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俊 杨斯淇：海外关于中国五年规划制度的研究述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自1953年开始，我国已经编制实施了15个五年规划，其中改革开放以来编制实施10个，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提升、人民生活改善，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海外各界对中国五年规划制度的观察与探讨由来已久，成为理解中国奇迹的一个重要视角。特别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中国依靠制度优势，尤其是充分发挥五年规划战略导向、资源配置、预期管理、跨周期调节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有效抵御了外部冲击，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平稳健康发展。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西方国家在危机前缺乏有效的预警与防范机制，在危机后陷入公共政策减效失灵的困境，经济遭受重创。这种强烈反差使海外各界对中国五年规划制度的关注持续升温，研究深度不断拓展。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科学擘画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进一步引发海外主流媒体、国际组织、研究机构及学者等对中国五年规划制度的广泛关注。系统梳理、分析与辨识海外各界关于中国五年规划制度的相关研究成果，有助于精准把握国际社会以五年规划制度为核心观察窗口理解“中国之治”的关注焦点、思维框架以及认知偏差，为对外讲好中国五年规划故事、深入研究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有益参考。 

一、海外各界关于中国五年规划制度总体认知的历史过程

总体来看，海外各界对中国五年规划制度的认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后，受冷战思维与意识形态对立的影响，海外各界倾向于将这一制度视为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翻版，这一观点当时占据了主导地位。英国学者E.斯图尔特·科比（E.Stuart Kirby）分析指出，中国“一五”计划在周期设定、产业重点（重工业优先）及调控方式上完全沿袭了苏联1928—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模式。美国《共产主义问题》杂志亦发文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基本复制了苏联模式，几乎没有展现出非苏联特征。1956年4月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以及中国随后的实践探索，使得部分海外学者开始认识到中国五年规划制度的独特性。美国学者弗朗兹·舒尔曼（Franz Schurmann）指出，毛泽东关于《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标志着中国在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迈出关键一步，其核心是反思过度集中的管理模式，通过“修改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形成的集中化政策、规划与控制系统”，以激发地方积极性与创造性。英国经济学家董育德（Audrey Donnithorne）的研究佐证了这一观点。她指出，中国五年规划的执行有别于苏联，并未对社会生活实施全方位的计划管控。法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夏尔·贝特兰（Charles Bettelheim）进一步指出了二者的本质差异：中国的五年规划不设定僵化的生产指标，而是提供宏观的战略指导方针，通过群众路线与地方分权机制，既保障了国家战略方向的统一性，又有效规避了苏联式计划经济的官僚僵化弊端。虽然此类观点当时未完全改变海外各界的错误认知，但为后来海外各界广泛认识到中国五年规划制度的独特性提供了有力触动。

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在此背景下，一些海外学者逐渐抛弃“苏联模式翻版论”，转而关注中国五年规划制度在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的制度属性和功能定位，逐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将其定义为 “过渡性制度安排”，认为这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延续。如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认为，中国在经济体制转型初期保留并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五年规划制度，主要源于制度的路径依赖性，即在旧系统功能失调时，决策者仍习惯性地沿用而非彻底摒弃原有制度框架，这使五年规划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呈现出“过渡性制度安排”的特征。与之相对，另一种观点则侧重于五年规划制度的转型和创新，认为其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Peter Nolan）认为，中国五年规划制度契合经济体制转型的现实需求，具体体现为三方面效能：一是弥补市场失灵；二是缓冲市场化改革引发的社会冲击并维护社会稳定；三是为开放竞争中的国内关键产业提供必要保护与支持。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兹（David M.Kotz）通过对中俄转型路径的比较研究，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实施“积极的国家干预”策略，而五年规划制度正是这一策略的核心载体。美国学者范芝芬（C.Cindy Fan）认为，五年规划制度是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重要载体，从“十一五”开始，“计划”改为“规划”的一字之变标志着五年规划的制度功能从微观指令转变为宏观引导，本质是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新界定：国家负责设定长远发展目标与战略优先级，而具体的资源配置则交由市场机制完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依托五年规划制度在危机应对中展现出卓越的治理效能，与同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困境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反差促使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认识到，中国五年规划制度集中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优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高级研究员安迪·斯特恩（Andy Stern）撰文称赞中国展现了一种更具优势的经济发展模式，其亮点是谋划未来的能力，他甚至直言希望美国也能制定出“有前瞻性的、长远的经济规划”。匈牙利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也曾指出，实行中长期规划“经过必要试验，也许可以更好地协调新增产能与预期需求之间的关系，并阻遏大公司的老板心血来潮、大肆投资，使得产业产能过剩情况更加严重”。

