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拉美学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若干认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现代化是一场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等诸多领域的深刻变革，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拉丁美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位于该地区的国家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均遭遇了严峻的挑战和挫折。因此，中国对现代化的探索经验以及取得的成就吸引了拉美学界的普遍关注。本文旨在梳理和分析拉美学者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成果和主要观点，为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及其在人类发展史上的贡献提供一个拉美视角。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斐然成就：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奇迹

拉美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探寻虽然始于鸦片战争后，但直至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才真正开启了迈向现代化的漫漫征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现代化发展所面临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都是前所未有的。100多年来，中国式现代化经历了多次改革与调整，最终取得了辉煌成就，创造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奇迹。

（一）经济建设领域的巨大成就

对经济发展与变革的研究是现代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对此，拉美学界一致肯定了中国在经济建设领域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绩。巴西学者弗拉基米尔·波马尔（Wladimir Pomar）指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崛起，被不少学者称为“近250年来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变革”。拉美著名左翼学者、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前副校长阿蒂利奥·博隆（Atilio Boron）认为，中国在经济领域开启了一系列试验与革新，摒弃教条主义，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中国的改革成果有目共睹，令人惊叹，是全球经济史上最伟大的一场革命。”

一些拉美学者从历史角度出发探寻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墨西哥维拉克鲁斯大学教授胡安·费尔南多·罗梅罗（Juan Fernando Romero）认为，每个国家开启现代化之路的历史起点不尽相同，采取的形式也各有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革命的过程，萌发于1911年，真正开始于1949年。中国政府在1960年代首次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两步走”设想，1978年之后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和社会发展严重落后的状况，取得了现代化建设的丰硕成果。他分析指出，中国式现代化遵循的是一种“4+4”模式，即“四个现代化”加上“四项基本原则”，其过程具有渐进式和积累式特征，从农村地区的改革到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全面改革开放，无不体现出务实性和科学性。曾担任阿根廷中小企业家协会执委会委员的阿根廷经济学家埃米利奥·卡茨（Emilio Katz）在《中国知道该往何处去》一文中，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经济改革的历程，指出中国从成立初期采用计划经济体制到后来找到更加适合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尝试了多种改革，也遇到了诸多复杂的状况，但中国成功应对国内外各种挑战，实现了经济腾飞。他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循序渐进的，且敢于尝试，着眼于突破阻碍现代化精神的教条主义束缚”。

从拉美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中国速度”也是其关注焦点。罗梅罗强调，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速度与西方国家是截然不同的。中国仅用30多年时间就在诸多方面实现了西欧和美国花费了近200年才实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他表示：“不妨以一种化繁为简的方式去诠释中国的发展，即将中国喻作一座突然喷发的积蓄了巨大能量的火山，而且，这座火山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阿根廷“弗洛雷亚尔·格里尼”文化合作中心中国与拉美研究组组长马里亚诺·恰法迪尼（Mariano Ciafardini）也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赞叹不已。他指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长，世界上从未有国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如此迅速的发展。中国迅速走出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并较为顺利地抵御住了此后的几次危机，包括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当前金融资本主义日渐式微和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卫生与经济危机”。

（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阶段性胜利

拉美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单一的经济现代化，而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积极推进社会、科技、教育等多个领域的现代化建设，致力于全面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阿根廷学者马塞洛·法比安·罗德里格斯（Marcelo Fabián Rodríguez）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对于整个人类历史具有重要意义。从最初的土地改革、妇女解放和扫除文盲等运动，到近些年来不断完善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亿万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波马尔在《中国：实践社会主义的70年》一文中指出，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天起，中国共产党就开启了一场涵盖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多领域的伟大变革，力图改变饱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摧残的旧中国的落后面貌，提高56个民族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如今，中国不仅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科技、卫生等多个领域突飞猛进，而且使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

许多拉美学者注意到，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其现代化之路从起点上就困难重重，但中国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实现了从“解决温饱问题”到“过上小康生活”的跨越式发展。阿根廷学术期刊《马克思主义研究》编委会主任维克托·科特（Víctor Kot）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美国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曾断言：“中国人口众多，因此，中国永远不可能战胜饥荒。”但是仅仅过了几十年，中国就用事实有力地驳斥了艾奇逊的观点，不仅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一场切切实实的胜利，具有超越时代的象征意义。”古巴哈瓦那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胡里奥·阿·迪亚斯·巴斯盖斯（Julio Aracelio Díaz Vázquez）指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规模大，拥有大量的农村人口，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但这些困难未能阻挡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在近几十年来“经历了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经济和社会觉醒”。

