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军：邓小平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长征的开启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长征。”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20周年之际，回顾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对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长征的开创性贡献，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中国共产党开辟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光辉历史，对于全党从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相统一的角度加深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认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邓小平提出 “中国式的现代化 ”概念，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目标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奋斗的梦想。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辛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党逐步明确了现代化的目标内涵。1954年 6月，毛泽东在领导起草国家宪法时明确提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目标和“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的总任务。同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指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1956年 9月，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把“四个现代化”写进总纲，指出：“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964年 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1975年 1月，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现代化的内涵和目标要求，号召“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面对艰巨复杂的现代化建设任务，党和人民在探索中走过一段艰难历程，既取得巨大成就，也经历严重曲折。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从对历史的深刻总结和对现实的准确把握中，开始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探索。这个探索首先体现在对现代化内涵和目标作出进一步明确，给予新的诠释。

基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和汲取，邓小平从中国基本国情以及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具体实际出发，对此前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内涵和标准作了新的解释。1979年 3月，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会长马尔科姆·麦克唐纳时指出：“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他解释说：“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还是你们五十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纪末能达到你们七十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就是达到这个水平，也还要做许多努力。由于缺乏经验，实现四个现代化可能比想象的还要困难些。”随后，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把“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表述为“中国式的现代化”。他说：“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七十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

“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新提法为调整我国现代化的内涵和标准赢得了主动和空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现代化建设道路出现严重曲折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对现代化的认知存在偏差，以致赶超发达国家的急躁冒进倾向在党内长期存在，结果不仅没有实现赶超战略，而且反过来影响正常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形象地说，我们这是“开了大口”。在这一大背景下，邓小平创造性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无疑是对过去设想的要在 20世纪末“走在世界前列”、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这样一个“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所作的重大调整和修改，代表着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新认识、新把握。

此后，邓小平对“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内涵作了进一步明确和阐发。在 1979年 3月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提出：“底子薄”和“人口多，耕地少”是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和现代化建设“必须看到”和“必须考虑”的“两个重要特点”。“由于底子太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很不足，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因此他认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比方说，现代化的生产只需要较少的人就够了，而我们人口这样多，怎样两方面兼顾？不统筹兼顾，我们就会长期面对着一个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

1979年 7月，邓小平在与山东省委、青岛市委负责人谈话时，提出了在 20世纪末要实现的“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标准。他说：“如果我们人均收入达到一千美元，就很不错，可以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10月，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把“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中的“人均收入”，进一步修正为国际上通用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衡量标准，同时提醒人们，就是这个降低了的目标也需要艰苦努力才能完成。他说：“我们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达到人均上千美元？”“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大概不到三百美元，要提高两三倍不容易。我们还是要艰苦奋斗。就是降低原来的设想，完成低的目标，也得很好地抓紧工作，要全力以赴，抓得很细，很具体，很有效。”

在 1979年这个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之后的第一个年度里，邓小平和党中央对我国现代化的目标有了新的、清晰的认识。为了便于全党全国人民更直观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的现代化”不同以往之处，从而从观念上祛除急躁冒进的倾向，邓小平选择“小康”这个词汇来描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内涵。12月，在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会晤中，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这是邓小平首次使用“小康”概念来定义中国式的现代化。后来，邓小平曾多次谈到他在大平正芳的“启发”下提出小康目标的来龙去脉。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回答当然不准确，但也不是随意说的”。

此后，邓小平对小康标准的认识不断深化。1980年 10月，邓小平在经过一系列深入调研之后，感到人均 1000美元的目标也是难以达到的，决定再次调低小康的标准。他说 :“经过这一时期的摸索，看来达到一千美元也不容易，比如说八百、九百，就算八百，也算是一个小康生活了”，因而到 20世纪末，我们要“争取人均达到一千美元，最低达到八百美元”。据此，他精心规划和设计了“二十年翻两番”和“三步走”的发展步骤：“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穷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

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命题和“小康”目标，是邓小平对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及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具体实际进行清醒认识和深入思考后的结果。对现代化内涵和目标的这种调适，符合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落后和发展很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切合中国实际，更加看得见、摸得着，体现了邓小平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一贯作风。