新时代以来，中国通过五年规划接续奋斗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尽管制定中长期规划的做法并非中国独有，但像中国这样能够一以贯之地朝着既定目标接续奋斗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案例，在世界范围内极为罕见。基于此，近年来，海外研究重心已明显转向对中国五年规划的制度功能、运行机制与治理效能的探讨。 

二、海外各界关于中国五年规划制度功能的认知

在对中国五年规划制度功能的认知层面，海外各界围绕“中国五年规划制度是什么”“五年规划制度有什么作用”“五年规划制度有什么特点”等理论和实践问题，侧重从作用定位、核心功能、政策风格等方面展开了探讨。

（一）中国五年规划制度的作用定位

围绕中国五年规划制度的作用，海外各界主要形成了三种代表性观点。一是将五年规划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战略部署。美国新经济思维研究所理事会执行董事杰米·戴夫斯（Jamie Daves）等人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诸如农业改革、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向创新驱动型增长的转型，均通过五年规划得以系统阐明、有效组织与整体协调。法国经济学家米歇尔·阿格利埃塔（Michel Aglietta）等人强调，“十三五”规划标志着中国进入一个重视经济发展“质”的有效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的新阶段，“十四五”规划则通过“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明确了这一阶段的具体战略路径。

二是将五年规划视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印度中国与亚洲研究组织高级研究员拉胡尔·卡兰·雷迪（Rahul Karan Reddy）和奥姆卡·博莱（Omkar Bhole）分析指出，中国共产党借助五年规划，有效巩固了自上而下的决策体系，并将政治意图转化为实际的国家治理成效。德国学者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与美国政府官员奥利弗·麦尔敦（Oliver Melton）则从宏观调控的视角阐释了这一治理方式，他们指出，五年规划是同国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并列的宏观调控工具之一，其核心功能在于促进经济活动的统筹兼顾与综合平衡，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三是将五年规划视为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纲领。新加坡《商业时报》的一篇报道指出，五年规划作为中国宏观经济治理中的核心工具，不仅系统阐明了国家发展的优先领域与战略目标，更以清晰的路线图揭示了国家发展的总体愿景，从而为各级政府的政策制定与实施提供了明确指引。

（二）中国五年规划制度的核心功能

基于对作用定位的不同理解，海外各界剖析了中国五年规划制度的核心功能。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战略部署角度看，一些海外研究机构和学者将五年规划制度的核心功能界定为目标分解和战略接续。美国咨询公司戴德梁行（Cushman & Wakefield）在其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的五年规划不仅是衔接前后发展周期的行动蓝图，更发挥着使国家长远发展愿景具体化，进而为现代化目标奠定坚实基础的关键作用。英国华威大学教授肖恩·布雷斯林（Shaun Breslin）通过一个五层级政策模型具体阐释了这一作用：五年规划将顶层宏观战略决策转化为阶段性战略表述，同时又为地方与行业层面的政策创新预留空间，从而在国家宏观战略与微观执行之间发挥着关键的枢纽作用。

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角度看，一些海外学者和媒体将五年规划制度的核心功能界定为协调动员、资源配置和预期管理。就协调动员功能来说，麦尔敦认为，五年规划是中国共产党统领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机制，是强化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工具，它依托“党管干部”原则和“党委书记负责制”的组织保障，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确保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在地方得到有效贯彻。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甘思德（Scott Kennedy）和张克斯（Christopher K.Johnson）进一步提出，五年规划不仅能够系统协调各级政府之间的行动，还能有效引导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形成推动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协同合力。就资源配置功能来说，美国《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指出，五年规划是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制定优先事项并引导资金投向的重要工具”。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S.罗奇（Stephen S.Roach）从产业政策的视角分析指出，五年规划能够有效整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有企业、国有银行以及国家支持的投资基金等关键部门的资源，系统引导它们投向具有战略意义的未来产业领域，从而为国家中长期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资源支撑与制度保障。就预期管理功能来说，加中贸易理事会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五年规划阐明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目标，界定了具有潜力的投资领域，明确了政府资源的投入重点，从而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了清晰的预期和行动导向。

