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照华：东江纵队《前进报》与香港《华商报》的渊源

1946年华商报社旧址 图片为作者提供

《前进报》（资料照片） 图片为作者提供

《前进报》使用过的印刷机 图片为作者提供

在广东惠州罗浮山东麓的密林深处，有一处依托天然岩洞改造的印刷厂旧址。八十多年前，这里曾是东江纵队《前进报》的印刷场所。从最初以竹片绑着唱针刻蜡纸的简易油印，到后来用手摇铅印机印制，一张张红色报纸在这里诞生，秘密送往东江、西江、韩江等华南游击区。与此同时，六十海里外的香港环临海街区，有一份与其血脉紧密相连的红色报纸。创刊于1941年4月的《华商报》，被誉为射向黑暗的“纸弹”、人民心中的“指路明灯”。

抗战的决心将两地连在了一起，从罗浮山到香港，从《前进报》到《华商报》，革命者以笔墨作枪，以版面为阵地，书写了一段感人的革命故事。

《前进报》的东江岁月

1941年初，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已在东莞、宝安等地创办发行《新百姓》报。同年春夏之交，年轻的中共党员、香港报人杨奇受组织委派，奔赴东江游击区负责报刊编印。1942年初，邹韬奋、茅盾等一批著名文化人士经秘密大营救途经东江游击区，对《新百姓》报大加赞赏，提议易名为《东江民报》。茅盾还为副刊题写“民声”二字。

1942年3月29日，因革命形势需要，《东江民报》正式改名为《前进报》，后成为东江纵队总队机关报。杨奇担任《前进报》的社长兼总编辑，涂夫担任副社长，下设编辑部、出版部、发行部、印刷厂、油印室和资料室等部门。《前进报》在东江各个地区派驻记者，建立通讯员队伍，全盛时共有四五十人。

战火中，《前进报》的编辑印刷流程是灵活而高效的。为了躲避日军的疯狂“扫荡”，报社成员跟随东江纵队不断辗转于罗浮山、惠阳、东莞、宝安之间。编辑、印刷、发行人员化整为零，分散隐蔽，有时彼此相隔数十里而统一协作。住茅棚、蹲山坳、藏身于灌木丛，都是常事。大家因陋就简，把行李背包垫在腿上当写字台来撰稿，用铁笔在钢板上刻写蜡纸，再用木板钉上胶皮当刷子，蘸上油墨，在行李箱上铺开蜡纸来印刷。

在出生入死的敌后抗战中，一张报纸从采访、撰写，到排版、印刷，再到发行，每一步都危险重重。每每报纸印出，等不及油墨干透，各路交通员便用油纸将报纸包好送出。当交通员穿越封锁线时，报纸往往被塞在扁担的竹节里、藏进盛满农产品的篓筐底层，或是压在车轿的夹层中。一旦被发现，敌人往往会直接枪决交通员。但革命事业的发展，要求报纸必须不停出版。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说过：“在游击区，报纸就是政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就是战斗力。”

1944年，军力日颓的侵略者发动穷凶极恶的“扫荡”，博罗告急。一台由博罗当地进步人士陈洁募资购置的印刷机来不及转移，匆忙中，大家只能将设备埋藏在当地农民陈锦青家中。1945年春，东江纵队机关迁入罗浮山，这里成为领导华南抗战的“红色心脏”。陈洁主动将印刷机的埋藏情况上报东江纵队。很快，十多名战士翻山越岭，冲破重重封锁线，将印刷机化整为零，硬是用扁担将这台近一吨重的印刷机扛回了罗浮山深处的朝元洞，大大加快了《前进报》的印刷速度。

《前进报》的新闻稿篇幅短小，少则几十字，多则数百字，文字通俗活泼，有时还加入一些广东粤语方言，深受当地群众的喜爱。其以客观真实的报道和朴实有力的声音，驱散了笼罩在民众心头的迷茫与惶恐，鼓舞了军民斗志。《前进报》不仅在东江解放区发行，还广布珠江、西江、韩江、粤中、南路等游击区和兄弟部队，甚至通过地下交通线秘密发行到广州和香港敌占区，影响力日益增强。

