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艳玲：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对外党际关系思想的演变

习近平指出，党的对外工作是党的一条重要战线，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长期主管中共对外工作的中央领导人，邓小平曾亲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和重大斗争，在党际交往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邓小平根据以往处理党际关系的经验、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以及改革开放的需要，突破“左”的思想束缚，对党际关系进行了新的思考，形成新型党际关系思想，确立了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为新时期中共对外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政策基础。关于这一问题，中共党史学界和中共对外工作职能部门已有不少梳理，但主要是从总体上总结邓小平对外党际关系思想的基本特点，尚缺乏对这一时期不同历史阶段发展变化的具体阐述和分析。本文将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对外党际关系思想置于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分三个阶段进行梳理和分析，展现其在不同阶段的内容特点和整体贡献。

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际关系思想的拨乱反正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中苏关系逐渐恶化以及国内“左”倾指导思想不断发展，中共在对外交往中“以我划线”“以苏划线”，与苏共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工人党关系逐步恶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中心逐渐转移，中共与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关系得以恢复或调整。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开始思考如何对待国际共运中的争论、如何处理党际关系等问题。在此基础上，中共对外工作逐渐走上正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随着党的工作中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共对外工作的主要任务变成为国内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虽然邓小平此时仍认为世界很不安宁，存在爆发战争的危险，但他对战争迫在眉睫的判断开始出现变化。1979年3月19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调整规划的汇报时指出：“世界大战十年内打不起来，不必那么急。”这一时期，他反复强调，“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怎样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比较长时间的和平”。因此，中共在对外交往中一些不合适的思想及做法亟须调整。

国际共运史上曾有一些教条主义的思想和做法，如较多地强调统一和服从“国际中心”，忽视各国党的独立自主；过分强调超越各国具体情况的共同规律，忽视各党在具体条件上的差异；把一国一党的经验教条化、模式化，干涉别国内政；等等。这些思想和做法严重损害了各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某些问题在中共身上也有所体现。此外，中共还存在着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简单理解为无偿支援兄弟党的一切革命活动的认识，以及“以我划线”、过于看重意识形态分歧等做法。“文化大革命”初期，受极左思想干扰，中共在对外关系方面贯彻“支援世界革命”“支左反修”的方针，对外交往形式和内容严重扭曲，范围大大缩小，国际形象受到很大损害。

这一时期，为了纠正以往的错误方针和政策、为现代化建设创造有利条件，邓小平在恢复和发展同外国政党关系的过程中，摆脱“左”的思想束缚，对于党际关系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关于如何看待党际关系的历史。邓小平承认过去在处理同兄弟党关系时有错误，提出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回避争论和矛盾，同时要不计前嫌，不纠缠历史旧账，一切向前看。1977年8月至9月，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访华，邓小平在会见铁托时指出，过去的事情一风吹，一切向前看。1980年4月，他又在会见来访的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时说：“过去吵架没关系，有不同意见不要紧，总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双方都把问题讲清楚，有些问题要通过实践加以检验。过去许多争论，并不是我们讲的都是对的。我想你们认为自己讲的也不一定都对。把问题说清楚，就能加深了解。我要说三句话：一是过去的一切一风吹；二是当时有些问题我们看得不清楚，甚至有错误；三是我们双方统统向前看。”

关于如何评价别国党的功过。邓小平认识到，不应以固定模式或一党一国的经验来判断和评价别国党的功过是非。1980年5月，他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人民的觉悟有高有低，国内阶级关系的状况、阶级力量的对比又很不一样，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怎么行呢？”“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嘛！”同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团时指出：“任何国家的事情只能由那个国家的马列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自己去判断，犯错误也是他们自己犯，他们自己去纠正，不要拿我们的观点、模式强加于人。”总之，“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的解决，都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尊重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共产党自己的选择”。

