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华 孙丽：2023年澳大利亚智库对华关注的重点议题及新特点

中国和澳大利亚同为亚太地区重要国家，中澳关系的健康发展对区域乃至全球具有重要意义。2016年后，中澳关系持续走低，双方互信受到严重损害。直至2022年工党政府上台，中澳关系才出现转机。2023年11月，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访问中国，这是2016年以来澳大利亚总理首次访华，两国关系渐趋稳定。2023年澳大利亚智库在此背景下展开中国研究。

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的《全球智库报告2020》，在澳大利亚45家国际问题智库中，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和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Australi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既入选了“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领域的领先智库”，又位列全球顶尖智库前150名；受澳大利亚国防部等机构资助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在西方学术界具有较大影响力；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Australia-China Relation Institute）是澳大利亚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专注澳中两国关系研究的机构，在澳中均有广泛影响。鉴于此，本研究重点关注这四家智库关于当代中国的研究成果。

一、关注的重点议题

当前，世界格局加速演变，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当今世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23年澳大利亚智库的中国研究聚焦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国际影响力，主要探讨了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以及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东南亚国家、美国和日本的关系。

（一）关于中国与澳大利亚关系的讨论

在中澳双方共同推进下，2023年中澳关系迎来交流、对话与改善之年。澳大利亚智库在对中澳关系史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分析了中澳关系现状，并重点从经济、军事、意识形态、能源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影响。

1.中澳关系总体研判

尽管2016年起中澳关系一度走低，但自阿尔巴尼斯就任总理以来，两国关系逐渐回暖。对此，澳大利亚智库进行了历史回顾和现状分析。其中，澳中关系研究院发布大量研究成果，主要有《中国公民如何看待世界和澳大利亚》《澳中关系：澳大利亚人怎么看》《澳大利亚的中文媒体》《评〈澳大利亚的中国奥德赛〉》等。澳中关系研究院艾琳娜·柯林森(Elena Collinson)对悉尼大学历史学教授詹姆斯·柯伦（James Curran）2022年出版的《澳大利亚的中国奥德赛》一书进行了评析，她认为该书对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进行了历史梳理，提升了关于澳中关系的讨论，摒弃了狭隘地关注眼前而不适当考虑过去的短视倾向。柯林森认为，2023年澳中关系趋于稳定，这是在中国发挥全球外交魅力的背景下实现的。

澳中关系研究院迈克尔·克拉克（Michael Clarke）回顾了1996年以来的澳中关系。他认为，美国实力危机与中国实力和自信的日益增长，削弱了人们对美国在亚洲继续保持主导地位的信心，对阿尔巴尼斯政府来说，如何适应强大而自信的中国是一个重要的挑战。他指出，阿尔巴尼斯之所以能克服前任政府遗留的问题，重新改善双边关系，首先是由于澳大利亚希望重建政府间的沟通，这与新冠疫情后中国外交政策的务实转向是一致的，即改善对外关系，促进经济发展；其次是由于阿尔巴尼斯政府在澳中关系中坚持“能合作的就合作，必须分歧的就分歧，明智地处理分歧，最重要的是……积极追求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这比莫里森政府更具和解精神，更容易采取妥协性策略。克拉克以澳中之间的大麦关税诉讼为例，展示了双方相互让步和妥协所带来的外交利益。原澳大利亚驻广州总领事、澳中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文（Kevin Magee）认为，阿尔巴尼斯当选时制定了“稳定与中国关系”的目标，他就任以来，澳中双方均采取了加强沟通而非对立的姿态，接触和对话成为一致目标。马克文认为，阿尔巴尼斯政府将对华政策归类为“稳定关系”，而非回到2016年之前，但稳定两国关系对澳大利亚来说并不足够。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罗震(James Laurenceson)和研究员张越（Marina Yue Zhang）等也持类似观点。罗震认为，澳中关系已经步入稳固轨道，但需谨慎处理以防脱轨。张越认为，阿尔巴尼斯访华凸显出澳中关系正趋于平静，然而澳大利亚仍不清楚如何更好地利用潜在的协同作用以及哪些行动可能会破坏这种平衡。可见，澳大利亚智库乐见澳中关系回暖转好，也希望澳大利亚谨慎行事以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升温。

