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正：2023年美国学界关于中国研究的若干热点议题及评析

2023年的中美关系跌宕起伏，从年初“无人飞艇事件”引发危机，到两国高层接触逐步重启，再到年终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达成诸多共识，波折不断的中美关系迎来了阶段性缓和的新契机。在这一年里，美国学界重点聚焦中美关系、美国对华政策以及中国内政外交领域的发展等议题，形成了大量的论文、智库报告、专著等研究成果。本文尝试梳理其中的热点议题和代表性观点，总结研究中的“变”与“不变”，为学界更全面地把握美国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概况，进而更好地开展相关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一、2023年美国当代中国研究的热点议题

2023年美国学界继续保持对中美关系、中美战略竞争以及中国内政外交领域的密切关注，发表大量研究成果，试图引导美国国内和国际舆论走向，影响美国官方政策的制定。

（一）美国对华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反思

2023年年初中美关系陷入冰点，引发了美国学界、战略界的广泛担忧和激烈辩论，美国学界的理性派频繁发声，发表了多篇文章探讨美国对华政策存在的问题，发出相对务实、冷静的声音，呼吁美国政府更多地从美国的长远利益出发制定对华政策。

1.反思对华采取鹰派立场究竟给美国带来了什么。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不应被鹰派论调绑架，错误的群体性思维可能导致中美关系陷入困境。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助理教授戴维·M. 麦考特（David M. McCourt）指出，美国政府在处理中国问题上深陷于群体性思维，即一个群体无视相反的观点和矛盾的证据，坚持采取同一种行动方针，这是意识形态上的“有色眼镜”。美国对华政策的支持者和批评者一致认为，无论这种群体性思维是低估还是高估了中国挑战，均导致了糟糕的美国对华战略。

塔夫茨大学副教授埃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表示，美国哗众取宠的政客、贪婪的国防承包商、夸夸其谈的专家、过分热心的人权活动家和好战的官僚们为了一己私利而煽起中美竞争的火焰，创造了一个排斥不同观点的回音室，还有些人则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业生涯而不断重复鹰派言论。“今天的问题不在于美国人对中国的崛起关注不够”，历史学家马克斯·布特(Max Boot)强调，“问题是，他们是歇斯底里和危言耸听的牺牲品，这可能导致美国陷入一场不必要的核战争。”不仅如此，这种鹰派言论最终将导致美国选民逐渐习惯于将中国视为唯一的威胁，并且很可能促使公众支持更具对抗性的外交政策。

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冯稼时(Thomas Fingar)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大卫·兰普顿 (David M. Lampton) 也认为，当前美国对中国政策和决策的普遍性描述是“不准确的、无益的，甚至是适得其反的”。例如，将中国的行为归因于“崛起大国”或“大国行为”的一般模式，以及将中国描绘成一个势不可当的庞然大物、决心且注定取代美国、重塑国际体系等诸如此类的观点，都是对中国动机和行为的常见和过于简单化的描述。

2.分析“新冷战”究竟是不是一种能够准确地界定美中两国关系的框架，能否将美苏冷战等同于如今的美中博弈。随着美国政府不断出台各种针对中国的对抗性和限制性举措，美中“新冷战”已经成为美国公共话语中的流行概念。贝克利认为，当前的美中关系符合持久性竞争的所有特征。由于两国对国际秩序有着不同的看法，未来几年很有可能出现冷战，两国将继续使其战略经济部门脱钩，在东亚保持军事对峙，并各自倡导对世界秩序的不同愿景。胡佛研究所访问学者马休·特宾（Matthew Turpin）则将冷战定义为一种状态，即除直接军事冲突以外的所有领域内长期的、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并由此判定美中两国已经深处冷战之中。特宾指出，我们不应寻求一种虚幻的“建设性共存”，而应直接面对现实，向美国人民解释这种竞争意味着什么。只有以清醒的方式面对这一挑战，我们才能设计出一种可持续的战略来促进我们的利益，同时阻止直接的军事冲突——这种结果将比冷战造成的灾难大得多。