关于如何区分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邓小平认为，考虑国与国、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时，应该着眼于自身长远战略利益，同时尊重对方利益；应该把党和党的关系同国家和国家的关系区别开来，党的关系不应影响国家关系。1977年8月，南斯拉夫党和国家领导人铁托拟以总统而非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身份访华时，邓小平指示有关部门：在党的关系上不要缩手缩脚，要敢于并善于打破两党关系的僵局，一开始就主动称呼“铁托同志”，可以让南共联盟中央执委会书记多兰茨和铁托一起来。对于东南亚国家一直非常关注的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产党的关系问题，邓小平表示：“作为共产党，在道义上不支持共产党，说不过去。”但他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中国不会输出革命，也不在任何地方谋求势力范围，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问题是这些国家的内政，应由其自己处理。1978年11月，邓小平在泰国出席记者招待会时指出：“就中国来说，把党和党的关系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区别开来，使这样的问题不影响我们发展国家间的友好关系。”根据这一思想，中共十二大明确指出：“革命决不能输出，它只能是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始终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中共相关领导同志努力说服东南亚国家共产党，指出：“搞革命依靠外援是不可能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口头上说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在实际行动上输出革命，不仅使社会主义形象受损失，有关共产党的形象也不好”。经过几年的细致工作，中共逐步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为发展国家关系扫除了障碍。

关于如何处理同兄弟党的关系。邓小平认为，党与党之间不分大小、强弱、在野还是执政，都应该完全平等、相互尊重，各国党应该独立自主地决定本国的事情，不能由别人来发号施令。邓小平指出：“在政治上、道义上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一个国家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力量”，“马克思主义主张国际主义，认为有义务援助其他国家，却无权控制别的国家，干涉别国内政，剥削别的国家”。“在所有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是不存在的，即使意见完全一致，表达的方式和程度也会不同。”“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是兄弟党关系，不是父子党关系”，“国家无论大小，党无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每个党有权自己决定自己的问题，解决自己的问题”，“不需要别人指手画脚”。

关于能否与意识形态不同的政党建立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共主要同各国共产党、工人阶级政党交往，虽然毛泽东曾认为思想和社会制度不同的政党可以合作，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共与非马列主义政党并没有建立关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逐渐打破这一局限，开始与意识形态不尽相同的政党建立关系。1981年2月，密特朗率领法国社会党政治代表团访华，邓小平会见了代表团，并表示“赞成今后增进相互交流”，两党正式建立关系。邓小平在会见随密特朗访华的法国记者时还指出：“所有法国的政治力量我们都愿意接触。”这意味着他开始突破意识形态束缚，主动拓展党际交往范围。

在对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总结、思考并展开新的实践探索基础上，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正式提出处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我们党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这四项原则还被写入大会通过的新党章，成为指导中共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政党关系的基本原则。

在邓小平对外党际关系思想尤其是党际关系四项原则指导下，中共对外交往逐渐打开局面，在继续保持与朝鲜、罗马尼亚等国共产党传统友谊的同时，积极地、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了与一些“老党”的关系。以恢复与南共联盟关系为开端，中共相继恢复了与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关系，与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关系也有初步缓和。中共还与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委内瑞拉基督教社会党等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民族主义政党正式建立关系。此外，中共有选择地同日本、法国等国家的社会党进行了接触。对外交往范围的拓宽，不仅有利于经济建设，而且有利于开阔眼界、解放思想。

二、中共十二大以后邓小平对外党际关系思想的新发展

中共十二大以后，随着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提出和国际形势好转，为更好地服务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邓小平继续对如何处理党际关系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在这些思考的基础上，中共不仅恢复和发展了同各国共产党的关系，而且与社会党等各种类型政党的关系也有很大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国际形势明显趋于缓和，邓小平就国际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重要论断。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1983年3月，邓小平指出，“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1985年5月，他在会见约旦-巴勒斯坦联合代表团时说，“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虽然战争的威胁始终存在，但世界上维护和平的力量在发展，制约战争的因素在增长”，“我们争取一个比较长时间和平环境是有可能的”。关于时代主题，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明确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正式将和平与发展表述为“当代世界的主题”。这为中共对外工作思路和举措的新发展提供了契机。