在澳大利亚智库看来，良好的澳中关系也符合两国民众的愿望。根据澳中关系研究院和悉尼科技大学商业智能与数据分析中心2023年共同发起的一项民意调查，澳大利亚民众对澳中关系看法较为积极。多数民众明确表示希望加强双边关系，并对两国关系继续改善持乐观态度。赞成“澳大利亚科学家与中国建立研究联系是有益的”占68%；赞成“改善澳中关系的责任在于澳中两国”的占78%；此外，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在上升，支持“澳大利亚政府在与中国打交道时采取更强硬立场”“澳大利亚政府增加国防开支，平衡中国不断增长的军力等因素”的比例在下降。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自2005年起针对澳大利亚外交政策开展年度民意调查，在调查问卷中设置对华印象类模块，聚焦“中国崛起”对澳大利亚的影响，并配合当年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调整，其2023年度调查报告也呈现对华印象好转态势。

理论研究可以为外交政策提供学术支持。新南威尔士大学亚历山大·科罗廖夫（Alexander Korolev）基于对冲理论对中澳关系进行了分析，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网站和《澳大利亚国际事务》杂志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澳大利亚对华政策中对冲的终结及启示》《澳大利亚对华政策从对冲向制衡的转变：理论与实证的探索》。他认为，近20年来，澳大利亚成功地在中美之间对冲了经济和安全问题，即在维护和加强同美国的同盟关系的同时，也加强与中国的合作，这种务实的灵活外交符合澳大利亚的战略与经济利益。他认为，澳大利亚近年来放弃对冲而“选边站”，这可能是一种冒险的地缘政治尝试，因为大国竞争加剧时，对冲所涉及的利害关系就会急剧上升，错误决策的代价也会飙升。科罗廖夫认为，与一个大国共同对抗另一个大国会加剧分裂，引发过早的冲突并刺激大国紧张关系。澳中关系研究院张越认为，澳大利亚对华外交政策是一种微妙的平衡行为，中美关系在塑造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澳大利亚需谨慎应对复杂局面，确保与中美的外交、经济和战略关系得以维持，并根据国家利益确定优先次序，参与地区和多边论坛，加强与中间地带国家的合作。

2.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多维度影响

澳大利亚智库关于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影响研究涉及经济、军事、意识形态、能源等多个维度。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澳贸易额超过澳大利亚与其第二到第四大贸易伙伴的贸易额总和。关于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影响，有“互补”“依赖”“安全化”等几种代表性观点。罗震认为，没有哪两个国家的经济互补性比澳大利亚和中国更强，澳中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罗震说，澳大利亚与中国的贸易不仅规模庞大，而且比任何其他主要贸易合作伙伴更加多样化。根据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系统，澳大利亚与中国的贸易商品有189个类别，而与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印度分别只有158、68、63、51和54个类别，这使中澳贸易往来具有其他合作伙伴无法比拟的韧性，两国经济互补性很强，贸易的重大中断将不可避免地给双方带来巨大损失。新南威尔士大学周围欢和罗震分析了澳中在没有世界贸易组织裁决的情况下达成协议解决大麦争端的这一案例，认为这证明了两国关系的明显改善，也体现了两国可以冷静而专业地处理价值观和安全问题上的分歧。他们认为，在中美地缘政治紧张的背景下，中国也在寻求稳定的外部环境，经济合作仍是澳中共同利益的重要方面，双方的政治意愿和外交智慧可以使双边关系进一步改善。张越分析了澳大利亚对中国经济存在依赖性的观点。她认为，中国高效的供应链深深植根于其制造业生态系统，保持着无与伦比的韧性，尽管有些低附加值的制造业转移到其他国家，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在上升。她说，西方国家认为自己在供应链上依赖中国，现在它们正共同努力以减少依赖，许多跨国公司正在采取“中国+1”战略，这使它们能够在危机期间保持备用产能，同时继续从中国庞大的供应链中受益。数据表明，东盟、墨西哥和印度等是“中国+1”的目的地，它们的工厂是中国供应链的后备或延伸，而不是替代。澳中关系研究院孙万宁分析了澳中经济关系的“安全化”观点。受美国影响，“安全化”成为澳大利亚讨论中国问题时的常用话语，即把本不属于安全领域的问题当成安全问题来对待。孙万宁通过对五年来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和特别广播服务公司的中国时事节目的研究，重点关注了两个平行但独立的常用术语——经济机遇和地缘政治威胁。针对阿尔巴尼斯所说的中国和澳大利亚“在能合作的地方合作，在必须分歧的地方分歧，明智地处理分歧并积极追求澳大利亚国家利益”这一观点，孙万宁认为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至少有三种解读：第一种认为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都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种认为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都至关重要，但前者高于后者；第三种认为与中国的贸易对澳大利亚的经济繁荣至关重要。她认为，阿尔巴尼斯巧妙的措辞即使中国易于接受，又可安抚澳大利亚的对华强硬派，这种模棱两可的措辞给政府留下足够的回旋余地，但巧妙的语言不等于有效的战略，更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中澳经济高度互补，并不存在依赖或“安全化”问题，中澳互利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