一些对华理性派学者则对这些形形色色的美中“新冷战”论调提出质疑，认为这种颇具误导性的历史类比以及将中美关系标签化的行为很容易造成战略误判。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指出，将美中关系比作“持久竞争”本身就是具有误导性的术语，界定为“冷战”更是一个不恰当的历史类比，很可能误导我们对中国挑战的认识。奈指出，美国和苏联在全球军事上高度依存，但在经济、社会或生态方面则没有太多关联。反观今天的美中关系则完全不同，美国不可能在不对自身和全球经济造成巨大损害的情况下，将其贸易和投资与中国完全脱钩。此外，两国生态方面的相互依存关系也使得脱钩成为不可能，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气候变化、流行病威胁或其他跨国问题。这一切都与美苏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完全不同。因此，美国应尽可能避免将中国妖魔化和具有误导性的历史类比，而应将维持两国的“合作性竞争”关系作为可持续的发展目标。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及东亚政策研究中心帕特里夏·金（Patricia M. Kim）进一步分析认为，除了美中经济密切交织这一重要现实外，今天的中国和苏联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是中国不会把自己的政治模式强加给别人，中国也不会对美国的生死存亡构成威胁。因此，要应对中国带来的复杂挑战和机遇，需要的不是举起全面遏制的大锤，而应采用一种多样化方法。

康奈尔大学教授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指出，冷战的类比很诱人，它有力地呼吁美国人团结起来对抗共同的威胁，很容易唤起美国在与“邪恶帝国”的旷日持久的较量中取得胜利的记忆。但这种类比对事实扭曲的程度远远大于澄清的程度，而且增加了适得其反的言论和政策的危险性。这很容易使美国作出美中之间已经处于全面敌对状态的假设，以及错误判断美国和中国在稳定两国关系、维护一个有效的包容性的国际体系，以及继续保持人与人之间、商业和科学等领域存在的共同利益。不仅如此，美国放任其与中国进入冷战状态，很容易制定出损害自身利益的政策，增加热战的风险，扼杀有益的关系，最终也将美国与世界各地的盟友和伙伴隔离开来，因为他们并不希望与中国变成敌对关系。

（二）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及改善路径

2023年中美关系经历了诸多波折，美国学界就中美关系频繁“遇冷”背后的深层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种观点认为，中美两国的认知差异严重影响了彼此的理解和沟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赵通指出，当前，中美关系存在一个未被充分认识的根本性挑战，那就是双方面临着严重的认知差异。两国对诸多基本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进而导致对彼此的政策目标和战略意图存在不同看法。这种明显的认知差异，致使双方在对话时往往是各说各话，似乎很难真正理解对方。这种认知差异也容易造成双方对彼此行为模式、内在特征、基本公信力和诚信度的负面解读，进而影响双方进一步接触的兴趣。例如，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及其外交和安全政策带来的影响的担忧使其对通过对话解决争端的前景愈发失望，并更加坚信其强化自身硬实力的想法。这种认知上的差异给双方有效遏制和管理军事竞争与对抗带来了严重挑战。

针对中美两国对“稳定”关系的看法，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美国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Susan Thornton）认为，中美两国对“稳定”关系的认知明显不同，而且很难调和。拜登政府将美中关系的发展目标描述为“两国可以负责任地管理他们的大国竞争”，两国可以“友好地斗争（fight nicely）”。而中方拒绝接受“大国竞争”的概念，认为这意味着中美关系的恶化，而是希望看到中美关系“解冻”、中美关系“重回正轨”、美方“采取理性务实的态度”。尽管“解冻”“友好地斗争”和“务实的态度”听起来可能并不冲突，但事实上这是两种不同的愿景，它们很难调和。因此，最好的结果可能是利用稳定两国关系的动机，继续保持两国高频的外交接触。虽然这种接触可能不会产生明显的改善，但至少可以降低风险，消除眼前的焦虑，为两国共同的未来提供更多的可预测性和信心。

