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森 牛浩源：新时代国内邓小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本文以“邓小平”为文献检索主题，检索时间限定为2012年至2024年，选取中国知网中文期刊数据库中部分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对其进行初步分类整理与分析可知，学界对于邓小平研究的议题主要集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等方面。

(一)邓小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启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新篇章。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做出了开创性、奠基性贡献，学者们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雷云认为，邓小平是深刻思考和正确处理道路问题的第一人，他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词凝结着对历史经验的严肃反思、对形势潮流的科学判断、对中国何去何从的深邃思考；张远新等指出，邓小平深入思考和阐发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问题、原则要义及如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一系列问题，体现出其道路自觉。理论产生于实践又指导着实践，潘利红认为邓小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贡献表现在提供思想指导、奠定基本方向和原则、构建基本框架；陈锡喜总结了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充分展现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世界视野和历史视野的关照、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鲜明领导风格和朴实文风的融合等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思维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刘武根认为邓小平创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启示新时代要坚定制度自信、顺应时代与世界潮流、以维护发展人民的利益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标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欧阳雪梅分析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发挥承前启后的作用，认为邓小平坚持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并尊重文化发展规律，为新时期文化发展与繁荣创造了条件。

严世雄等认为邓小平理论中“以经济建设为核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思想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以人民为中心没有否定经济建设的核心地位，是经济建设的政治要求和体现，新时代要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核心在于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而言，陈学明指出中国成功将社会主义推入新世纪并使其重焕生机与活力，在牢牢守住自己的社会主义阵地的同时也振兴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的成功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成功，应当记在世界社会主义的账上。

(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理论与实践准备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发展的历史根据，具体表现为邓小平对毛泽东的科学评价与对毛泽东思想和政治遗产的继承。杨金卫认为，邓小平理论的孕育期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1976年“文革”结束，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不懈探索为邓小平理论提供了丰富养料，也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预留了发展的空间。而“邓小平理论”科学概念的提出，本身也经历一个沉淀凝练的过程。程美东系统考察了邓小平理论概念形成的历史，从邓小平理论的辞源、理论体系的发展过程以及党和国家领导机关、学术界和理论界在邓小平理论发展过程中的贡献这三方面回溯“邓小平理论”是如何出场的。

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上，唐洲雁认为，十八大以来，学术界围绕党的十八大所提出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等关键词，开启了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关系研究的新阶段。郑大华认为，邓小平在坚持毛泽东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赶超”思想、现代化思想和“三步走”发展战略思想，是对毛泽东时代“超英赶美”思想、四个现代化思想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思想的继承和扬弃。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其他思想理论的关系上，田克勤认为，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其他部分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李捷提出虽然邓小平理论居于奠基的地位，但相较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对邓小平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邓小平理论的坚持、发展和创新则是全方位的。

(三)邓小平与党的领导、党的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邓小平总结建设经验，作出“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等重大判断，对第三代领导集体明确提出“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要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必须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建设。

邓小平关于改善党的领导的思想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改善党的组织领导。组织的力量在于党员和支部，更在于党中央，必须树立党中央领导核心的权威。曹宗敏认为，不建立核心处于涣散的状况，党就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有了核心党便能团结一致，凝聚力量克服万难。二是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主要涉及党内党外生活中的民主与法治问题。谢春涛指出，邓小平对官僚主义、家长制、终身制、特权现象等诸多弊端进行革除并分析了其背后的思想根源，对此要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制、严格依法办事。三是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方法。现代化建设不同于政治运动。市场经济也不同于计划经济，要求党的领导方式要有根本的转变。顾训宝认为，邓小平党的领导思想就是服务的思想，这为党的十八大提出“服务型政党”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母天学认为，邓小平的领导方法论，包括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等等，表现为抓中心、抓机遇、抓关键等突出特点。

对于如何推进党的建设，石仲泉认为，邓小平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建设首位，而改革开放进程中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最伟大的成果就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在组织建设上，马苹指出邓小平以极大的精力狠抓党的组织建设制度改革，通过健全民主集中制、推进组织生活制度化、改革干部人事制度，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作风建设上，吕春阳认为邓小平极为重视党风建设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强调要恢复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四)邓小平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命题。它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对我国现代化建设规律的初步总结，是对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的提炼，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提供了话语基础和思维方法。

邓小平为中国现代化事业作出的伟大贡献主要包括:一是制定“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孙肖远认为，“三步走”发展战略从解决温饱问题、实现小康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找准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起点和现实基础，描绘了每一步战略目标实现的美好前景和蓝图，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二是提出现代化应坚持的一系列重要原则。张金才将其总结为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等重要原则。三是确立“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价值标准。萧冬连指出，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的思想由三个基点构成，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的终极目标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消除两极分化、把发展生产力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置于一条时间轴上，并制定出具体时间表。

胜利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沈成飞认为，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初期的现代化探索，是中国式现代化承上启下的发展实践，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另一方面启发了此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提出、发展和逐步成熟。中国式现代化与改革开放紧密相连，罗平汉指出，改革开放使中国意识到现代化不能照搬过去的苏联模式，也不能套用西方的现代化标准，而必须有自己的目标追求和发展路径，可以说改革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动能，是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推进器。

(五)邓小平与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内在地包含着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两方面，改革是全方位的，广义的改革本身就包括开放内涵，而又寓于开放之中，正如邓小平将其关系辩证地总结为“改革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刘华清认为，邓小平经济改革思想涵盖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性质、对象、目标、原则、动力、方针、检验标准等各个方面，系统回答了为什么进行改革、如何进行改革以及如何检验改革等一系列基本问题；陈建兵等认为，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包括发展社会生产力、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保持和增强稳定等。戴安林总结了邓小平对外开放的对象、领域和途径，以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坚持平等互利、坚持自力更生等基本原则遵循。夏春涛认为邓小平坚持改革开放，指导我们党果敢地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同时又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基本原则，这一辩证思想体现了邓小平的政治智慧、战略眼光和非凡胆识。

另外，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为改革开放确立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评价标准。张丹等将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与习近平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要“多推有利于增添经济发展动力的改革，多推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改革，多推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改革，多推有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的改革”的“四个有利于”标准作了比较，凸显了改革开放在价值追求和实践中的稳定性与发展性。

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形成的一系列改革话语，集中反映了改革开放的丰富内涵与价值目标。陈金龙认为，邓小平在建构改革话语的过程中，综合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智慧、历史经验和域外经验等多种资源，遵循了以问题为中心、以国情为依据、以事实为支撑、以时代为参照、以包容为策略、以大众化为取向的内在逻辑，从而成功推动中国改革的实际进程，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形象，使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并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从话语本身来看，邓小平的改革话语具有通俗易懂、言简意赅的特点。闪月、刘占祥认为，不论是邓小平提出的“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经济发展分三步走”“不当头”“不得罪”，还是习近平提出的“老虎苍蝇一起打”“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中国人不犯‘红眼病’，欢迎各国‘搭便车’”，都是非常接地气的表达，兼顾了东西方文化结构与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有利于解决有理说不出，说了难理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