这一时期，邓小平的党际关系思想更加深入和丰富。如果说之前提出若干处理党际关系问题的准则，主要是为了放下历史包袱、划清与国家关系的界限，那么此时邓小平已经开始思考党际关系中有关发展道路、意识形态等深层问题。他明确提出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确立了新时期中共对外工作的根本目标和任务。

关于各国党如何探索本国发展道路。邓小平认为，各国党探索本国发展道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不能照搬照抄，任何他国党都不能干涉。1982年10月，他在会见法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时指出：“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党自己独立处理，任何外国党要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肯定会犯错误。”1983年4月，在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时，邓小平强调：“一个国家的革命要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各国共产党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任何大党或老党都不能以最高发言人自居。”1989年5月，他在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再次指出：“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

关于国际共运是否需要革命中心。历史上，苏联党曾领导国际共运半个多世纪，犯了严重的大党主义错误，中共既对此进行过正确的坚决斗争，也曾错误地自称国际共运中心。邓小平坚决反对以“老子党”自居和设“领导中心”。1986年11月，他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指出：“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1987年6月，邓小平会见来访的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在谈到党际关系时，他强调：“我们反对‘老子党’，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我们也不赞成有什么‘中心’。但我们自己也犯了点随便指手画脚的错误。”邓小平明确指出，“这个经验告诉我们，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型的关系”。

关于中共如何促进国际共运。邓小平认为，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只有把生产力搞上去，才能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他指出：“我们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原则，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为此就必须开放。否则，不可能很好地坚持社会主义。”“不要光喊社会主义的空洞口号，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如果中国要对国际共运、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话，关键是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发展不仅表现在国际上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比重的增加，而且要体现在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邓小平认为：“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当然，不是把它搬给别国。”

关于如何看待党际交往中的意识形态差异。从80年代初起，随着中共更多地与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政党及社会党接触，邓小平认识到，意识形态差异不应成为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障碍。他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有关思想和社会制度不同的政党可以合作的认识，提出“不要给自己设置障碍，不要孤立于世界之外”，“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他指出：“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呢？”“要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1986年4月，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指出，中国“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亲疏、好恶”。

关于如何处理同外国党的思想理论分歧。以中苏论战为代表，理论分歧问题曾对中共对外工作造成极大影响。对此，邓小平在1983年11月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时指出，60年代国际共运大论战时，我们发表了九篇文章，其中好多观点是不对的，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判断国际共运的是非。对于如何处理此类分歧，1984年3月，邓小平指出：“政治问题上要维持和发展友好合作的关系。对他们的理论、思想观点，我们不替他们宣传。他们自己宣传什么，主张什么，我们不作评论，不同他们争论，更不要像过去那样公开地批评他们。是对是错，由他们自己去判断。”

在邓小平对外党际关系思想指导下，中共中央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发展了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理论内涵，扩大了它的应用范围。1983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对外联络部《进一步开创党的对外联络工作新局面的基本设想》，提出中共对外工作的一项基本任务是“同世界上所有愿意和可能与我党来往的共产党、社会党、民族主义政党及其他进步政党和组织建立联系”。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正式把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愿同自己交往的所有外国政党，大会报告不再使用“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这一意识形态限定，而是提出“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至此，党际关系四项原则成为中共开展一切党际交往的基本原则。

随着对党际关系认识的深入以及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中共中央提出党的对外工作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198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联部《党的对外联络工作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的情况和体会》的报告。报告提出：“党的对外联络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通过党的关系，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党的对外活动中也要注入经济因素，主要是通过党的关系和群众团体的渠道，促进经济合作和技术引进等。”此后，中共对外工作更加重视经贸领域的联络与交流，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

中共十二大以后，按照邓小平关于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思想，根据超越意识形态差异、谋求相互了解和合作的方针，中共发展了新型的党际交流与合作关系。

一方面，恢复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共产党、工人党的传统关系。随着与苏共关系走向正常化，中共同古巴、蒙古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关系也实现正常化，与法国、英国、美国等多数发达国家共产党，亚非拉地区一度中断关系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摩洛哥进步与社会主义党、巴西共产党等“老党”也都陆续恢复关系。通过调整与各国共产党的关系，中共进一步改善了自己的国际形象，促进了国家关系的发展，对外党际交往进入不断开拓的新时期。