受美国印太战略影响，澳大利亚智库非常关注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军事影响。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实行的是“防御型”国防政策，但近年来却在向“进攻型”国防政策不断迈进，具有浓厚的冒险主义色彩。这一方面是为了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为美国的军事威慑提供协助，另一方面也是对自身安全和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误判。例如，澳大利亚政府于2023年4月发布的基于对美国相对衰落以及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分析报告错误地断言，澳大利亚面临着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外部安全环境，中国的军事建设对澳大利亚国家利益产生了不利影响。报告指出，尽管任何国家入侵澳大利亚大陆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但远程精确打击武器的扩散已从根本上削弱了澳大利亚的地理优势、距离舒适度和区域优势，澳大利亚需要发展军事能力，不仅保护澳大利亚，也通过与美国深化合作维护印太地区基于规则的秩序。澳中关系研究院网络安全专家格雷格·奥斯汀（Greg Austin）针对中国进行了更具体的分析，他认为，除核潜艇外，网络攻击可能是最有力的武器，因为网络攻击可以侵入对方军事网络，破坏或瘫痪其各种武器和通信系统。他说，网络部队已成为战时打击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澳大利亚的网络部队规模很小，但其目标是在网络空间拥有世界一流的进攻手段，奥库斯联盟（AUKUS）在网络行动方面密切协调，使澳大利亚可以像美国一样实施针对中国的一揽子攻击方案。从这些观点中可见，在中澳关系发生实质性改善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国防战略评估》报告尽管没有将中国列为对澳大利亚的直接军事威胁，但其潜台词却将中国视为假想敌，贩卖军事焦虑，这不利于发挥中澳两国在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中的重要作用。

莫里森任总理期间中澳人文交流严重受阻，尽管阿尔巴尼斯就任总理以来情况有所缓解，但仍存在“意识形态威胁论”观点，典型表现是将微信等中文社交平台视为对澳大利亚的威胁。据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2022年调查，华人使用微信获取中文新闻的占88%，微信为他们实现政治参与自由以及获取公平权利等方面提供了有利空间。战略政策研究所错误地认为，中国政府可能利用海外华人社区及微信等中文社交平台来扩大影响力。澳大利亚国会参议院的社交媒体委员会则建议禁止在政府设备上安装微信。孙万宁称，澳大利亚对中文媒体的担忧缺乏基于大量数据的循证研究。她说，陆克文、比尔·肖顿等政界人士都曾利用微信庞大的用户群体开展政治活动，2019年大选期间微信则是澳大利亚开展竞选活动的重要平台，也是华人社区民主参与和参政议政的最佳在线交流渠道，因此如果禁用微信将使澳大利亚华人的民主参与遭受严重挫折，并可能会侵犯公民交流的权利。