对于中美关系如何走出困境，美国多家智库围绕“如何稳定中美关系”“如何避免中美关系中的宿命论”“旧金山会晤将给中美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等相关议题邀请专家学者组织了多场论坛和研讨会。2023年5月，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亚太安全论坛邀请美中学者举行了面对面的美中二轨对话并发布了主题为《避免中美关系中的宿命论》的研究报告。报告对改善中美关系提出了以下建议：第一，人文交流是两国关系总体发展轨迹的先行指标，要努力实现人文交流正常化。第二，重新建立两军之间的定期高层沟通。第三，缓和零和言论，并承认对方为改善双边关系和重建信任所做的努力。更重要的是要发出信号明确美国和中国不存在根本性冲突，也不反对对方为了维护全球稳定的利益所做的一切。第四，在一系列问题上使美中外交正常化。尽管美中关系宿命论的悲观论调盛行，但与会的中美学者一致认为两国在促进世界的稳定与繁荣方面有着共同利益，包括避免东北亚的军备竞赛，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解决移民、贩毒和跨境犯罪，应对全球卫生和气候变化等问题。美中两国当前的战略竞争阻碍了双方在棘手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合作前景。

此外，学者们认为避免两国关系走向失控的前提是要树立底线思维，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冯稼时和兰普顿指出，美国要避免触碰“中国敏感按钮”，避免引发可预见的中方反应，阻碍双方进行有意义的对话。“我们不应该用轻率的夸夸其谈来妨碍谨慎的行动”。

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普遍认为重新开启对话是修复和改善两国关系的关键环节，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前提是美国需要改变过去的“单极化”思维方式。美国国务院前官员休·德·桑蒂斯（Hugh De Santis）指出，美中两国要想从冲突的悬崖上撤退，关键是重新建立对话，否则很难重建信任关系。为了推进这一目标，美国应停止对单极世界的执着，不再简单化地以民主和专制划分世界，并且认识到在当前的多极世界中，美国将不再是唯一的规则制定者。美国应该把自己塑造成供别人效仿的榜样，而不是劝别人改变信仰的传教士。最终，美国必须认识到，中国的崛起是受冷战结束推动的更广泛全球力量再分配的一部分。董云裳也认为，摆脱恐惧的极端思维是开展富有成效的对话的唯一途径。当前世界已经摆脱了冷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正在走向多极体系。因此，美国不仅要应对如何与中国一道处理好复杂的现实问题，还要处理好叙事问题，认识到美国在世界上的“自由之手”越来越少，现在很可能需要在国际体系中对自身的力量施加更多限制。

（三）中国的内政外交

2023年度美国学界对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情况、中国的对外政策及其产生的影响也予以了较多关注。

在中国政治方面，美国学界将研究中心重新聚焦到中国共产党上，因为在不少学者看来，“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所有失败，都源于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本质”。2023年学界对十八大以来党在提高执政能力方面做出的探索和取得的成效予以了较多关注。宾夕法尼亚大学克里斯托弗·卡罗瑟斯（Christopher Carothers）基于对2013年至2019年期间中纪委开展的400多项巡视案例的深入考察，认为新时代巡视制度从最初主要用于遏制腐败现象，逐步发展到在促进组织管理制度改革、支持中央政府的政策执行、加强党内监督，确保对党忠诚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将巡视制度的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则对中国干部教育培训体系的历史沿革、机构设置进行了系统考察，认为这些干部培训学校是提高中国党和国家干部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培训机构。进入新时代以来，这些干部培训学校的重要性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因此，对于任何想要了解中国政治的人来说，理解这个庞大的体系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都是十分必要的。此外，美国学界也对中国政治体系中“敢于斗争”“总体国家安全观”等关键概念予以较多关注，并更加注重从“战略叙事”的视角分析它们对美国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

在中国经济方面，一是聚焦新冠疫情后中国经济的复苏情况，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面临的结构性、周期性挑战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其中既有对中国经济稳中向好表现和彰显出的强劲韧性的认可，也有不少鼓吹中国经济“见顶论”“崩溃论”等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二是从中美经济博弈的视角分析中美经贸关系的现状、呈现出的问题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外交事务》杂志就“中国经济何时或者是否会超越美国”采访了中美两国30多名经济领域的专家。对中国经济持悲观态度的学者认为，中国已经度过了靠人口红利和低端制造业快速崛起的时期，当前人口老龄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挑战、地方债务等问题都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了风险，造成了经济增长放缓的现实，使其难以跻身全球第一。但是，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学者坚信，“以名义GDP为衡量标准，中国经济最终将在规模上超过美国”。在他们看来，无论是人口规模、市场潜力、工业产值以及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涌现的大量专业人才，还是近年来中国对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以及出台的一系列促进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政策，都能看出中国拥有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潜力。

