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珊：海外关于新时代以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研究述评

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这些成就获得了国际社会的积极认可，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研究。系统梳理和评析海外相关研究观点，不仅有助于拓展视野，更好向国际社会讲好美丽中国的故事，而且能够深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和实践的认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有益镜鉴。

01  关于新时代以来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指导和现实指向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根本指导作用

海外学者普遍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发挥了根本指导作用，是中国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强大思想武器。

美国经济趋势基金会主席、经济社会理论学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代表着我们看待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范式转变”。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Foster）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与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的构想联系在一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再仅仅是口号，而是已经付诸实践的原则。在这一思想的推动下，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替代能源技术、造林和再造林、污染减排速度等方面成为全球领先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Sachs）认为，中国的“绿色革命”得益于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的认识和发展。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使整个国家的能源体系、产业结构，乃至自然面貌焕然一新。

（二）解决和应对中国国内和国际生态环境现实问题的重要举措

海外学者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中国应对一段时期以来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环境问题所带来多重挑战的重要举措。美国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易明（Elizabeth C.Economy）在国家改革框架下分析认为，日益增强的社会压力使得环境保护成为中国领导层议程中的重要任务。海外学者基于全球生态治理的现状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既是中国展现大国担当的主动作为，也是引领人类美好未来的客观所需。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各国合作，也需要引领性力量。中国摆脱西方国家可持续发展语义的桎梏，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模式。美国《福布斯》杂志专栏作家肯·西尔弗斯坦（ Ken Silverstein）认为，《巴黎协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用清洁能源替代煤炭以及实现电网现代化的速度。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詹姆斯·桑顿（James Thornton）则认为，中国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希望。

02关于新时代以来中国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领域及主要成果

（一）中国的污染治理成效显著，环境质量得到持续快速改善

海外学者关注到，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持续推进环境污染治理，突出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环境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相关治理成效显著。在空气污染防治方面，美国芝加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发布的报告认为，2013年至 2022年间，中国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下降了 41%，下降速度远超他国，成为全球大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在水污染防治方面，海外媒体多次报道中国水质改善状况及其治理经验。英国牛津全球问题学会研究员吉纳维芙·唐纳隆 -梅（Genevieve Donnellon-May）认为，中国成功改善水质的关键在于全面建立和推行了河长制。河长制不仅有效调动了地方政府履行河湖管理和保护的主体责任，提升了治理效能，而且完善和创新了国家水治理的制度体系。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中国如期实现固体废弃物“零进口”引发了国际社会热议。德国不来梅大学经济学教授沃尔弗拉姆·埃尔斯纳（ Wolfram Elsner）认为，这一举措表明了政府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心和民众环保意识的提升，也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回收行业敲响了警钟。

（二）中国在生态综合治理方面取得突出成效，对其他国家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印度国际问题专家马尼什·昌德（ManishChand）认为，“中国把生态环境保护得这么好，这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伟大成就”，特别是中国在防沙治沙、植树造林、管控生态空间等领域采取的举措及取得的突出成效令国际社会印象深刻。荒漠化是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生态问题，全球四成土地已经退化，沙漠化正在加速蔓延。新时代以来，中国不断加大“三北”工程建设力度和退耕还林还草力度，在世界上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减少”。英国“社会主义中国之友”网站研究员卡洛斯·马丁内斯（ Carlos Martinez）认为，中国在荒漠化防治领域取得里程碑式成就，不仅有效改善了本国的生态环境，还积极推动国际防沙治沙合作，为全球应对气候挑战树立了典范。受人类活动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全球森林资源正在快速消失。“全球森林观察智库”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森林损失面积比 2023年多出 80%，创历史新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积极推动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在 2025年完成营造林356.3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 25.9%。中国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最快的国家，人工林面积位居世界第一。为了维护生态安全，中国率先在国际上提出并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这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创性概念和重大制度创新。联合国前秘书长埃里克·索尔海姆（ErikSolheim）认为，这一红线制度可以推动在中国各地更好地保护自然环境——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人口密集地区，而其他国家同样可以从这些实践经验中得到有益启发。