从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纲领角度看，一些海外研究机构和学者将中国五年规划制度的核心功能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阐明党和国家的战略意图。世界经济论坛大中华区政府参与主管郭俊培指出，中国五年规划是国家发展顶层设计的集中体现，系统阐明了下一个阶段的发展愿景与战略优先事项。二是广泛凝聚全社会共识。布雷斯林指出，五年规划承担着 “向人民阐释执政党自我建构的叙事逻辑，展现对国家长远发展的顶层设计，并通过系统化的政策体系说服民众相信其具备引领成功的智慧与能力” 的使命。英国国际政治分析师基思·兰姆（Keith Lamb）认为，五年规划具有凝聚社会共识的功能。

（三）中国五年规划制度的政策风格

部分海外学者和媒体认识到，五年规划在发挥核心功能的实践过程中，形成并展现了独具特色的政策风格。一是五年规划始终以人民福祉为中心。埃及学者纳迪亚·赫尔米（Nadia Helmy）认为中国五年规划始终凸显了对民生福祉的优先考量，着力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加大社会福利领域财政投入、完善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等政策取向，集中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二是五年规划提供了清晰、连贯的战略指引，确保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员安德鲁·哈蒙德（Andrew Hammond）指出，中国五年规划是一项具有可预期性的制度安排，具有立足长远、衔接前后、系统稳定的特点。澳大利亚学者约翰·奎里佩尔（John Queripel）同样认为五年规划具有连贯性和延续性。三是五年规划充分展现了中国的战略远见。塞尔维亚学者卡塔丽娜·扎基奇（Katarina Zaki）将新发展格局的提出视为五年规划前瞻性的典型例证，认为这一战略抉择是中国基于全球经济格局演变与国内发展阶段转换作出的提前布局，既有利于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也为国内产业升级与内需扩容指明了方向，体现了五年规划对未来发展趋势的精准预判。四是五年规划强调系统谋划和整体推进。巴基斯坦学者赛义德·沙夫卡特（Saeed Shafqat）指出，中国五年规划不仅关注经济增长，也涵盖科技创新、民生福祉、绿色生态、国家安全等方方面面，从而实现了对国家发展的整体谋划。五是五年规划实施过程灵活务实。肯尼亚《非洲商业日报》的一篇报道分析称，中国五年规划能够根据基层治理实践进行务实调整，兼顾国家战略统一性与地方发展差异性。韩博天也认为，中国五年规划的政策特征是“牢记核心战略目标，但在选择战术和作战手段时，尽可能灵活务实”。 

三、海外各界关于中国五年规划制度运行机制的认知

五年规划制度的运行机制，是海外各界观察与探讨中国五年规划制度的关键维度。其分析主要聚焦于编制方式、实施机制与制度协同三个层面，旨在探析中国如何通过一套完整的制度化安排，将五年规划描绘的宏伟蓝图转化为具体的经济社会发展实效。

（一）中国五年规划的编制方式

五年规划的编制方式是观察中国政策制定逻辑与中央政府决策模式的一个关键窗口。

一些海外学者认识到，五年规划的编制有明确的制度流程，形成了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机制，显示出周期性特征。甘思德和张克斯认为编制过程包括“中期评估—前期研究—形成基本思路—建议起草—纲要制定—审议发布”等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步骤。韩博天进一步指出，编制流程每五年进行一次，规划编制成为了一种常态化的国家治理活动。

对于规划编制的前期研究与文件起草环节，一些海外学者和媒体关注到其“自上而下”引领与“自下而上”参与的复合特征，认为这一过程以制度化设计保障了规划的科学性与民主性。新加坡《联合早报》旗下的英文平台“思想中国”（Think China）在一篇报道中指出，中国五年规划的编制过程是一个典型的“自下而上”过程，它在前期通过动员数千名专家对数百个议题进行调研，形成数百万字的研究报告，并在此基础上拟定规划初稿；草案需经历多轮向各部委、地方及社会各界征求意见的过程，并经过反复调整，最终才提交中共中央全体会议审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洪源远（Yuen Yuen Ang）提出“有指挥的即兴发挥”理论，认为五年规划制度促使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地方政府自下而上的即兴发挥相结合，是创造中国奇迹的关键。

不过，部分海外学者对五年规划决策环节的理解仍存在一定的偏差，片面认为其呈现出“精英化”与“集中化”的倾向，而忽视了决策背后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研究员克里斯托弗·贝多尔（Christopher Beddor）指出，尽管五年规划制定过程中广泛征询了意见，但领导层的态度对规划的最重要目标具有决定性影响。这种认识未能充分认识到中国五年规划的编制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国家治理中的具体运用。实际上，中国五年规划的编制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制度化流程，是发扬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以“十五五”规划建议的起草为例，党中央把发扬民主、集思广益贯穿文件起草工作全过程，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组织多个调研组进行专题调研，部署部分中央和国家机关进行数十项重点课题研究，主持召开多场座谈会，开展网上征求意见活动，收到留言300多万条，并在党内外多次广泛征求意见，最后经中央全会审议通过，成为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纲领。因此，五年规划的编制过程既通过集思广益实现了民主基础上的意见整合，又通过集中决策保障了战略方向的统一性与政策落地的高效性，是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统一。

