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胜群： 邓小平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

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社会主义已经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接力奋斗，领导人民战胜无数艰难险阻，使中国社会主义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社会主义陷入最低潮以后，独树一帜，“风景这边独好”。邓小平是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振兴和发展作出了独特的伟大的贡献，不仅改变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而且改变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命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邓小平同志的历史功勋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是深刻的、长远的。”

领导彻底纠正 “左”的错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使中国社会主义走出历史困境，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

1956年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对于怎样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人口大国搞社会主义建设，世界上没有成功的经验可搬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决心领导人民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且取得了重要成果。这些成果，集中体现在党的八大提出的正确路线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正确思想主张上。然而，20世纪 50年代后期以后，由于各种原因，党的探索逐渐偏离正确方向，由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发展到指导思想陷入“左”的错误，最后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全局性的错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出于篡党夺权的目的，利用党的失误，煽动极左思潮，将“文化大革命”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灾难，使中国社会主义陷入严重的困境和危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开始局部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重新动员人民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国民经济有所复苏，党和国家正常秩序逐步恢复。但是，党在政治上还处在徘徊中，“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深深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各种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堆积如山，亟待解决。经济上，多年来造成的基础非常薄弱、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暴露出来，特别是人民生活水平多年来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乃至于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四个现代化建设步履艰难。

中国社会主义要走出困境和危机，必须开创一条新道路。要开创一条新道路，首先必须彻底打破“左”的思想严重束缚。邓小平复出工作后，即集中解决了这样两个根本性问题。

一是支持和推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推翻“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彻底纠正党长期以来指导思想上存在的“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给党和人民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造成了严重障碍。如果不推翻“两个凡是”，全党的思想只能继续陷在“左”的错误中，党和国家的工作只能率由旧章，继续走在错误的轨道上。要推翻“两个凡是”，必须从根本的思想路线上解决问题。从 1978年 5月开始，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支持和推动党内外开展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重新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论断，继而主导在 1978年 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废止“两个凡是”，恢复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推翻“两个凡是”，恢复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彻底纠正长期以来党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的“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提供了思想条件。邓小平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充分总结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同时，分析指出党在长时间里将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及处理社会关系上的“左”的错误，特别是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作为其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是同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将作为科学理论体系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既为彻底纠正党长期以来指导思想上存在的“左”的错误排除了障碍，又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从根本上避免了毛泽东思想被继续歪曲、割裂和教条化的命运，使党的指导思想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在这个基础上，邓小平领导和推动全面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各种历史遗留问题，调整社会关系，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为开辟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奠定了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

二是推动全党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在推动思想解放的过程中，邓小平将党和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严重挫折与教训的反思，引导到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上来。他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他集中回答了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1978年 5月，他即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后来，他不断阐发这一思想，完整地形成了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发展生产力，当然必须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心地位。解放生产力，则是需要不断变革、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来之后，还要不断变革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他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出现困局，关键“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正是在邓小平提出的这些思想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中国社会主义新道路由此发端。

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全党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国开启了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邓小平思考已久的社会主义新道路日益清晰。他在 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他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回答了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一人们最为关心的重大问题。党的十二大闭幕几天后，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肯定地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高度统一、理论与现实的高度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由此走出困境和危机，获得新的巨大的生机与活力。

领导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倾向的影响和阻力，战胜各种困难和挑战，不断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使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阔

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关键。改革是对原有体制的革命性变革，必然既面临固有的传统的思想观念的阻力，又面临一些新的错误思潮的阻力。前进的每一步都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倾向的斗争中迈出的。改革开放是在探索中前进的，又必然面临各种难题、困难甚至风险和挑战。改革开放的头一二十年尤其如此。邓小平带领党和人民坚持开展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倾向的斗争，积极应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不断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使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阔。

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几乎都是克服“左”的僵化的思想倾向的结果。党的十二大之后，农村改革进一步深入发展，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还停留在起步阶段，如果不加快推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形成全面改革开放的局面。但一些固有的传统的思想观念困扰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比如，允不允许雇工经营的问题就是推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只“拦路虎”。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雇工经营就是剥削，就是搞资本主义，甚至有人认为是违反宪法的。为此，引发党内一场激烈争论。邓小平对雇工经营先是提出“听其自然，看两年再说”，后又明确指出冲击不了社会主义，并且提出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事物，要以“是否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为了打破传统思想观念对人们的束缚，他进而又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论断，强调改革不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革命性的变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他和陈云等的支持下，雇工经营得以发展。这个问题的突破，大大促进了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大大促进了城乡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墨守成规，不敢越雷池一步，也就没有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兴办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的一大创举，也是经济、政治体制全面改革的综合性探索。但经济特区办起来之后，在经济秩序及社会管理方面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沿海地区包括经济特区，出现了严重的走私贩私和其他各种犯罪活动，内地不少地区各种经济领域犯罪和其他犯罪也蔓延开来。由此，引发党内外对经济特区的非议和责难。有人把经济领域犯罪和其他各种犯罪都归结于对外开放和经济特区，特别是夸大经济特区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要对经济特区采取这样那样的限制措施。在中央召开的有关会议上，也有人全盘否定经济特区的工作，批评特区的改革“活过了头”。会议下发的文件中提出，经济领域犯罪和其他犯罪“是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社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提出要“加强计划管理”，“把一切重要的经济活动都要纳入国家计划”，“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对外经济活动”。