此外，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清洁能源备受关注。中国具有先进的清洁能源生产技术，澳大利亚具有大量生产清洁能源所需的关键矿产锂，由此，澳大利亚关键矿产与中国清洁能源生产之间的关系成为澳大利亚智库的关注热点。澳中关系研究院施训鹏认为，减缓全球变暖所需的能源转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关键矿产，澳大利亚作为美国的关键盟友和全球主要矿产供应商对全球气候治理具有重要影响。他认为，要实现澳大利亚自身的能源转型，中国的投资是必要的，而限制中国对澳大利亚关键矿产的投资则是不明智的。他说，鉴于关键矿产的“安全化”会损害能源转型并破坏全球气候治理的努力，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需进入理性合作阶段，国际社会必须携起手来，保障和推进同关键矿产相关的国际贸易、投资与合作，这对各国的经济利益和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至关重要。张越认为，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均具有生产清洁能源所需的关键矿产，两国联盟对美国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但该联盟在没有中国参与的情况下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效果并不理想。她还说，鉴于中国在电池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美澳对关键矿产供应链“武器化”可能会影响全球脱碳的努力，各国需要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差异建立合作联盟，而不是基于所谓的共同价值观建立伙伴关系。

（二）关于中国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讨论

2023年，澳大利亚智库除聚焦中澳关系之外，对中国同亚太地区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也给予了重点关注。事实上，这些国家或地区也是同澳大利亚相关性较高的区域，是澳大利亚一直特殊关注的区域。

1.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的关系

由于南太平洋岛国在地理位置上靠近澳大利亚，二者历来关系密切。出于地缘政治考虑，澳大利亚智库对南太平洋岛国保持着较高的关注度。近年来，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出版的年度研究报告《太平洋援助地图》聚焦南太平洋岛国接收经济援助的情况，对美国、中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援助进行了比较。2023年的研究报告对该地区在2008年至2021年间接受援助的情况进行了整体性分析，尤为关注中国的援助。报告分析指出，南太平洋岛国是世界上最依赖援助的地区，近10年来中国作为一个新的主要捐助方深刻地改变了该地区的援助格局。在援助规模上，中国位居第三，仅次于澳大利亚和亚洲开发银行。报告认为，中国的援助正采取“小而美”战略，开启了一种规模小但更具针对性的援助模式。部分澳大利亚学者认为，中国加大对南太平洋岛国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对澳大利亚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构成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在2023年同图瓦卢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安全协议是澳大利亚在澳中南太平洋战略竞争中的胜利。但是，澳中关系研究院柯瑞·贝尔（Corey Lee Bell）认为，这种观点延续了一个谬论，即南太平洋岛国的安全伙伴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哪个大国在政治上胜过对方并出价高于对方，而没有考虑到它们可能有自己的理由来推行“动态等距”外交。他指出，南太平洋岛国倾向于不结盟，因为结盟的危险在于它会破坏地区稳定，使南太平洋成为地缘政治竞争的战场，并破坏南太平洋岛国的团结。贝尔的观点体现了对南太平洋岛国主权的尊重。关于图瓦卢可能效仿瑙鲁与中国台湾“断交”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强调，这是图瓦卢自身作出的一个“主权决定”，澳大利亚不会进行任何干预。关于澳大利亚同图瓦卢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安全协议，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的有关合作同其他双多边合作并行不悖、相互补充，中国愿同所有真正关心南太平洋岛国的国家一道，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国际合力，共同支持它们增强自主可持续发展能力。