（二）中国五年规划的实施机制

海外学者在解析中国五年规划实施机制时，主要聚焦中国共产党、政府与市场三大主体的角色分工与互动而形成了多维认知。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五年规划实施中的角色，一些海外学者强调其作为执政党在保证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和战略引领上的核心作用。巴西学者蒂亚戈·卡马里尼亚·洛佩斯（Tiago Camarinha Lopes）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作用：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持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提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驾驭资本”的能力，引导各类资本始终服从和服务于人民和国家利益。

还有一些海外学者认为，政府主要承担了战略执行与行政协调职能，并从三个维度分析了政府层面的实施机制。一是通过层级分解将宏观战略转化为具体行动指令。麦尔敦将这一体系描述为嵌套的“规划网络”，认为五年规划作为顶层设计，通过“数百个子规划”，将宏观战略目标逐级分解为可操作的具体任务。这种网络化结构确保了国家意志在纵向层级间的有效传导与落实。二是将规划目标纳入各级政府政绩考核体系，提供实施动力。麦尔敦指出，五年规划通过将约束性指标纳入各级政府政绩考核体系，有效推动了规划目标的落实。三是通过动态调整，在实践中持续提升治理效能。韩博天和麦尔敦认为，五年规划的实施依赖于政策试验、多层级监督、中期评估以及地方成功经验的全国推广等一整套方法，这套方法使实施过程既能保持战略方向的稳定，又能灵活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

关于市场主体在五年规划实施中的作用，诺顿和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布里安娜·博兰（Briana Boland）认为，中国五年规划能够有效引导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实现了国家意志与市场机制在实施层面的深度协同。

（三）五年规划制度与其他制度、政策的协同机制

五年规划制度的有效运行依赖于同其他制度、政策的协同推进。海外学者认识到，五年规划制度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深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之中。他们的相关研究主要从政治制度协同与宏观政策协同两大维度展开：前者重点关注五年规划制度与党的组织制度的协调配合，后者侧重五年规划制度与财政、货币、产业政策的联动机制。

围绕五年规划制度与党的组织制度的协同关系，一些海外学者从战略接续性保障与战略前瞻性支撑两个角度，形成了相应的阐释。一是战略接续性。哈佛大学教授托尼·赛奇（Tony Saich）指出，五年规划实施周期与中央领导集体换届时间错开，是一项确保国家战略连续性和稳定性的重要制度设计，这种制度安排确保新任领导人在上任初期有一个既定的战略框架可循，从而形成了“新官理旧政”的稳定机制，有效规避了西方政治中常见的因政权更迭导致的政策急转弯。二是战略前瞻性。加拿大学者贝淡宁（Daniel A.Bell）指出，中国共产党通过贤能选拔机制，使领导干部能够超越西方式的短期选举压力，专注于国家长远发展，实现了中长期规划与国家长远发展的协同。

还有海外学者和研究机构聚焦五年规划制度与财政、货币、产业政策的协同联动。首先，海外研究强调财政政策对规划落地的基础性支撑作用。麦尔敦指出，五年规划目标落实的前提是地方政府具备足够的财政资源，否则目标就难以达成。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研究教授黄佩华（Christine Wong）认为，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实施以来，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呈现出财权集中和事权下放并存的特点，这种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不匹配的格局可能会使地方政府在落实国家五年规划目标，特别是在教育、医疗、环境保护等需要大量财政投入时面临资源约束，进而对整体政策目标的实现产生影响。其次，在货币政策领域存在“支撑”与“扭曲”的争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专家、龙洲经讯创始合伙人葛艺豪（Arthur Kroeber）指出，货币金融机制是国家引导资本流向优先发展行业的核心机制，在此机制下形成了“规划定方向、金融为支撑”的协同逻辑。然而，美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R.Lardy）揭示了其中的矛盾，他认为人为维持的低利率在支持特定领域投资的同时，也可能导致资源配置扭曲，从而对中国向消费主导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目标构成挑战。最后，产业政策被视为五年规划在行业层面的具体化。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布鲁盖尔研究所研究员艾丽西亚·加西亚·埃雷罗（Alicia García-Herrero）和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罗宾·辛多夫斯基（Robin Schindowski）认为，中国的产业政策本质上是五年规划在特定行业的延伸和细化。 