（三）中国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在引领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绿色是生态文明的底色。绿色转型的本质是从传统发展模式转向可持续发展模式，实现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美国生态文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安德鲁·施瓦兹（ Andrew Schwartz）认为，在清洁能源、电动汽车以及绿色基础设施等方面，中国已成为全球生态事业发展的重要引领者。

在降低能耗强度方面，2013年至 2023年，中国持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年均 3.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 6.1%的经济增长，能耗强度累计下降 26.1%，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海外学者认为，这样的成效得益于中国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尤其是大量可再生能源的推广使用。澳大利亚气候能源金融组织主任蒂姆·巴克利（ Tim Buckley）积极评价中国能源体系转型升级工作，认为如果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能够以接近目前的速度增长，并且核能在未来十年内每年能够增加 10吉瓦，那么煤炭发电量将达到峰值，然后缓慢下降。在减少碳排放方面，中国积极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十四五”期间持续下降。英国气候科学与政策网站“碳简报”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第一季度，中国的碳排放量同比下降了 1.6%。新增风电、太阳能和核电的电力供应足以应对电力需求增长，从而削减了燃煤发电量。对此，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柳力（ Lauri Myllyvirta）在2025年 5月发表文章指出，过去一年是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清洁能源的增长首次超过电力需求增长，并在电力领域取代了化石燃料的使用。在清洁能源使用方面，中国建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碳市场和清洁发电体系。印度尼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助理教授法热哈·赫拉万（Fajar B.Hirawan）表示，2024年底，可再生能源占中国总装机容量的56%，首次超过煤炭发电量。这一里程碑式的成就，反映了中国多年来为推动产业升级、实现“双碳”目标、保障能源安全而进行的谋划和布局。2025年，中国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为 30.4%。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促进有效的能源转型 2025》报告表示，得益于强大的创新能力和全球最大的清洁能源投资额，中国能源转型指数取得了历史最高水平。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已成为清洁能源领域的领跑者。

03关于新时代以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特征

（一）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生性

海外学者认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受到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深刻影响，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印度德里大学东亚研究系副教授拉吉夫·拉詹（ Rajiv Ranjan）认为，中国正在构建一种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生态现代化”模式，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现代化模式。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教授阿伦·盖尔（ Arran Gare）从社会根本性质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与自然往往被统治阶级视为控制对象，以争夺更大的利润。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则以生态社会主义为基础，以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为核心，克服了人与自然间的疏离。英国生态文明专家杰里米·伦特（ Jeremy Lent）认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生态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关，建立在一种人类与自然存在内在联系的世界观之上。这与欧洲传统文化认为人类与自然本质相分离，主张征服并榨取自然是不同的。

（二）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性

20世纪 50年代，西方学界提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认为环境质量与收入呈倒 U型关系。如何处理好经济与环境的关系？海外学者认为，中国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答案。数据显示，2012年至2023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 6%以上，能源消费累计下降 26.4%，成为世界上能源消费下降最快的国家，且没有影响经济增长。海外学者认为，上述成就得益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及其实践。联合国也多次肯定“两山论”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有益启示和创新活力。比如，中国提出的“蓝色循环”海洋塑料废弃物治理模式让低收入人群在参与海洋环境保护的过程中获得收益，实现了生态与富民的共赢。美国国家人文科学院原院士小约翰·柯布（ John B. Cobb Jr.）认为，“中国提倡的生态文明是一个蕴含大智慧的理念”，“协调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这两个被许多西方人视为尖锐对立的问题”。巴西亚马逊环境研究所执行总监安德烈·卢贝特·吉马良斯（ André Loubet Guimaraes）认为，“若全球能就中国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达成共识，我们便能制定出更全面的行动计划，以应对气候等生态问题。”