拉美国家普遍面临严峻的贫困问题，因此中国的减贫方案和脱贫实践成为拉美学者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多位专家指出，中国通过积极推进多领域、多元化、多层次的工业化进程，鼓励开展自主科技研发、促进绿色能源和数字化等创新领域的发展，推动中国的人均收入在近40年来不断增长。中国在国家层面设计了一个全面系统的减贫战略，并以卓越的领导力有效推进，从而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和最快速度的脱贫进程。此外，中国政府在推进减贫和扶贫政策时，充分考虑到了不同地区的特点，采用了适应当地实际情况的具体政策，针对儿童、残疾人和少数民族等不同群体都出台了相应的方案。中国的减贫规模，可谓史无前例。墨西哥维拉克鲁斯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阿尼瓦尔·卡洛斯·索特雷（Aníbal Carlos Zottele）认为中国的减贫事业具有国际意义。他指出：“中国如期实现脱贫目标意味着全球1/5人口彻底摆脱贫困，中国不仅消除了国内的贫困，还以国际主义精神坚守大国担当，积极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减贫。中国脱贫事业的经验在国际上影响巨大，以至于与减贫脱贫有关的国际指标也随之调整。”

博隆认为，中国走的是持续发展之路，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中国是一个历史上饱受饥荒之苦的国家，每逢饥荒，就有大量贫困人口连最基本的卫生条件都无法保障。但中国共产党却改变了这个国家的贫困局面，只用了短短几年，上述情况就成为一段过往岁月的痛苦记忆，如今的中国一跃成为有效战胜贫困的全球典范。”阿根廷国际问题专家、前阿根廷解放党主席塞尔希奥·奥尔蒂斯（Sergio Ortiz）认为，中国近年来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脱贫。他强调：“中国在2015年正式颁布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之后，仅用短短几年就实现了这一目标，中国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奥尔蒂斯从比较视野出发，认为中国脱贫经验值得世界上其他国家认真学习。他指出：“阿根廷常自视为富裕国家，但阿根廷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我们的贫困率高达36.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预测，全球经济面临严峻挑战，经济衰退日益严重，贫困问题加剧。因此，从国际层面而言，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尤显重要。”

不少拉美学者认为，在脱贫攻坚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后，中国正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迈进。拉美著名国际关系专家、委内瑞拉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塞尔希奥·罗德里格斯·格尔芬施泰因（Sergio Rodríguez Gelfenstein）指出，长期以来，中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缩小贫富差距。中共二十大召开后，中国政府将制定更加具体的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行动计划，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大力推动城乡一体化，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以期形成自下而上的高质量发展模式，创造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阿根廷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研究员胡安·塞巴斯蒂安·舒尔茨（Juan Sebastián Schulz）分析了新发展理念与共同富裕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间的联系，指出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不均衡的人口大国而言，习近平经济思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推进共同富裕旨在全面改善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进一步解决中国面临的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等问题。

二、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

拉美国家开启现代化探索的时间与中国接近，也始于19世纪中叶。100多年来，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在经历了初级产品出口模式、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和外向发展模式等三个发展阶段后仍然面临巨大的发展困境。面对同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中国取得的优异成绩，拉美学者试图探究中国奇迹背后的深层原因。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拉美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一场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主要形成于中国共产党的持续探索，其成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博隆指出，中国已经成为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这是美国在其霸权最为鼎盛的时期也未能企及的地位”。“综观全球的政治组织，没有哪个组织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仅仅用了一个世纪就让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发生了如此深刻的变化。”“那个创建于1921年、党员人数仅50余人的小党不断萌发生长，最终结出了世界经济史上最为壮观的硕果，而且中国取得的伟大功绩不仅限于此。”哥伦比亚共产党总书记、哥伦比亚国立大学教授海梅·凯塞多·图里亚戈（Jaime Caycedo Turriago）也表示：“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中国共产党通过其科学的、智慧的领导，推动中国革命取得了成功，这是世界上影响最为深远的社会革命之一”。在过去的40多年里，中国实现了史无前例的飞跃，成为世界的典范。中国的成就源于社会主义建设，“在于中国明确地规划了属于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并用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解决历史上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重大问题和深刻矛盾。”

罗梅罗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的一系列政治决定”，这些决定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还有效促进了社会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他重点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推出的“五年规划”。他指出，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借鉴苏联经验采取了这一措施，但当时比较僵化，效果并不理想。此后，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政策，不是机械地去制定发展计划，而是从实际出发、用科学理性的态度去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因此，中国经济得以稳步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科学规划和有效管理。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经济发展不仅需要效率，还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有效的社会协调、政府公信力以及强大的政治凝聚力等，中国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这一目标。格尔芬施泰因也指出，中国之所以能不断取得发展成就，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保证了中国的政治稳定以及政策的连贯性和延续性。他还从哲学层面出发，指出西方的时间观投射到国家治理领域往往是“有限的”“短期的”，而中国的时间观则是“无限的”“长期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可以在很长的时间段里去设计规划各种项目，持续推进经济与社会变革。秘鲁共产党（红色祖国）党主席阿尔贝托·莫雷诺·罗哈斯（Alberto Moreno Rojas）也注意到了这种中西方的时间观差异。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擅长以长远的眼光看待发展，把当前局势和未来视作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去研判规划。相较而言，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则更注重短期计划。”