2.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东南亚是亚太地区的咽喉要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澳大利亚智库非常关注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自2018年起每年发布“亚洲实力指数”（Asia Power Index）报告，对中国、美国、日本和俄罗斯等亚太地区的26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实力、军事力量、外交实力、文化影响力等八个领域的133个指标进行评价。根据2023年报告，亚太地区综合国力排名前10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中国、日本、印度、俄罗斯、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中国在此次评估的八个核心领域中，经济关系和外交影响力指标排名第一位，文化影响力、军事能力、经济能力、未来资源等指标排名第二位。2023年的“亚洲实力指数”报告还专门分析了中美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东南亚的影响。报告指出，尽管过去五年来美国的总体实力领先于中国，但是领先的幅度并不大，美国战略优势的减弱促使东南亚国家采取了更为明显的不结盟战略。2023年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阿卜杜勒·拉赫曼·雅各布（Abdul Rahman Yaacob）、加特拉·普里扬迪塔（Gatra Priyandita）和印尼学者西尔维娅·拉克斯米（Sylvia Laksmi）合作完成了《东南亚安全格局》研究报告，探讨了东南亚的安全问题以及中国对该地区的影响。报告认为，1960年代末到2010年代中期，地理上的邻近性和经济上的互补性使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国家都从中国经济发展中受益匪浅，这些国家的战略利益大致趋同。但是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国家在应对大国关系调整带来的战略不确定性时出现了明显分歧，澳大利亚针对中国建立了澳美防务同盟，东南亚国家则既重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机遇，又因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而感到不安。报告还指出，东南亚国家之间对美日印澳“四方安全机制”和奥库斯联盟的反应也存在分歧。根据战略政策研究所2018年的调查，菲律宾和越南最支持“四方安全机制”，印尼犹豫不决，新加坡最不热衷，老挝、泰国和柬埔寨最为谨慎，担心这可能会破坏地区稳定。不少受访者认为，东盟仍是维护本国国家利益的最关键的区域机制，东亚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仍是引导外交和管理大国竞争的主要手段，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会影响东南亚国家的战略灵活性。

3.中国与美国、日本的大国关系

由于美国和日本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力量，又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机制”成员、美日韩及中国台湾“芯片四方联盟”的主导者，澳大利亚智库对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也给予较多关注。

针对美国在冷战思维下制定的对华技术封锁政策，澳大利亚学者科林·查普曼(Colin Chapman)在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网站上发文称，除欧洲部分国家外，许多重要的东南亚经济体不太可能与美国的反华政策站在一边。他认为，美国应该积极寻求与中国建立更加良好的长期关系，而现在正是中美开展对话的最佳时机。近年来，“新冷战”成为西方国际关系叙事的热点词汇，《东亚论坛》编辑杰克逊·斯金纳(Jackson Skinner)在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网站上撰文称，尽管中美关系存在紧张态势，但并不具备冷战的普遍特征，澳大利亚政策制定者在考虑中美关系时应尽量避免使用这一术语，消除既有的历史偏见，并基于当今的地缘政治条件来制定政策。

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网站还发布了阿德莱德大学普内德拉·贾恩（Purnendra Jain）关于中日关系的研究成果。贾恩认为，中日关系在1970年代实现正常化后经历了漫长的蜜月期，两国经济和外交关系密切，来自日本的私人投资和政府援助为中国注入了大量的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有助于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中日两国交往曾一度加强，历史和领土问题被搁置，两国关系逐渐进入“黄金时代”。然而，当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裂痕开始显现，当时日本才刚刚从多年的经济萎靡中缓慢复苏，而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和军事实力逐渐加强。自2010年代以来，曾经被掩盖的伤疤重新被揭开，长期未解决的殖民历史和领土问题、不同的世界观，加上日本核污染水排海，使两国关系趋于紧张。他分析称，中日分歧源于各自对世界政治的不同看法，日本深度融入西方体系，加强与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的军事联系，提出不同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倡议，试图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另一种发展模式，并通过美日印澳“四方安全机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以及对奥库斯联盟的支持等对抗中国在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中的领导地位。如果日本为牵制中国继续加强与美国的军事联系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中日关系就很难改善，中国也需要努力减少日本的对华忧虑。近年来，高端芯片的生产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卡脖子”技术之一。张越认为，美国和日本主导的“芯片四方联盟”主要是为了遏制中国，不过，国外技术制裁和出口管制无意中为中国企业打开了一扇机会之窗。她认为，中国芯片研发除行业内的资金和人才不足外，最大的障碍在于价值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缺乏有效的协同效应，为了解决“卡脖子”问题，中国半导体行业需要在生态系统内建立相互依存的关系来努力实现自给自足。中国要在芯片领域保持开放心态，尽可能在与西方的竞争与合作间取得微妙平衡，同时也要避免自给自足可能导致的自我封闭。

