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龙 张乐：日本学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若干认知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又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重要源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而不懈奋斗，引起日本学界的高度关注。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怎样的辉煌成就？中国式现代化何以成功？中国式现代化有什么突出特点？中国式现代化能够提供怎样的经验启迪？这些问题近年来成为日本学界研究中国问题时探讨的主要问题，形成了大量的观点和看法。本文力图对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以便为新时代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参考借鉴。

一、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辉煌成就

日本学界高度肯定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巨大成就，他们主要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国际交往等几个维度进行了探讨。

（一）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

日本学界普遍认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标志性业绩。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园田茂人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加快了市场经济的成长，创造出经济发展的新时代，为各经济主体带来了经济活动的自由空间。日本INFORM咨询公司总裁和中清指出，尽管遭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但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和平主义”的指引下继续推进，市场进一步扩大。他坦言：“日本应该面向亚洲和中国，果敢地走向中国的时代。”东京都日中友好协会顾问八牧浩行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外贸总额增长了198倍，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152倍。进入新时代的10年来，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并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实力接近美国的经济大国。”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关志雄比较了中国、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进出口贸易量、外汇储备、汽车、钢铁产量等主要经济指标，作出2026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预测。他指出，在当今世界经济颓靡的态势下，“中国的增长率仍大大超过主要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大，‘中国第一’的时代正在稳步到来”。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天儿慧认为，在世界大部分主要国家依然深陷于经济负增长的混沌状态之时，中国的经济增长却显得异常突出，表现出很强的发展韧性。《读卖新闻》在中日建交50周年之际撰文指出：“日中两国经济联系密切，中国连续15年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而日本则是仅次于美国的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如果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和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能够合作，并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会给日中两国带来繁荣，也会推动亚太地区的繁荣。”

（二）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社会平稳有序发展的示范

日本学者充分肯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中国社会全面进步的作用，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式，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天儿慧认为，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既保持了经济的活性化，又克服了社会流动化可能产生的消极因素，从而保持社会平稳有序发展。爱知县立大学外国语学部准教授铃木隆强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城市化、信息化等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横滨国立大学名誉教授、中国现代史专家村田忠禧指出，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在实践新思想的过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开展了党员思想教育、反腐败斗争，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赢脱贫攻坚战，抗击新冠疫情等，为社会平稳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中兼和津次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带来了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物质生活的充裕以及贫困人口的减少。日本共同社编辑部前社论专家冈田充指出：“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一番，从3.98万元人民币增加到8.1万元人民币。”丸红中国有限公司经济调查总监铃木贵元指出：“过去10年，面对世界贸易的下滑颓势和新冠疫情的影响，中国调整发展模式，2013—2021年实现了年均6.6%的经济增长率。”日本国际东亚研究中心顾问市村真一指出：“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国民教育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日本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教授漥田顺平认为，面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中国政府以积极解决环境问题的姿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修改环境保护法、建立环境问题责任制、促进信息公开，以及加强居民、非政府组织等对污染企业的监督等。中国已经逐步探索出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双赢的“政策统合”模式，推行市场机制或灵活运用经济刺激的环境对策。“在刺激经济的同时还注重保护环境这一点上，中国相比日本更为进步。”

（三）中国式现代化深刻影响了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重构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兼和津次指出：“如今，人们谈论世界经济已经不能撇开中国。如果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是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正函数，那么，中国现在的国际政治影响力已经完全超乎了‘发展中国家’的范畴。”天儿慧坦言：“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影响力，以及人们对它的期待感都在不断提高。”关志雄认识到，中国的崛起也给中日关系带来了巨大变化。对于日本而言，中国从援助对象国变成了对等伙伴国，而且中国不仅作为生产工厂，其作为市场的重要性也越发显著。此外，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不断扩大，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在进出口两方面对中国的依赖度都有所上升。尤其是对于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大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来说，中国已成为其最大的贸易伙伴。今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即使下降，也会大幅超出世界平均水平。因此，各国、各地区对中国的依赖度仍会继续上升。东京大学教授川岛真认为：“在国际秩序和力量平衡都处在过渡期的局势下，中国在其中占据了优势，不久将跃居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早稻田大学教授青山瑠妙认为，中国积极加入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这让其坚持的国际主义和多边主义深刻影响着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冈田充则引用了日本外务省2022年5月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在“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国家对未来重要伙伴国的看法”这项调查中，中国以48%的支持率跃居第一。冈田还注意到，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从1988年的2%增长到2021年的18%。他进一步强调，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强是来源于经济而不是军事。由此观之，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因素