让《前进报》走向国际舆论场的，是其对抗战盟军飞行员营救行动的报道。1944年2月，美军飞行员唐纳德·克尔的飞机在香港上空被敌军击落。他跳伞后，被两名东江纵队女游击队员秘密救起，并安置在东江纵队司令部。5月26日，美国第十四航空队5名飞行员跳伞坠落海中，东江纵队护航大队将他们救起，并安全送达惠州转返桂林基地。1944年6月11日，经上级批准，《前进报》第62期专版刊载了《克尔中尉的脱险》及《给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的一封感谢信》，并配有5幅克尔中尉的脱险手绘画。

这一报道旋即产生巨大影响。“飞虎将军”陈纳德给予东江纵队和港九独立大队高度评价，还指示将克尔中尉被营救的经历，作为飞行员培训的典型案例编入飞虎队脱险教材。他还专门派欧戴义前往东江纵队司令部建立联络站和电台，并最终促成了“东江纵队联络处”的成立。1944年7月，美国《美亚杂志》发表专题文章《东江纵队与盟国在太平洋的战略》，系统论述了东江纵队与盟军的战略伙伴关系，指出东江纵队对于盟军在华南沿海作战的重要性。

《前进报》从创刊至1945年9月，共出版100余期，最大发行量为7000份。可以说，报纸上的一个个字，就是一颗颗射向敌人的子弹。

1946年6月，东江纵队奉命北撤山东烟台。那部“功勋卓著”的印刷机因过于庞大，只好留于原地。为了保护好这台机器，报社将其拆散埋藏在朝元洞附近，并派工作人员廖荣以僧人身份隐居洞中，进行看管保护。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廖荣将印刷机运往惠阳印刷厂。

《华商报》的香江风云

与藏于山洞中的《前进报》相比，香港《华商报》的报馆要“体面”得多。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在香港创办一份公开合法的报纸，以打破当时的新闻封锁。4月8日，《华商报》在香港上环临海街区创刊。报社设于一栋骑楼，编辑部在楼上，印刷车间在地下室。这份报纸以商业报为名，刊登抗日救亡的文章，向民众传达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政治主张。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华商报》报馆被日军查封，部分设备被没收、一些工作人员被拘捕，编印工作陷入瘫痪。后在东江游击队港九大队的护送下，报社部分人员撤往宝安游击区。幸存下来的铅字和印刷器材被拆卸装船，由港九大队的水上交通员秘密运出。后来，这批设备被东江游击队《前进报》利用，两报之间的“血脉”，也从此连在了一起。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月4日，《华商报》在香港复刊。不久，长期工作在东江纵队《前进报》的杨奇出任《华商报》董事经理、代总编辑。

此次复刊后的《华商报》，阵容相当强大，主笔是著名革命作家夏衍，社委包括饶彰风、乔冠华等。1947年2月，重庆《新华日报》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之后，香港《华商报》成为解放区外，唯一能直接传播党的声音的报纸。在解放战争期间，《华商报》对于国统区人民反饥饿、反独裁、反内战斗争等重大新闻都做了翔实报道。

同时，《华商报》还承担了另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报社利用香港的地理位置，将一批又一批进步青年转送到内地解放区参加革命。国民党的进步军政人员还设法通过《华商报》与中共接触，洽谈起义计划。它不仅仅是一份报纸，也是通往红色中国的一座桥梁。

“红色走廊”

《前进报》与《华商报》之间，物资设备、信息及人员等的流动，构成了一条横跨珠江口的“红色走廊”。

在香港沦陷之前，《华商报》利用香港作为国际自由港之便，大量采购纸张、油墨、铅字和印刷用具，然后通过东江游击队港九大队的秘密水上交通线，运至宝安、惠阳的游击区，再转由陆地交通员以肩挑、背驮的方式，送往东江游击区印刷厂。

《华商报》在获取大量国际新闻和沦陷区重要情报后，及时传至内地，由《前进报》编辑后刊出，成为游击区军民了解世界反法西斯战局的窗口。同时，《前进报》的记者广泛深入敌后，获取日军调动、伪军动态、民间疾苦等第一手材料后，再通过各种渠道传回香港。《华商报》与《前进报》共同构成了党领导的华南抗战的信息网络。

香港沦陷后，《华商报》的排字工、印刷工、发行员中，有数十人加入东江游击队，成为《前进报》的技术骨干。之后，《前进报》从油印升级为铅印，版面质量和印刷数量大幅提升。

《前进报》扎根深山，以蜡纸与铅字铸造游击区的精神弹药；《华商报》立足香江，以公开合法的版面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两报共同在华南大地上书写了一段红色报业传奇。

（作者：邢照华，系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来源：《光明日报》2026年8月30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