（三）绿色低碳发展的革命性

2020年 9月，中国明确提出 2030年“碳达峰”与 2060年“碳中和”目标，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绿色转型及其影响的深度讨论。海外学者将中国绿色低碳转型概括为一场全方位的社会变革。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撒万土（ Salvatore Engel-Di Mauro）表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兼顾思维与实践的双重变革”。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张彼得（ Peter T C Chang）认为，从降低国家碳排放量到扩大可再生能源产能再到改善环境治理，中国的绿色发展各领域均取得了显著成就。

在这场深刻变革中，科技创新是中国绿色化、低碳化发展的动力引擎和引领力量。学者们认为，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绿色技术拥有着比较优势。法国经济学家汉延斯·让（Ha.ntjens Jean）指出，中国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和技术领先优势，使其能够在快速发展且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全球绿色技术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通过技术创新赋能绿色发展的成就也引发了国际学者的关注。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根纳季·安德列耶维奇·久加诺夫（Геннадий Андреевич Зюганов）指出，中国为全球“能源转型”作出了决定性贡献。中国为世界提供了 70%的光伏组件和 60%的风电设备。全球新晋 22座“灯塔工厂”，13家来自中国。“灯塔工厂”被认为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全球制造业智能化、数字化、节能和环保的前沿水准。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后，美国《外交学人》杂志的研究报告表示，绿色能源是中国“十五五”规划集中资源发展并以此建立世界领先科技能力的重要领域之一。

04关于新时代以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不同主体及其作用

（一）政党领导作用

海外学者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尤其是随着中共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共十九大进行党章修订时增加了“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等内容。此后，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生态文明”写入了宪法。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是世界范围内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综合性法典。海外学者对此展开广泛热议。美国环保协会首席经济学家杜丹德（ Daniel J.Dudek）认为，“生态文明是一个很有胆识的理念，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个把生态文明建设写入行动纲领的执政党”。兰州大学巴西籍教授道格拉斯·德·卡斯特罗（Douglas de Castro）认为，中国首部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标志着中国环境治理的重心从污染管理转向生态系统治理，昭示着中国的绿色发展不再仅仅是一项政策选择，而是国家的基本法律原则。

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生态治理效能。首先，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规划，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顶层设计和方向引领。巴基斯坦亚洲生态文明研究与发展研究所首席执行官沙基尔·拉迈（Shakeel Ahmad Ramay）关注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短期和中期目标是通过“十四五”规划、“十五五”规划以及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来打造“美丽中国”，长远目标是通过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让天蓝、地绿、山青、水净成为常态。西班牙埃尔卡诺皇家研究所高级分析师马里奥·埃斯特万（ Mario Esteban）和米格尔·奥特罗·伊格莱西亚斯（Miguel Otero Iglesias）认为，中国的五年规划使得“继续推动生态转型”等优先事项保持高度连续性。其次，以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协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一方面是协调好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提高治理效能。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柯珍雅（GeniaKostka）关注到两项相关改革：一是环境保护部更名并升级为规模更大、职能更全的生态环境部；二是环保机构向垂直管理体制转型。她认为，环境管理的集中有助于减少政策制定和执法权力分散导致的低效和冲突。另一方面是推动区域协调合作，加强大气污染、跨界河流等的联防联控。吉纳维芙·唐纳隆 -梅表示，河长制有效协调了不同管理辖区和相关政府机构的职责，提升了水资源管理效率。最后，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和法治保障。例如，通过构建“制度—法治”双重强约束，形成刚性环境规制，倒逼企业技术迭代，进而驱动绿色产业全链条升级。“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倡议组织主席凯瑟 ·纳瓦卜（ Qaiser Nawab）认为，2026年初，全球油价上涨对中国影响有限。这主要归功于过去20年来中国在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发电领域的政策和投资。