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取得成功？日本学者从资源、国际环境、政治等多角度进行解读，提出了“大国规模说”“外源促动说”“政治稳定说”“后发优势说”“传统因袭说”等观点。

（一）大国规模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日本学者较早地认识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规模优势，他们从中国的自然资源基础以及社会人口资源条件出发，坦言中国的大国规模优势是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中兼和津次认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是大体量的劳动力资源在质和量上的优势。“中国是可提供大量劳动力的人口大国，而且由于基础教育的普及，劳动力的素质比较高。”这为产业分工的协作化、产业门类的齐全化，以及生产和经营的规模化创造了条件。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国分良成认为，除了人口和国土面积，厚重的历史文化也让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具备压倒性优势。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从中国的比较优势角度分析指出：“在国家运行方式以及发展战略方面的中国特色，多数都源自于中国的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以及其作为一个巨大市场的潜力，而上述条件并不是其他国家能够模仿的。”东京大学教授高桥满指出，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丰富的自然资源是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要素，是中国大体量经济规模形成的基础。天儿慧则认为，不仅要看到中国人口资源、地理空间、经济体量等方面的巨大规模，还要认识到其思想文化成果的丰富，惟此才能全面理解中国社会的超大规模性对其现代化发展的影响。

当然，在肯定规模优势的同时，也有日本学者认为大国规模有其劣势。大东文化大学教授小岛丽逸指出，在大规模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容易出现经济结构性失衡、社会转型难度大、城乡发展不均衡、贫富差距难以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等问题。的确，“人口多，底子薄”是中国现代化起飞时的难点所在，但随着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日渐成熟中逐渐将劣势转化为优势。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人民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协调发展，经济结构得到了不断优化，经济增长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城乡发展差距逐渐缩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因此，所谓“大国劣势”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二）外源促动说

日本学者认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外部环境具有稳定性，从而保证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一个不受外部干扰和冲击的环境下进行。中兼和津次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比较顺利的最大原因是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成效，而决定其经济成效的原因之一是良好的环境条件，即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假如世界政治经济环境非常恶劣，那么无论中国领导人如何推进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经济也难以取得发展。……假如全球化浪潮没有席卷到中国，没有从海外带来大量的新信息、新技术和市场，中国也没有融入到全球经济之中，那么中国本身的发展潜力也将会大打折扣。”东京大学教授小原雅博则认为：“除了不可缺少的和平国际环境这个外部条件外，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还需要自身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保障。”日本当代中国研究学者小岛朋之曾明言：“中国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努力维护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大力加强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此外，还有日本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环境蕴藏着一种“不安”的外源因素，即外部因素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促使中国政府积极作为，从而助力现代化建设有序开展。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毛里和子就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大因素是国际环境、国际经济发展和“外部压力”。中部大学教授三船惠美认为，这种“外压”的影响是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外源性促动力。日本地域研究中心的内藤宽子和新领域研究中心的山口真美也指出：“在保护主义抬头、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中国政府充分发挥国内市场的巨大优势，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来应对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这是中国政府加强国际竞争和合作新优势的战略选择。”

（三）政治稳定说

日本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仅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还维护了政治局面的稳定和谐，从而为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中兼和津次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政治的稳定和海外投资的活跃，中国的经济增长力逐渐恢复，这反过来又促进了政治的稳定，形成了更高的增长力……政治的‘稳定’又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此外，随着中国的制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促进稳定的要素也在相应增加，这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天儿慧认为：“中国将政治稳定视为保证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有效抑止了任何可能危及政治稳定的因素。”立教大学法学部教授野村浩一指出，中国“实现快速工业化——建设富强中国的目标，首先是立足于统一和政治安定的基础之上”。和中清也坦言：“中国政治稳定，而日本持续混乱。无论是从政治形势还是从经济形势来看，中国已经渐渐地走在了日本的前面。这已经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显然，日本学界把政治稳定视为中国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很有道理的。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都把稳定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因而要“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但也有日本学者提出，比起保护国家不受外界的威胁，中国共产党更担心来自国内的威胁，认为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维持和国家秩序的稳定紧密相连。这种观点显然不理解中国政党制度的现实运行逻辑，更看不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优势。中国既不是“一党专政”，也不是西方国家所谓“多党制”，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各党派之间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四）后发优势说