在拉美学界，也有一些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学者别有用心地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曲解为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试图将中国的成功归于“西方模式的成功”。面对此类曲解事实、恶意抹黑中国的言论，许多拉美学者都予以有力驳斥，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古巴国际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苏娜米斯·法维洛·康塞普西翁（Sunamis Fabelo Concepción）指出，这类宣传和传播的实质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遏华战略的重要一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叙事策略，旨在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抽象化，通过舆论攻击和抹黑中国的国际形象，将中国和古巴等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模式妖魔化。巴西学者加布里埃尔·马丁内斯（Gabriel Martinez）指出，国际上一些关注中国发展进程的人在解释中国取得的不可否认的成就时采取了以偏概全的策略，如在解释“中国奇迹”时故意回避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及贡献，认为中国的发展无非是与新加坡或韩国模式一样的“发展主义”，或是“文明国家”产生的结果，即强调中华民族的“文明优势”。马丁内斯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崛起”的决定因素。中国共产党能够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避免了重蹈逐渐偏离马克思主义的苏联共产党的覆辙。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上获得的成功，向世界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科学性。格尔芬施泰因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模式有着本质区别”。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西方模式则以资本为中心；中国共产党追求的目标是共同富裕，而非西方社会那种贫富两极分化；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而非西方那种一昧追求高消费、贪图物质享乐的社会风气；在国际层面，中国式现代化倡导和平发展，完全不同于西方通过发动战争掠夺他国资源的行径；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清晰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并试图更好地解决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之间的关系，使之协调发展。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中国共产党基于自主探索的经验，创建了一个强调整体性、制度性和组织性的模式。

（二）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

许多拉美学者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的宗旨。罗德里格斯认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人才不断努力，进行理论创新，独立自主探索发展道路。”罗哈斯指出，中国的战略优势在于拥有一个坚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它深深扎根于人民，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图里亚戈强调：我们认识到中国体制所表现出的优越性，认识到另一种模式是可行的，认识到人类的问题可以通过政治途径和政府行动来解决——政府行动的目的就是让“社会的”优先于“个人的”。

拉美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特点体现在多个领域。科特指出，中国共产党近些年提出的一系列政策都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福利。例如，全面深化改革，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构建和谐社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尊重自然，倡导节能环保，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并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等。玻利维亚学者穆鲁奇·波马（Muruchi Poma）认为，西方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对全球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而中国虽然在发展过程中也对环境造成了影响，但中国共产党很快就调整了政策，积极治理环境，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他认为，只有一个强调人民至上的政府才会毫不犹豫地投入上百亿资金用于沙漠治理，只有中国政府才会做保护环境这样成本高昂且暂时看不到回报的项目。阿根廷解放党主席伊莉娜·桑特斯特万（Irina Santesteban）指出，中国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政府一直强调，保护环境才能让国家强大，让社会稳定，让人民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中国用实际行动证明，保护环境和发展生产力并不冲突，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非完全对立、不可兼顾。波马尔指出，中国曾经因发展工业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但现在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积极的环境保护倡导者之一，中国从化石燃料转向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速度惊人，在太阳能和风能的使用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也成果丰硕。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也体现在人民享有各项权利上。罗德里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商业化的，倡导个人主义、剥削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中国追求的是另一种社会和经济模式，强调医疗、教育、文化等不是可交易的商品，而是属于人民的权利。博隆指出，真正的民主和资本主义是一组对立关系。资本主义追求的是财富及其产生的特权，真正的民主追求的则是平等和公正。博隆强调，中国民主的特点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且拥有广泛的参与度。“中国的政治体制形式，符合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华夏民族的历史发展特点，也符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进程，能有效保障每一位中国人享有基本人权，能确保中国抗击贫困，在卫生、教育、住房、文化等领域投入大量资源，以增进中国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福祉。”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式现代化开始在全球拥有广泛的影响力。拉美学者普遍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在历史上从未恃强凌弱、侵略他国，如今更是世界和平的坚定维护者和积极倡导者。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仅让中国获得了持续稳定的发展，也为拉美地区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

