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他塑”则是指外部认知主体在特定意识形态、知识传统与地缘政治环境下形成的对中华文明的认知与描绘，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审视自身文明的特质提供了新的视角，但同时也存在着狭隘、偏颇的一面。当我们的“自塑”叙事足够强大、开放且富有魅力时，便能为“他塑”提供新的认知框架，促使国际社会更客观、深入地理解中华文明的内在逻辑与当代价值。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向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致贺信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文明倡议，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携手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强调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并不意味着将其与人类文明的其他部分割裂开来。恰恰相反，中华文明的独特价值正在于它为人类文明的共同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解决思路。中华文明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中，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将为世界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而全球认知共识的形成也将为中华文明的未来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

［李一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张金岭：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