日本学界敏锐地认识到了中国式现代化所蕴涵的“后发优势”。亚细亚大学教授游川和郎认为，中国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利用海外资金和技术加速融入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这让中国的生产力得到了飞跃性发展。在贸易方面，中国从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出口，转向逐渐谋求向发展中国家开拓市场，并逐步引导外资向内陆地区的产业转移。”天儿慧认为，在选择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后，中国积极融入国际经济。“在资金和先进技术以及人才都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中国积极引进外资和发达国家的人才，借助海外华人的力量，并将其与中国拥有的大规模劳动力等比较优势相结合，一举建起了独具优势的制造业基地。”日本东北大学教授阿南友亮认为，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中国成功地利用了先发国家的优势资源。这些国家的企业将关注重心日益转向中国，加大了对中国的投资和进口力度，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一桥大学名誉教授南亮进认为：“中国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充分发挥外资作为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等载体的作用，加速了本国技术水平的提升。”由此可见，中国在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的同时，也实现了其内在转化。这种后发优势在于从现代化程度比较成熟的国家借鉴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使本国经济活动快速地进入规范化、程序化和稳定化的发展轨道。

但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一些日本学者和媒体开始鼓吹中国“发展极限论”，认为中国的出口低迷、工业生产下降等将限制投资主导型经济。另外，人口红利的终结也会让中国的经济发展达到极限。实际上，此类观点与事实不符。尽管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中国也同样面临各种风险挑战，但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正如日本银行北九州支行行长福本智之在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各项数据之后指出的：“今后如果没有大的冲击，经济改革也比较顺利的话，即使中国经济缓慢减速，也依然可以维持较高的增长率。”

（五）传统因袭说

日本学者还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运行机制、现代化发展所产生的社会效应，认为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汲取了传统文化的智慧，从而造就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延续性和传承性。小原雅博指出：“作为一个有着深厚传统的国家，中国5000多年的历史中形成的民族意识和价值观潜藏在其社会基础中，这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持续地发挥着独特作用。”天儿慧认为，中国领导人尤其是习近平善于从中国历史传统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始终“在中国传统思想的语境中看待秩序、治理和国际关系”。川岛真认为，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用“正确义利观”等一系列根植于中国文化的语言来解释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政策，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这是以‘合作共赢’为主旨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的体现，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则真正实践了这一重要的外交理念。”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教授高桥伸夫认为，“一方面，国际规则和规范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另一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呈现出强劲的惯性”。东京女子大学教授森山昭郎认为，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十分重视传统的影响，对本民族的传统、历史、文化等的延续使其现代化发展保持着高度的民族主体性。日本学界敏锐地观察到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是难能可贵的。需要指明的是，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绝非不加分析的“因袭”，也并非复归儒家传统，而是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

三、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

作为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日本的现代化起步早于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学界也惯于从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来解读中国式现代化。不过，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和拓展，日本学者逐渐认识到，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发展规律上的共性，也有领导主体、成长方式、实践面向、发展过程等层面上的鲜明特色。

（一）领导主体具有自觉性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有中国式现代化。日本学界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在于中国共产党对关涉现代化发展的根本问题保持着高度的自觉。东京外国语大学综合国际学研究院教授筱田英朗指出，自冷战结束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一直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不会带来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回击了这一认知误区和偏见。“中国共产党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这两个西方所忽视的‘伟大事物’结合起来，取得了伟大成就。”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石田隆至表示，尽管新冠疫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带来了许多严重的挑战，但中国共产党没有采取断绝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或通过霸权主义征服他人等简单化的解决办法，而是采用了系统观念，以复杂的方式处理复杂的情况，这种思想方法的来源正是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提到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小岛朋之明确指出：“当前中国最大的时代课题是一种以现代化为目标的‘中国式现代化’，也就是以中国特色为基调的社会主义建设。”东京都立大学名誉教授冈部达味也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要实现社会主义这个目标，这是一种积极且健康的基本追求。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鼓吹“脱社会主义论”，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属性并非社会主义，而是“资本社会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威权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等。这些论调显然是不能成立的。邓小平曾针对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论调反复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中国共产党一再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革命的对象就是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包括“官僚主义”，要坚决反对少数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历史和实践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脱社会主义论”将社会主义视为一种僵死的教条，并不懂得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辩证法，显然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种曲解。