许多拉美学者充分肯定了中国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增强了对世界的影响力。资深外交官、阿根廷国际问题专家迭戈·盖拉尔（Diego Guelar）得益于工作经历，近距离观察了拉美国家、欧美国家和中国在近30年来发生的深刻变化。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毫无疑问，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中国将引领21世纪。正如19世纪是属于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属于美国的世纪一样，21世纪是属于中国的世纪。”盖拉尔的观点代表了拉美学界的普遍看法。智利经济学家、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国际贸易与一体化司前司长奥斯瓦尔多·罗萨莱斯（Osvaldo Rosales）认为，“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正在重塑未来几十年的全球格局。这一现象，连同技术革新和气候变化，将决定21世纪的世界。”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前执行秘书阿莉西亚·巴尔塞纳（Alicia Bárcena）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即在面对国际事务中每个重要议题时都需要评估中国的影响，如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贸易的增长、颠覆性技术的革新、气候变化、维护多边主义等，都越来越依赖于中国所采取的政策”。阿根廷地缘政治研究所所长鲁文·达里奥·古塞蒂（Rubén Darío Guzzetti）指出：“21世纪初，全球经济的重心已经从西方转移到东方。这种转变的核心力量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正在引领一场真正的革命，这场革命不仅惠及中国人民，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质量，还在国际层面产生积极影响。中国提出了一系列基于合作、团结和互利的强调人类共同利益的倡议，旨在造福全人类，而非少数特权阶层。”

近些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出了诸多有利于全球发展的新理念和新主张，还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合作搭建公共平台，积极探索多边合作和共同发展的新路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拉美国家的积极响应。截至2022年12月，拉美与加勒比地区共计21个国家已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加强中拉合作、推动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纽带。哥斯达黎加学者、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与研究部主任塞尔希奥·里维罗·索托（Sergio Rivero Soto）回顾了20多年来中拉关系的发展历程，指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带来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新变化，南北关系得以重塑。中拉关系在进入21世纪后不断向纵深发展。他认为：“中国的经济活力推动了拉美地区的发展，并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和当下新冠疫情带给拉美的重创。”中拉关系进一步密切，从经济层面拓展到社会、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是共享发展与繁荣，“可视为中国新时代的哲学与政治基础，而‘一带一路’就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工具’”。他还强调，“一带一路”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国际合作框架，摒弃零和博弈思维，秉持自愿、平等、开放、包容等原则。多年以来，美国保护主义对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及国家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而中国推行的合作计划为拉美国家提供了具有可行性的选择。卡茨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重要意义的倡议，将给全球经济带来一场变革”，有利于促进各国的文化交流，增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有助于“在世界各地加速发展生产力，公平的分配制度也将为人们在当地安居乐业奠定基础”。索特雷在其专著《走近“一带一路”》中梳理了中国与拉美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机制、取得的成就及面临的挑战。他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秉持的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与多边主义等理念符合时代潮流，积极推动了包括拉美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惠及多国人民。从某种意义而言，“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这一思想在国际层面的投射。

近一年来，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也得到了拉美学界的关注。古塞蒂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重新审视战争、和平、发展及地缘政治格局之间的关系，指出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与此前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全人类共同价值等一脉相承，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以及中国作为大国的国际责任感。“世界如何才能在和平中发展？就此而言，所有期待的目光都集中在中国身上。为了发展，我们需要和平。为了巩固和平，我们需要发展。而且，我们需要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力量继续和平发展，并为各国紧密交织互联的世界持续注入更多的和平与发展的力量，与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抗衡，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困境，共建一个同享和平、共谋发展、远离战争的世界。”

还有一些拉美学者对中西方现代化模式进行了对比研究，从这个角度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阿根廷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国会大学研究员古斯塔沃·伍（Gustavo Ng）对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提到的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解读。他指出，西方人读到中国要“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时，或许会陷入困惑：“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西方一直在探寻如何摆脱现代化带来的种种弊端。如今，在许多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为何要寻求现代化？难道中国在这方面还很落后吗？”换言之，当西方社会已深陷现代化的多重困境，已经开始探讨后现代时，中国却将现代化置于未来的语境，将之视为奋斗的方向，这的确引人深思。他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一场涉及14亿人口的、旨在实现全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而非西方语境中的现代化。

四、结语

拉美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知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其研究从聚焦经济建设逐渐拓展到对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等多领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关注。大部分拉美学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借鉴，贡献了基于本国实际、自主探索现代化的发展经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表明，中国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不仅能继续发展国内经济，保障和提升本国人民生活水平，还能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给深陷多重危机的世界注入确定性和稳定性，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增添希望和信心。正如卡茨所言：“世界上那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生活条件滞后，他们所属的经济社会体系在当前的发展阶段已无力解决那些严重困扰人类的问题。他们正用满怀希冀的目光注视着中国的发展之路。毋庸置疑，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分别为人类的未来绘制了截然相反的前景。”

［作者：楼宇，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编译与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史述论（1921—2021）”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发表于《国外理论动态》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