刚创办不久的经济特区有可能面临夭折，刚打开的这扇对外开放的窗户有可能重新关上。关键时刻，邓小平提出坚持改革开放与打击犯罪活动“两手抓”的方针，即一方面抓严厉打击犯罪，另一方面抓改革开放不动摇。对经济特区的工作，他提出主要是认真总结经验。为了澄清党内外对兴办经济特区的误解和疑惑，同时帮助解决特区建设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1984年 1月下旬至 2月中旬，他视察了深圳、珠海和厦门等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取得的显著成绩和生动实践，使他更加坚定了扩大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决心。回京后，他即约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明确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还就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提出了一个影响全局的设想。这就是：除当时已有的特区外，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还要考虑开发海南岛。

邓小平视察特区和这次谈话，不仅使办经济特区的决策是对还是错，要不要坚持将特区办下去的是非之争有了明确结论，而且对于统一全党思想，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之后，中央相继决定进一步开放由北至南 14个沿海港口城市，开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及辽东半岛、胶东半岛为沿海经济开放区。我国对外开放在沿海从南到北次第铺开，形成多层次、梯度推进的新格局。经济特区、率先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改革开放推进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同主张照搬西方政治社会制度，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斗争，而且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往往影响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处理不好，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可能面临停滞不前或偏离正确方向的风险。邓小平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最坚定者，他自己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讲得最多。最难得的是，他总能通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带领党和人民总结经验教训，克服不利因素，形成新的理论和实践思路，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1986年冬，中国发生学潮等事件。西方媒体借机渲染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严重性，宣称中国将出现全面倒退，重回“左”的路线。邓小平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要总结经验，更好地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快全面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并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会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会变，同时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将坚定不移地领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在邓小平的主导和推动下，党和人民很快克服了学潮等事件造成的政治上的影响，把注意力集中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87年 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目标，并对全面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作出新的战略部署。在对外开放方面，正式启动海南建省、办大特区，成为我国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标志。

1989年春夏之交，由于“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的影响，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风波发生后，西方国家打着“人权”的幌子“制裁”中国，掀起一股反华浪潮，大有逼中国倒向西方或重回僵化、封闭的老路之势。一时间一些干部群众思想陷入极大的混乱和困惑，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展面临严峻的考验和挑战，中国又面临“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选择。关键时刻，邓小平帮助党和人民理清了思想和思路，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他在强调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交代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了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并提振党和人民的精神，他决策并推动浦东开发开放，振兴上海，带动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流域的发展。浦东的开放，是以特大型中心城市为龙头，敞开中国广大经济腹地的对外开放，是以商业贸易、金融证券等第三产业为主的全面对外开放，提升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整体水平。

进入 20世纪 90年代，国际局势进一步演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遭受重大挫折。国内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前途失去信心，认为中国会跟着倒下去；一些人则“左”的思想又抬头，对改革开放产生怀疑，重新提出要把反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和平演变”作为主要矛盾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1992年 1月中旬到 2月下旬，邓小平视察南方，就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继续推向前进的问题，发表一系列谈话。他指出：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针对有人提出改革开放必须问姓“社”还是姓“资”，他提出判断改革开放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针对有人对外开放仍放不开手脚，他指出：“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他从冷战结束、国际局势呈现多极化发展的有利条件出发，提出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发展才是硬道理”。他根据经济全球化浪潮兴起的形势和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实际，判断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已经成熟，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深刻回答了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极大促进了全党新的思想解放，成为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全面战略部署，特别是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四大后，党和人民开拓奋进，掀起新一轮改革和发展的热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由此进入跨世纪的发展阶段。

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基本设计，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这些评价，高度概括了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开创性、奠基性贡献，这主要是指他提出并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思路和实践原则，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基本设计。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问题。邓小平一直强调理论要管用，他所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思路和实践原则，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的基本设计，既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又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是从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各种实际问题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因而对于党和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长远的科学的指导作用。这些基本理论思路、基本实践原则和基本设计，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广阔前景。

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思路和实践原则，基本回答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及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重大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他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案，不照搬外国模式，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他提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指出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超越阶段；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他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他强调要实行对外开放，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保证，他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等等。

邓小平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设计，主要包括：党和国家基本政治路线设计，即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设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设计，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设计；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设计，即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设计；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设计，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设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设计，即将发展科学技术作为现代化建设战略重点的设计；对外开放设计，即全面、全方位、多种形式和多种渠道对外开放的设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设计，即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两个文明一起抓的设计；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步骤设计，即小康目标和“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步骤，包括新中国用 100年时间建设成中等水平发达国家的目标设计；等等。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他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的这些基本设计，是着眼于中国社会主义长远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的战略设计。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关于小康社会目标和“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目标、步骤和新中国用 100年时间建成中等水平发达国家的设计上。进入 21世纪后，党在领导人民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实践中，对小康社会建设又作了分阶段的安排，提出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又提出一系列新目标、新要求，并且进一步完善邓小平关于新中国用 100年建成中等水平发达国家的目标设计，作出“新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即：第一步从 2020年到 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从 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 100周年时，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22年召开的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拓展、推动的中国式现代化，正在一步步地变成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越来越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展示出广阔壮丽的前景。

（作者系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来源：《党的文献》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