二、主要特点及趋势

2023年澳大利亚智库的中国研究在议题上高度集中，具有明显的政策指向性。尽管相关研究仍然带有一定的“泛安全化”色彩，但对华总基调明显缓和。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华人学者所作的贡献尤其值得关注。

（一）议题高度集中

2023年澳大利亚智库的中国研究高度聚焦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提升，尤其关注中澳关系的变化，还集中探讨了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东南亚国家、美国和日本的关系。与此相比，备受国际社会瞩目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10周年等重要事件，并没有受到澳大利亚智库的特别关注。这与澳大利亚对待“一带一路”倡议的消极态度相关，澳大利亚不仅没有加入“一带一路”倡议，还于2021年宣布废除维多利亚州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协议。

此外，澳大利亚智库的议题关注重点也与该国政府在这一年度对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的角色与地位进行重新思考有关。特朗普任期内发动对华贸易战，多方打压中国，中美关系趋于紧张。澳大利亚为配合美国印太战略在一些敏感问题上一再挑衅中国，致使中澳关系遭遇严峻挑战。在此过程中，澳大利亚希望通过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以树立独立自主的地区强国形象，结果不仅进一步加剧了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也严重损害了自身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世界著名会计服务公司毕马威和悉尼大学2022年的一份报告发现，2021年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暴跌近70%，降至200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公司正在放弃对澳大利亚投资，转而投资欧洲和南美。澳洲国民银行经济学家杰拉德·伯格（Gerard Burg）指出，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已经真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但中国的投资方向已经有意识地发生了转变。新南威尔士大学皮查蒙·约范同（Pichamon Yeophantong）也表示，在澳大利亚讨论如何实现远离中国的多元化之际，中国已经开始实现远离澳大利亚的多元化。2022年澳大利亚工党赢得大选，与联盟党相比，工党在坚持重视稳固澳美同盟关系的同时，更强调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独立性。阿尔巴尼斯采取理性务实外交，调整对华政策基调，提出“多极地区秩序”与“战略均衡”。外长黄英贤多次强调，澳大利亚在全球地缘政治舞台上不仅仅是一个配角，也不是简单地跟着美国走，澳大利亚可以联合其他地区中小国家塑造大国战略竞争的国际环境。

（二）政策指向性强

2023年澳大利亚智库的中国研究具有明显的政策指向性，这同澳大利亚学界开展中国研究的整体状况密切相关。受中澳关系变化影响，前些年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呈现萎缩态势，高校的学理性研究尤其如此，而智库的政策性研究相对来说更容易获得支持。

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2023年发布的《澳大利亚的中国知识能力》报告指出，澳大利亚高校的中国研究曾经成果丰硕，并在2000年左右达到高峰，当时培养了大量从事中国研究的年轻学者，多所高校关于中国研究的课程也相当兴盛。但是近年来，中澳关系的波动对澳大利亚中国研究的学术进程造成了严重影响，尤其是霍华德政府停止对高校亚洲研究的资助，以中国为重点的课程在数量和影响力方面均呈下降趋势，以中国为重点的研究项目经常出现在被否决的资助名单中。2023年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探索项目”中针对中国的研究没有一项得到资助，这在“探索项目”史上还是第一次。澳大利亚人文学院院士、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新南威尔士大学中国史教授李木兰（Louise Edwards）认为，这证实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新趋势，即政治影响学术研究议程，这削弱了澳大利亚理解和管理与该地区最重要大国关系的能力。她表示，如果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不研究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那么澳大利亚在与中国接触时，就不知道如何让自己处于最好的位置。要在快速变化的地缘政治中推进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就必须具备对中国的高水平了解，还要加强澳中研究人员之间的牢固联系。