（二）成长方式具有渐进性

日本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成长方式是渐进型的模式，即中国在现代化发展的具体操作步骤上，不是采取突击型和运动型方式，而是采取先易后难、从局部到整体的渐次推进模式。中兼和津次认为：“中国是采用典型的渐进主义转型战略的国家，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渐进主义的结果。”他还补充到：“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政策设计上具有显著的渐进性，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经济体制转型都采用了渐进的、柔性的方法。”三船惠美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是不断通过制度化来实现的，这种具有渐进型政策约束的发展方式可以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推动社会发展，能够将复杂利益关系的调整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从而避免剧烈的社会动荡。国分良成则指出，1980年代，中国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作为引进外资的窗口以及学习先进经验的试验点，而后逐步开放了沿海城市和沿海开放区域，再进一步扩展到沿边、沿江及内陆省会城市，这种层层推进的模式使其形成了全面开放的格局。天儿慧也认为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转型具有鲜明的渐进性特点。他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为例，认为经济领域的重大突破首先始于农业和农村，在农业和农村取得成功以后，沿着这条道路来促进多种经济成分的成长，进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爱知县立大学外国语学部的三宅康之认为，中国的现代化采用渐进式的改革，这使其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轮廓不断显现。

然而，也有一些日本学者认为中国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采取的是一种激进型的方式。他们认为，在政府的强力推动和政策的强力刺激下，中国的诸多领域呈现出爆发性增长，但同时也导致了工业发展速度过快、货币投放过多，甚至经济秩序混乱等现象，中国经济曾一度繁荣昌盛的局面已经改变了，正面临着严重的“后遗症”。这种论调显然也是不成立的。在改革的进程中，中国拒绝了西方的所谓“休克疗法”，始终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各方面一直呈稳步迈进的状态，没有出现经济、社会发展大起大落的现象。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增长速度相对放缓，这是完全符合发展规律的。

（三）实践面向具有开放性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不仅取决于其内部成长方式，而且取决于其外部交往的广度和深度。中国式现代化也不例外，它不是封闭的，而是在世界历史中不断展开的过程。天儿慧认为：“从经济社会方面来看，中国是以开放的、协调的全球化为特征的。”“中国共产党深知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不能仅靠自身的力量完成，而是要积极融入国际社会，通过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和交流，在国内国际的深入互动中实现。”东京国际大学教授小林多加士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走一条国际化的、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深度接轨的“开放型社会主义”新发展道路。“对于中国来说，‘开放型社会主义’不仅是当前所采取的一种政策，而且是社会主义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必然形成的一种新形态。”中国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推进现代化建设，坚持自力更生，从而避免走上依附型的现代化道路。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大西广指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是实现世界版“共同富裕”的重要实践。高原明生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实现了沿线国家发展政策的协商合作，以及沿线国家贸易和资金的融通。此外，“一带一路”倡议还承载着文化外交功能，使中国与沿线国家人民的关系更加密切。青山瑠妙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和经济实力的扩大，中国开始从传统外交逐步拓展到金融外交，并主导创立亚投行等金融机构，积极推动了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

但是，也有日本学者将中国的积极外交行动视为经济成长后的“大国自负”，并将中国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行为视为“被害者意识”的驱使。这是对中国国际战略的曲解。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就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既倡导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又积极向世界学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借鉴了国外一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国家制度建设的经验、政党反腐倡廉的经验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秉持亲诚惠容理念与周边国家深化合作，推动双多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批驳所谓“零和博弈”“国强必霸”的霸权逻辑，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为世界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日本学界所谓中国的“大国自负论”是没有根据的。

（四）发展过程具有规划性

日本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规划性高度相关。具体来说，就是与以资本逻辑为导向的西方现代化模式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具有清晰的发展规划和鲜明的政策导向。关西大学法学部教授小林弘二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现代化发展规律，并有意识地吸取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兼和津次指出：“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的成长过程基本符合工业化、现代化的标准模式，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又有自己的特点。”筑波大学教授德田教之认为，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的总体设计上具有全面性，是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来制定现代化政策的。东日本国际大学客座教授西园寺一晃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应对发展中的问题时，没有教条地照搬马列主义，而是将其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既讲原则，又善于审时度势。”明治大学国际日本学部讲师近藤大介指出，中共十九大报告强调了两个阶段的发展，而中共二十大报告的重点是如何在未来的五年内向前推进目标。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每个政策都具体化了，更加强调未来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共产党要为实现目标作出哪些努力。