在对外政策方面，美国学界重点关注中国在全球治理变革中所发挥的作用，尤其是对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进行了深入探讨。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何瑞恩（Ryan Hass）指出，过去两年，中国一直在努力推广三大全球倡议，这些倡议已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三大倡议背后的理念同美国恃强凌弱以及为维护自己的主导地位而不惜践踏他人文化和利益的行为形成了明显对比。在何瑞恩看来，三大倡议一方面有效避免了与美国形成直接对抗，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构建一套以中国为中心的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治理原则。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舒曼（Michael Schuman）等认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提供了修复世界秩序的处方和改变世界秩序的蓝图，旨在构建一个全新的全球治理体系。这两项倡议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世界观的改变，即内部政策外部化。美国和平研究所中国项目高级专家傅瑞珍（Carla P. Freeman）指出，国际社会对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表现出的浓厚兴趣值得关注，这表明该倡议已经引起广泛共鸣，尤其是在美国联盟体系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因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解决各国所面临的多方面安全挑战的思路和方法，而非专注于大国竞争。而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尤其是印太地区的国家都明确表示不希望陷入大国竞争，并努力寻求一个承认各国国家利益和优先事项的全球性安全秩序。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副教授、亚洲政策项目主任陈喜娜（Sheena Chestnut Greitens）分析指出，全球安全倡议是中国寻求将其安全概念和实践扩展到外交政策领域的关键机制，迄今为止采取的方式包括尝试通过绕过或降低美国联盟体系重要性的方式变革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积极向全球推广中国式安全管理模式并使其合法化；呼吁全球安全倡议以捍卫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并将其作为与“全球南方”及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点。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固守冷战和零和博弈的思维模式，坚持用二元对立、非友皆敌的范式看待中国提出的三大倡议。舒曼等表达了对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担忧，认为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在为全球治理体系制定意识形态支柱，是以牺牲美国的力量来提升中国的影响力。美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塞缪尔·加勒特（Samuel Garrett）也认为，通过建立强调不干涉内政的全球倡议（发展、安全和文明），中国正在寻求建立一种与美国提倡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相反的叙事。加勒特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坚持经济发展权是一项高于一切的基本人权，关注的是集体利益而非个人利益，这对美国以个人为中心的人权价值观，以及以个人自治和促进民主为发展优先事项的理念构成了挑战。此外，加勒特认为这些倡议使中国更容易建立反西方的多边平台。这一观点显然是对全球发展倡议提出的人权治理新理念的蓄意曲解。事实上，人权既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也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既包括个人权利，也包括集体权利。不同于美国片面强调个人公民权和政治权而忽视生存权和发展权，中国始终坚持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没有这两项权利，其他一切权利都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唯有发展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坚持“发展权优先”既是中国在人权问题上长期坚持的基本立场，也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人权治理新理念。

二、2023年美国当代中国研究的“变”与“不变”

2023年，中美关系从年初因“无人飞艇事件”陷入低谷，到年中美高级官员接续访华、两国高级官员频繁互动出现转圜，再到年底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达成诸多共识带来徐徐暖意，两国关系总体上呈现“跌宕起伏，低开高走”的态势。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也对2023年美国学界的涉华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总的来看，这一年美国学界的当代中国问题研究呈现出一些“变”与“不变”的新特征。

就关注的热点问题而言，2023年美国学界尤其是被美国媒体称为“第五权力”的美国智库对当代中国研究的选题依然紧跟美国政府的对华战略，发布了大量的政策研究报告和文章引导国内外舆论，进而影响官方政策的制定。从研究主题来看，中美关系和中美战略竞争仍旧是贯穿这一年度美国学界研究的两条主线。在中美关系方面，学界重点就影响两国关系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对如何改善两国关系进行了对策探究。在中美战略竞争方面，学界重点对中美经济、技术、军事、能源、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的竞争情况进行了分析，阐述了两国战略竞争加剧的原因、特征以及未来走向。除此之外，中国内政外交领域的发展状况也是美国学界的关注重点：政治方面，对中国巡视制度、干部培训体系等议题进行了分析；经济方面，对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对世界带来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前景进行了探讨；外交方面，对中国三大全球倡议的世界影响、中国在全球发展中扮演的角色等进行了研究。