澳大利亚当前的战略政策调整需要以了解中国情况为基础，而高校的学理性研究一时难以跟上，在这种情况下，智库的政策性研究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事实上，澳大利亚智库的研究历来同政府政策密切相关，尤其是智库所做的民意调查以及与媒体的互动，往往是为政府出台新政策做铺垫。根据《全球智库报告2020》，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和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被评为“最能有效利用社会媒体和网络的智库”。就涉华研究来说，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在莫里森时期的观点偏向“中国威胁论”，与澳大利亚对华打压政策相配合，但自阿尔巴尼斯就任以来，其研究中的友好成分增多，与澳中关系缓和相呼应。

（三）“泛安全化”特征明显

近年来，澳大利亚智库的中国研究呈现出明显的“泛安全化”特征，即把最初并不属于国际安全领域的经贸等问题当作安全问题来对待，甚至把它变成安全问题。这种情况在2023年的智库研究中仍有体现。澳大利亚孤悬南太平洋，尽管在地理位置上更接近东南亚和东亚，与亚洲地区经济联系紧密，但在政治和文化上深受英美影响，尤其对美国表现出一种依赖关系。在长期的美澳同盟中，澳大利亚的主体意识不强，缺乏安全感。在2023年澳大利亚27所高校开设的中国研究课程中，凡涉及中国发展对澳大利亚影响的内容往往同美国关联，甚至没有一门课程是独立专注于澳中关系的。澳大利亚前外交官、澳首任驻华文化参赞梅卓琳（Jocelyn Chey）批评了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由打压中国企业的做法。她认为，如果西方真的存在安全顾虑，应该给出清晰的解释，而不是用国家安全这样泛化的概念限制来自中国的投资。即使澳中关系得到改善，两国也仍然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尽管“泛安全化”特征明显，但2023年澳大利亚智库的对华态度也出现明显好转，这与澳大利亚政局变化有关，也离不开澳大利亚各界友华人士的努力。紧张关系对彼此都不利，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大卫·古德曼（David S.G.Goodman）联合多位中国问题专家致信阿尔巴尼斯，呼吁改善对华关系，他认为很多国家此前对中国的预测都是错误的，外国人需要适应在中国发生的超出他们预期的事情。

（四）华人学者发挥重要作用

2023年澳大利亚智库的中国研究成果不少出自华人学者之手，尤以澳中关系研究院的华人研究人员表现最为突出。他们积极客观的研究有助于澳大利亚智库形成对华的正确认知。同美国从事中国研究的华人学者日渐受到排挤的情况有所不同，澳大利亚华人学者凭借语言文化等方面的优势积极开展中国研究的空间相对较大。这可能源于澳大利亚学术研究机构提供了良好的研究环境。澳中关系研究院作为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自2014年成立以来就通过研究、分析和讨论，为澳大利亚与中国的交往提供智力支持，向双方官员提供建议，其研究人员经常被征询意见，多位澳大利亚高级官员曾表示从澳中关系研究院提供的研究资讯中有所收获，也愿意参加其组织的活动，同时该机构与中国的大学和智库也一直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

知己知彼才能更好地发展相互关系。相较于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中国的澳大利亚研究，尤其是澳大利亚中国学研究尚需加强。澳大利亚在中国研究领域具有较好的研究基础，拥有古德曼、马克林（Colin Patrick Mackerras）等知名专家学者以及《中国研究》等知名刊物。近年来逐渐形成了一些颇具影响力的中国研究品牌，如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澳大利亚外交政策年度民意调查的对华印象类模块、年度“亚洲实力指数”报告的中国部分、《太平洋援助地图》年度报告的中国援助部分等。当前中澳关系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加强与澳大利亚有识之士的合作，积极引导澳大利亚各界形成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客观认知，这对于树立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国际形象，促进中澳关系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周文华：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孙丽：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章原载《国外理论动态》杂志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