另一方面，与不同性质的政党及组织建立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联系。中共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等新老社会党开展联系与交往，与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发展关系，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中翼资产阶级政党开始初步接触，并与各国民间及国际组织建立联系。1982年至1989年，以各种形式与中共建立联系的社会党由3个增加到40多个，与中共有交往的民族主义政党由45个增加到110多个。这不仅拓宽了中共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空间，而且为国家关系的长期稳定和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实现了党际关系的全方位发展。

三、苏东剧变后应对党际关系新挑战中的新认识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中国国内发生政治风波，中共与世界各国政党的关系受到很大影响。面对国内外严峻形势，中共积极应对挑战，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按照邓小平提出的对外工作指导方针，不断拓展政党外交新局面。

1989年政治风波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和经济“制裁”。与此同时，东欧和苏联局势也出现急剧变化。东欧剧变、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持续几十年的东西方冷战格局宣告结束。这一系列变化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世界范围内的政党政治格局及中共的党际交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纷纷下台，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中，也有一些更名易帜，改变了党的性质，有的甚至不复存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非洲和拉美地区出现多党制浪潮，原苏东地区在短时间内成立了上千个新党，中共党际交往面临的局面日趋复杂；许多国家的政党，包括一些共产党和社会党，对中共进行指责、攻击，甚至中断来往，给中共开展对外党际交流造成了很大困难。

面对新情况、新问题，邓小平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反复强调要坚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对外关系指导方针，并对如何处理党际关系提出了一些新的应对方针和政策。

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苏东剧变后，一些人出现了悲观情绪。对此，邓小平指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他坚定地说：“苏联东欧的变化，说明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绝不会放弃。”“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不垮，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垮不了。”

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当头。苏联解体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希望中共成为社会主义的“柱石”，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也提出要中共当头，以抵御西方世界的冲击和压力。对此，邓小平及时提醒全党：“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他强调：“切不要打旗，不要去干涉别国的事情。关键是自己要搞好，自己搞好了，本身就是对国际共运的贡献，是对马列主义的贡献。”他明确指出，“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

求同存异，不搞公开争论和论战。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中共党内进行了一场关于如何吸取苏联和东欧教训、防止“和平演变”的讨论。讨论中出现了要把防止“和平演变”置于优先地位的观点，有人甚至主张再同苏共搞一场意识形态辩论。这种意见并未被采纳。邓小平表示：“对戈尔巴乔夫这个时期的所作所为，我们是有不同看法的，但我们没有必要进行过分的批评。”他明确指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努力有所作为。邓小平认为，中共能否很好地处理党际关系并在世界上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国内的发展。他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他强调，“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

广交朋友，争取合作。针对一些政党对中共的指责和攻击，邓小平表示，在绝不示弱的同时，要积极做工作，尽量争取朋友。他提出，“我们还是要友好往来，朋友还要交，但心中有数，不乱了自己的方寸，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对那些有意识形态偏见的政党和国家，邓小平强调，“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相处，相互合作”。

根据党际关系实际情况，按照邓小平提出的有关方针，中共高度重视按照党际关系四项原则推进对外工作，更加注重求同存异和相互合作。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强调：“我们将继续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同各国政党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增进相互了解和合作。”经过努力，中共对外交往逐渐走出低谷。

其一，面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困境，努力发展同各国共产党的关系。中共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友谊，相继与老挝人民革命党、越南共产党实现关系正常化，中朝两党传统友谊继续发展，中古两党关系不断深化。同时，按照“讲清原则立场、不咎既往、注重团结”的精神，通过各种方式向欧洲国家共产党做解释说明工作，与欧洲大部分共产党的关系很快恢复正常。中共与各国共产党关系的发展，捍卫了社会主义，推动国际共运继续前进。