尽管上述研究在研究主题方面未呈现出明显变化，但在透视中美关系的研究视角上则出现了一些新特征。相较于过去对中美关系的探讨多集中于从整体主义视角分析中美关系面临的“理念分歧”“战略差异”“安全困境”，很少有学者关注中美两国国内政治的动态变化对双边关系产生的影响。但在2023年的研究中这一情况有所变化，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多家智库学者注意到，美中两国近年来国内政治环境的诸多新变化对两国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进而对两国的哪些力量、以何种方式对两国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在题为《美中关系的新国内政治》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在美国，国会政治、选举政治、利益集团政治、官僚政治和公众舆论，都以各自的方式影响着美国的政策制定。在中国，国家层面优先事项的转移以及其他结构性的政策调整，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国对美国的看法、政策和行为。该报告认为，两国的政治力量正在给美中关系施加下行压力——加剧紧张局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则在题为《国会在美中关系中的作用》的研究报告中，对过去五年来美国国会对中国关注程度发生的明显变化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对国会中分属新里根主义者、强硬派、温和派等不同派别的主要领导者对中国的看法及其对两国关系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美国学界对中美关系的研究从基于整体主义视角的较为宏观的研究，转向更多地关注不同政治要素对两国关系带来影响的较为中观、微观的研究。应当说，这一视角的转变带来的对两国国内不同政治力量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读中美关系的现状和走向，但研究中呈现出的诸如对“领导人的个性特征和心理认知”“国内优先事项的变化”等政治要素对中美关系可能带来影响的分析则难免存在一定的主观臆断。

就对华总体认知而言，美国学界在如何看待中美关系以及如何评价美国对华战略和政策方面始终存在不同声音。一种是以约翰·米尔斯海默、亚伦·弗里德伯格、特宾等为代表的强硬派，认为中美战略竞争已经形成“新冷战”格局，主张采取对华强硬策略确保美国主导地位；另一种是以约瑟夫·奈、兰普顿、董云裳、白洁曦等为代表的温和派，反对“新冷战”论调，主张通过外交和国际合作缓和中美紧张关系。尽管学界对华认知分歧明显，但在当前“反华与对华强硬”成为美国政治正确的背景下，不少“知华派”专家受到排挤、边缘化，对华强硬派无论在学术成果的数量上还是舆论导向上始终处于优势和上风。

然而，这一情况在2023年的研究中有所变化。在中美关系遭遇挫折、陷入低谷的背景下，美国学界对华理性反思的声音明显增多，一些坚持独立思考的学者努力冲破反华“政治正确”的“寒蝉效应”，频繁发声。他们强调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不应被“鹰派”论调绑架，错误的群体性思维可能导致中美关系陷入困境；反对使用“新冷战”作为界定美中两国关系的框架，认为这一不恰当且极具误导性的历史隐喻很容易制定出损害美国利益的政策，增加两国热战的风险；呼吁美国政府改变过去的“单极化”思维方式，正确面对中国带来的复杂挑战和机遇，采用多样化方法而非不加区分地举起“全面遏制的大锤”；主张制定对华政策不能建立在“愿望思维”之上，必须立足现实，制定符合美国长远利益的对华政策。

与此同时，这些学者还对中美关系频繁“遇冷”背后的深层原因进行了分析，并为中美关系如何走出困境开出了“药方”，包括树立底线思维、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努力实现人文交流正常化，保持两国高频的外交接触、重新建立对话等。应当说，这一阶段美国学界的对华政策反思明显增多，与2023年年初中美关系出现严重困难，部分学者认为中美关系处于“危险时期”进而纷纷呼吁重建信任、避免危机有一定关系。这些理性声音对于冲淡部分政客的反华言行，引导美国公众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也起到一些积极作用。2024年在新的选举周期的影响下，中美关系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和全新的考验，这一切都需要我们继续对美国学界、战略界的政策主张保持密切关注，做好分析和研判。

总的来看，2023年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成果丰硕，既有对前几年热点议题的延续，也有形势变化激发的新议题、新观点和新视角。及时跟踪这些最新研究成果和动态，了解美国学界尤其是智库对当代中国的认知与评价，有助于我们把握美国涉华舆论走向，解读美国政府的对华战略意图，也为加强同美国学界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增进理解扩大共识，共同推动中美关系健康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付正：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章原载《国外理论动态》杂志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