四、海外各界关于中国五年规划制度效能的认知

整体而言，海外各界普遍认可中国五年规划制度对提升治理效能发挥的积极作用：一方面，认为五年规划作为擘画国家未来五年发展的宏伟蓝图，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战略部署，在实践中展现出巨大的治理效能，显示了“中国之治”的突出优势；另一方面，认为五年规划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为其他国家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有益借鉴。

从国内维度看，海外学者和媒体主要聚焦五年规划在五个方面对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作用。一是规划引领经济快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指出，中国通过前瞻性的规划和长期战略，成功推动中国这一人口规模巨大的经济体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并在众多高科技领域形成了全球竞争力。黎巴嫩大学教授加桑·梅勒海姆（Ghassan Melhem）认为，通过一系列循序渐进的五年规划，中国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稳步前行。二是规划保障了社会长期稳定。德国学者安娜·L.阿勒斯（Anna L.Ahlers）、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和舒耕德认为，五年规划制度在协调国家战略目标与地方战略自主权、响应民意诉求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成效显著。三是规划在促进社会公平、改善民生和实现共享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巴西学者路易斯·安东尼奥·保利诺（Luis Antonio Paulino）指出，中国五年规划始终将民生改善和共享发展成果置于核心位置。例如，中国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等国家战略与区域平衡发展、人民生活品质提升紧密结合，使技术进步惠及全体人民，而不是成为少数精英的红利。英国学者罗思义（John Ross）认为，中国通过实施五年规划，充分动员国家资源，确保经济增长的成果能更多更公平地惠及贫困群体，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成就。四是规划彰显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英国《经济学人》在相关报道中指出，中国五年规划的编制过程具有广泛的民主参与特征。在规划制定过程中，决策机构不仅征求学者、经济学家与领域专家的专业意见，也积极吸纳来自网民等更广泛社会群体的建议。巴基斯坦学者、时政评论员伊姆兰·哈立德（Imran Khalid）指出，中国模式的成功部分源于其能够倾听人民呼声和汲取历史经验。曾任世界银行行长和美国贸易代表的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也认为，五年规划的编制过程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提供了表达意见的渠道。五是五年规划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法治化进程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麦尔敦指出，中国自“十三五”时期起便致力于强化五年规划实施的制度保障，并持续推进规划体系在监管、财税与法律层面的配套改革。全球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德勤（Deloitte）旗下的《中国简报》称，中国在2025年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规划法（草案）》纳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立法工作计划，是五年规划迈向更高层次制度化与法治化的里程碑。

从国际维度看，海外学者认为中国五年规划制度主要在两个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全球影响。一方面，规划为世界经济带来可预期性。法国汉学家高大伟（David Gosset）指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环境中，中国的五年规划通过保持政策连续性和扩大对外开放，为世界经济注入了可预期性。另一方面，规划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治理经验。坦桑尼亚学者本杰明·姆加纳（Benjamin Mgana）认为，中国的五年规划实践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启示：各国应基于自身国情制定可行战略，而非简单复制外来模式。 

五、结语

本文系统梳理了海外各界关于中国五年规划制度的认知与评价。总体而言，当前海外学者、主流媒体、国际组织及研究机构对中国的五年规划制度形成了较为理性的认识，能够相对客观地把握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重要方式的内在特质与运行逻辑，并积极评价五年规划制度在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升社会保障水平以及推动对外开放合作等方面的治理效能，这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五年规划制度乃至“中国之治”的理解。然而，海外各界的部分观点在解读五年规划时还存在明显的认知偏差，要予以辨别和批驳。例如，部分观点认为五年规划的决策具有“精英化”倾向，这种认识忽视了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的辩证统一，其分析片面地围绕决策权的集中与行使而展开，偏离了中国五年规划编制过程中的“开门问策、集思广益”原则。

五年规划是海外各界观察和解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窗口。在理论研究方面，我们要进一步深入研究阐释五年规划对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价值，立足中国五年规划的恢宏历程、伟大成就、科学经验和实践逻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规划学理论体系，为国际社会理解中国五年规划提供扎实的学理支撑。在国际传播方面，要创新对外传播方式，加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建设，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五年规划的制度优势和实践智慧，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贡献中国方案。

［尹俊、杨斯淇：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