（二）政府与市场机制作用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既建立健全市场机制，又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和监管作用，使政府和市场形成合力，共同发挥有效的调节作用。海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多个方面的研究与探讨。一是将资源环境要素系统嵌入统一要素市场化配置制度框架，实现生态治理效能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步提升。例如，沃尔弗拉姆·埃尔斯纳通过观察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治理调控过程，称这是“真正有效的市场经济”。中国成功地将环保技术打造成经济增长和生产力提高的抓手。这意味着市场经济的竞争结果并非注定是“向下竞争”，而是取决于经济政策与市场机制的综合作用，使其最终实现“向上竞争”的良性循环。二是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有效调动全社会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对此，世界银行环境局高级经济学家戴维·卡赞（David Kaczan）等认为，生态补偿机制为中国绿色未来奠定了基础。三是在政府的宏观规划下，中国建立碳排放权、用水权、排污权交易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其中，碳交易机制通过释放正确的价格信号来抑制环境破坏行为，能够引导市场向低碳化、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三）社会力量作用

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公众通过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发挥了政策执行催化、规范内化与监督强化三重作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高级讲师尼尔·芒罗（ Neil Munro）高度肯定了中国公众环境治理的参与度和有效性，围绕“中国环境治理公众参与者的类型及其动机”的研究发现，社会参与度与环境治理有效性正相关，积极的社会参与能够推动社会监督机制和监督网络的构建，增强生态治理效果。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教授马克·布泰尼（ Mark T. Buntaine）和芝加哥大学教授迈克尔·格林斯通（ Michael Greenstone）等学者则关注到中国公众网络监督对环境治理的影响。他们认为，中国公民通过社交媒体等公开渠道的举报有效地减少了企业的超标排放。还有海外学者认为，中国注重挖掘传统生态文化和弘扬爱护环境的美德，激发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内生动力，有助于形成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社会风尚，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更好落实。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博士后艾德温·施密特（ Edwin A. Schmitt）认为，正是因为生态和文明两个概念的结合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深刻共鸣，公众才乐于接受以环保方式行事的生态文明理念。

05关于新时代以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影响

（一）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巴西籍专家拉斐尔·泽尔贝托（ Rafael Henrique Zerbetto）指出，“近年来，中国生态环境更宜居，绿色福祉惠及普通民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清晰可见、触动人心的发展图景”。他认为，这既是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回应，也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积极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还推动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尤里·塔夫罗夫斯基（Yury Tavrovskiy）认为，“坚持绿色发展”呼应了经济社会发展新需求。“中国政府提出‘绿色化’概念，并将其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并列，明确了建设美丽中国的实践路径”。与此同时，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展现中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度和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海外学者认为，中国从西方舆论别有用心渲染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国，转变为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参与者。

（二）对世界的影响

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基于社会主义改革视角认为，中国的生态改革包括促进绿色产业、减少污染、保护自然资源和提倡可持续生活方式，旨在建立生态文明，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与自然和谐的原则。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视角出发，海外学者认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赋予生态马克思主义时代性、实践性。从海外中国学的现代化视角出发，海外学者认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代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对西方生态观的超越。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授玛丽安娜·马祖卡托（ Mariana Mazzucato）认为，中国的“绿色发展”战略追求“利润”与“环境”的互补，而非许多西方经济体那样相互取舍。这是一条工业化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创新发展道路。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前院长、高级顾问亚瑟·汉森（ Arthur Hanson）认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正在重构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进而创造世界文明新形态。从全球南方的视角出发，海外学者认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参考和经验借鉴。西班牙经济学家佩德罗·巴拉甘（ Pedro Barragán）认为，通过降低能源转型的成本，中国正成为发展中国家在不牺牲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实现自身气候目标的关键朋友。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教授、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不平等研究所高级访问学者杰森·希克尔（ Jason Hickel）指出，在增强工业主权的策略上，中国的发展实践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成功范例。这将促进南南团结与合作，从而打破世界经济的帝国主义结构，助力人类实现真正的生态文明。

综上所述，海外学者从多个维度对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成逻辑、重点领域及主要成果、内涵特征、主体作用以及重要影响进行了系统论析。其中的理性观点和有益成分，作为“他山之玉”，可以为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借鉴，也可以为我们深化对新时代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相关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我们要努力讲好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故事，充分挖掘和宣传具有代表性的实践样本，在国际传播中积极分享成功经验，在与海外学者的交流互动中增信释疑，进一步扩大我国生态与文明建设成就及经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