但也有日本学者认为，这种规划或政策设计是“国民统合式”的，不过是将一种政策平移到其他地区，形成“步调一致、口径一致”的“绝对规律”。还有些日本学者则直接否定了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规划性，认为中国对政策的制定和规划存在着极大的不透明性和不确定性，并且根据地域或人群的不同，对情况的判断和规则的解释也会出现差异。显然，这是对中国共产党政策规划的严重误解。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根据具体实践的需要，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所有的政策和规划都是在反复调研讨论的基础上形成，并以文件的形式公诸于世的。

四、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启迪

中国共产党在不懈探索中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这为日本学者所广泛认同。日本学界从现代化领导力量的自身特性、发展模式的影响力和成功经验的可因循性等角度对中国式现代化所提供的经验启迪进行了深入分析。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饱含生命力

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够成功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一些日本学者试图从中国共产党自身具有的独特政治优势中得出答案。铃木隆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大胆破除旧条框的束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有效地发挥了高度的政治适应力和革新力。西园寺一晃认为，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原因在于其能够严于律己，坚决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不怕牺牲，艰苦奋斗，因此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中央大学名誉教授姬田光义指出：“自近代以来，没有一个政治力量能够将中国带向如此光明的未来，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铃木隆还坦言：“迄今为止，很少有一个政党的执政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成功。中国共产党的历届领导集体不仅能够保持政治大局的稳定，而且善于根据时代的变化做出积极的政策调整。”天儿慧强调，习近平的治国理政目标明确，“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前后承继。这对于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跻身于创新型国家，以及实现美丽中国和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具有决定性作用。日本学者高度肯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进程中所彰显的理论创造力、民族引领力、政治执行力，认为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成功的关键。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富有影响力

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地开创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并且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的选择。一些日本学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推进深刻地影响了世界，为其他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九州大学教授益尾知佐子认为：“现代化的发展始于18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经过美国、日本，再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直到在本世纪扩展到印度和东非等国家。如今，伴随着欧美和日本的相对衰退，尤其是中国等国家的崛起，世界向着多极化方向发展、谋求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成为可能。”小原雅博指出：“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断扩大的中国市场为日本提供了机遇。”和中清指出，如果日本企业能更早、更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市场崛起所带来的机遇，更快、更好地乘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那么日本经济也许会避开“失去的20年”。未来中国经济必将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巨大牵引力。“令世界惊叹的中国是日本重生的关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理事平野克己认为，中国从低收入国家成长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其强大的生产能力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大量的基本消费品，这本身就是实现全人类富裕的国际发展理念的体现。天儿慧指出，中国已经成为具备强大实力的大国。进入21世纪以来，其凭借强大的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外交力量，以不可阻挡之势成为世界舞台的主角。横滨国立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木崎翠指出，随着现代化和市场化的发展，中国经济在世界商品市场上具备了强大的竞争力。拓殖大学国际开发学部教授茅原郁生指出，中国国防现代化的未来指向是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而并非是打造一个军事霸权大国。显然，日本学界从不同角度认识到了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发展作出的贡献。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充满创造力

许多日本学者认识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并寄希望于通过对中国式现代化鲜活经验的发掘，为当前日本的发展困境寻求出路。中央大学教授服部健治指出，对于日本经济来说，中国市场的价值是中国经济的规模和发展，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14年是日本的两倍。在2025年前后，中国很可能会超过美国。在这样的预测下，日本要根据中国经济发展情势来制定本国活性化的经济政策，因为“中国的发展就是日本的发展，日本的发展就是中国的发展”。川岛真认为，中国的崛起对世界秩序来说具有划时代意义，中国正扮演着东亚乃至世界新秩序塑造者的角色。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东亚第一大国，日本应与中国携手为维护国际秩序发挥作用。内藤宽子和山口真美指出：“在新冠疫情突然来袭后，中国企业在本国经济政策的引导下有序复工复产……使2021年初低迷的经济极速复苏，因疫情危机而导致负增长的经济到年底就恢复了正常。”名古屋大学教授平川均坦言，中国在面对新冠疫情、地区冲突等困难时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对策，将危机转变为契机，为其他国家走出危机阴影提供了经验。大桥英夫指出，在外部环境愈加严峻的情况下，中国努力从投资和出口主导型经济模式向内需主导型经济模式转变，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化解过剩产能，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确保经济平稳运行。由此可见，日本学界对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作者：成龙，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浙江大学研究基地；张乐，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逻辑及原创性贡献研究”、2021年度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科研支持计划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发表于《国外理论动态》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