其二，面对苏东各国政党政治复杂多变的形势，积极、稳妥、有序地同这些国家的各类新老政党建立和发展关系。中共积极与各国原执政党建立联络或重建关系，随后又把交往面扩展到新建或改建的左翼政党，其间还与一些中左翼和中右翼政党开展交往，填补了因剧变造成的政党交往空白，也对国家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针对多党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冲击，中共积极主动而又慎重稳妥地开展政党外交，通过派团出访和邀请来华访问等方式，向各国主要政党介绍中国在处理改革、发展等问题上的立场，赢得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其三，面对西方国家的“制裁”及其政党对中共的指责，努力把“危机”变成“机遇”。中共贯彻“坚持原则，利用矛盾，广交朋友，多做工作，打破制裁，避免孤立”的指导方针，从国家总体外交的大局出发，积极做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政党的工作。同时，基于“仅有政府关系而无党的关系，国家关系是不完整的”这一认识，中共还全面发展同周边国家民族主义政党的关系。这对于中国打破西方“制裁”和营造稳定的周边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开创了同各类政党交往的新局面。

四、结 语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邓小平是中共对外工作的主要决策者。他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世界发展大势，根据国内建设需要，对党与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新的理论阐述，在中共党史上第一次比较全面、完整地论述了党际关系问题，形成了有关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思想。这一思想奠定了新时期中共对外工作的理论基础，是处理同各国政党关系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针，为中共对外交往和国际共运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实现了中共对外交往指导方针的拨乱反正。“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对党际交往的历史进行反思，彻底摒弃“支左反修”方针，提出不计前嫌、一切向前看，并按照时代要求，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大局出发，主动与一些国家共产党恢复和调整关系。在其推动下，中共恢复了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共产党、工人党的传统关系。这是邓小平对国际共运的历史性贡献，对解放思想、沿着正确的方向深入总结国际共运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指导意义。

第二，实现了中共对外交往原则由“以我划线”“以苏划线”向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转变。邓小平认为，党与党之间应该完全平等、相互尊重，要建立新型党际关系，即“新的、健康的友好关系”。根据这一思想，中共中央提出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政党的关系。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创立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理论中国化的一项伟大成果。

第三，实现了中共对外交往对象由共产党向各类政党及民间组织的转变。80年代，邓小平明确提出，意识形态差异不应成为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障碍。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共扩大了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应用范围，使其成为与外国政党发展关系的普遍原则，进而据此与各种不同性质的政党及组织建立了联系。至1991年，中共同116个国家的272个政党保持着各种形式的联系和交流。同外国政党的交往也日趋频繁和活跃，不断向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方向发展。据统计，1977年至1992年，中共接待外国政党来访团组3679批、17407人，来自13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团组710批、4468人，访问了110个国家和地区。邓小平有关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思想为中共与世界各类政党发展友好关系开辟了广阔道路，为在党际关系中最大限度排除意识形态因素障碍、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四，实现了中共对外交往目标由“支援世界革命”向为国内建设创造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的转变。邓小平强调，要把党和党的关系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区别开来，党的关系不应影响国家关系的发展，要从国家自身战略利益出发开展党的对外工作。在邓小平对外党际关系思想指导下，中共中央提出，党的对外工作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党际关系应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关系的发展，并解决了一度存在的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错位问题，例如妥善处理了与东南亚国家及其共产党的关系。

第五，实现了中共对外交往工作的历史性跨越。邓小平始终认为，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面对冷战后国际共运处于低潮的现实，中共中央不搞公开争论和论战，坚持改革开放，广交朋友，积极发展同各类新老政党的关系。中共对外工作很快度过暂时困难，进入全面开拓的新阶段。与此同时，邓小平强调，要坚定理想信念，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他坚信：“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

2014年，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邓小平同志之所以能够为祖国和人民建立彪炳史册的功勋，就在于他看清了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势，深刻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深沉愿望，把握住中国发展的历史规律，紧紧依靠党和人民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伟业。”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的对外党际关系思想及其为中共对外交往历史性调整作出的重大贡献，正是这一历史性伟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书写了中共党史百年辉煌的华彩篇章。

（作者：孙艳玲，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4年第3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