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长湧：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这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部署，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持续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深刻把握内涵要求

深入理解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内涵要求，可以从五个方面把握。

更大范围。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开放“后卫”变成“前锋”，沿边开放迈上新台阶，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全面开放新格局加快形成。但也要看到，我国区域开放布局仍存在不平衡问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对外开放潜力尚未充分发挥，吸引全球优质要素资源的能力有待进一步增强。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就要优化区域开放功能分工，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

更宽领域。我国已宣布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但服务业开放仍相对滞后。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应将服务业作为重点领域，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绿色贸易等蓬勃发展，成为带动国际贸易增长的新亮点，也成为各国抢占制高点和争夺规则主导权的新领域。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就要加快推进通关、税务、外汇等监管创新，营造有利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制度环境。

更深层次。近年来，国际经贸规则从以往的边境措施向边境后措施深度拓展，我国经济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进一步吸引集聚资金、技术、人才等优质要素，需要在减少制约要素流动的“边境上”壁垒的同时，更加重视“边境后”管理制度改革。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就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建立同国际通行规则衔接的合规机制，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塑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更加主动。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一些经济体搞“小院高墙”“脱钩断链”，搞泛安全化，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与过去相比，我国开放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就要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有序扩大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以开放的主动助力改革的主动、保障发展的主动，开拓更加广阔的国际合作空间。

更为安全。安全是持续开放的重要基础。随着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融合程度越来越深，“走出去”企业和人员数量越来越多，海外资产越来越多，必须更加高度重视对外开放中的安全风险。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就要统筹开放和安全，健全贸易风险防控机制，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水平开放。

深入认识重大意义

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是以开放促改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的必然要求。

推动培育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能够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优质要素供给和更大市场需求。从供给看，通过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加大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改革力度，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有利于吸引集聚优质资本、技术、人才等资源，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助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特别是着力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鼓励国外高水平理工类大学来华合作办学，将有力促进数据、人才等科技创新要素向我国流动集聚，有利于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从需求看，通过深化外贸体制、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将为我国优势产品和服务出口创造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力推动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产品和服务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从而带动相关企业加大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力度，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促进深层次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举措。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构建符合多边贸易规则的法律体系，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有力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设立自贸试验区，依法实行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之后将负面清单引入国内经济治理，有力推动了市场准入制度的重大创新。这些都是以开放促改革的生动实践。当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更好发挥高水平开放对深层次改革的促进作用。如，保障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就要在要素获取、资质许可、标准制定、政府采购等方面深化改革；建设贸易强国，必须加快内外贸一体化改革，促进内外贸标准、检验认证、监管等规则制度融合；等等。

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支持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国担当。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开放报告2023》显示，2022年世界开放指数为2008年以来的第二低水平。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扩大自主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有利于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制度型开放机遇、深化国际合作机遇，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均衡的方向发展，也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更加开放、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

统筹推进各层次开放创新

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应推进“三个统筹”。

统筹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要立足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深度融合、两类规则有效对接。这就要求在相关体制机制改革中加强统筹谋划，将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更好结合起来。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既要发挥各地比较优势优化区域开放功能分工，又要推动内陆与沿海沿边沿江协同开放，发挥开放前沿的辐射带动作用。深化外贸体制和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既要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又要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紧密结合，促进内外贸一体化，推动各类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统筹传统领域开放和新领域开放。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要建立健全相应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在促进传统领域开放发展的同时，紧跟时代步伐，加快新领域开放。在外贸体制改革中，既要巩固提升一般贸易、加工贸易等传统领域优势，建设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全球集散分拨中心等，也要聚焦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等前沿领域，构建有利于国际合作的体制机制。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既要深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也要重视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培育合作新增长点，增强共建国家人民获得感。

统筹“大创新”和“微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外开放范围、领域、层次不断拓展，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四梁八柱”基本形成，一些重大开放举措加速落地。未来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既要适时推出一些重大的、首创性的制度创新，也要探索高水平对外开放相关环节的“微创新”。如，完善境外人员入境居住、医疗、支付等生活便利制度，涉及不少具体规则的调整。多搞一些“微创新”，并集成起来，更好吸引和集聚全球人才。

（作者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来源：《经济日报》2024年08月01日 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