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为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创造了必要前提。但怎样才能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路径问题仍需解决。邓小平一再强调，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发展国民经济、实现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政策和措施。由此，邓小平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从历史逻辑看，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思想观点，是从“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演化而来的。1979年 3月，邓小平在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命题时强调：“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此后，邓小平对这条道路的探索一直没有停顿。1981年 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作了明确具体的阐述。《决议》指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但是它的主要点，已经可以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到基本的总结”。《决议》从 10个方面对这条道路的主要点进行了概括。《决议》虽然还没有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指称这条道路，但这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的科学内涵和具体路径，已经清晰可见。

1982年 9月，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深刻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首次明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作了经典性的表述。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学命题，既是总结党领导革命和建设历史经验的基本结论，又是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理论主题和实践主题。

党的十二大后，因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内涵提升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邓小平对“中国式的现代化”使用得少了。但邓小平在会见参加 1983年北京科学技术政策讨论会的外籍专家时，针对改革开放政策会不会变的疑虑，在回答专家们提出的现代化问题时再次明确表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在这里，邓小平将“中国式的现代化”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列，实际上是对中国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的突出强调，是对“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方向和内涵的再次重申。

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邓小平对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进行了战略谋划。他指出：“走什么样的路子，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来实现现代化，这要继续摆脱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缚，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在推进现代化的根本方略上，邓小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强调“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推进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上，邓小平提出“三步走”战略。党的十三大报告的表述为：“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〇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在推进现代化的评判标准上，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强调“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何缩小我国同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距，如何赶上时代、加快实现现代化？我们党一开始就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并没有像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亦步亦趋地跟在西方国家后面简单模仿，而是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这可以看作是对邓小平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精准评价。

邓小平领导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开启改革开放时代大潮，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保证和根本动力

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在没有任何本本可遵循，也没有现成经验可照搬的条件下，邓小平从中国实际出发，引导党和人民“摸着石头过河”，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杀出一条血路来”，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在开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代大潮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领导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强调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保证和根本动力。

在亲身经历“文化大革命”的种种磨难后，邓小平痛定思痛，反复强调要冲破“左”的思想束缚，使党重新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1978年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党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而只有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党才能够真正吸取“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教训，才能够真正开始全面的拨乱反正。

随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开展，全党逐步凝聚起共识，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和全面拨乱反正的时机已经逐步成熟。邓小平审时度势，在 1978年 11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提出了把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建议。中央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并就全面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以及端正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在中央工作会议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决定把全党工作中心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重大决策，使党长期以来未能实现的工作中心的转移得以顺利实现。全会还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邓小平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从以后的实践看，这条路线是对的，全国面貌大不相同了。”“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为标志，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由此进入快车道。

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决定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国内条件，就是坚持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果改革成功，会为中国今后几十年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还有一个是国际条件，就是持久的和平环境。”这表明，邓小平已经把改革开放政策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点看待并要求长期加以坚持。1987年至 1993年期间，“改革开放”一词先后写入党的基本路线、党章和宪法，在党和国家制度和政策层面得到确认，成为全党共识和国家意志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小平不仅思考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原则问题，还在实践中积极探索改革开放的实现形式。邓小平大力支持和推动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改革，最早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推进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开辟了一条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以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道路。他倡议和推动沿海经济特区的兴办、沿海城市的开放、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逐步形成了由“点”到“线”到“面”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在邓小平的领导和指引下，改革开放不断取得实质性重大进展，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一条笔直的路，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上有难度，在政治上也有风险，必须有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保证。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邓小平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始终高度重视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方向等基本问题，提出一系列重要原则。

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1979年1月至 4月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总结理论宣传工作的经验教训，研究理论宣传工作适应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根本任务，解放思想，统一认识。会议期间，邓小平在同有关领导同志谈到即将在会上发表的讲话时指出：“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现在该讲了。”3月 30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这个讲话结合历史和现实，指出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作了具体阐述。邓小平强调：“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邓小平认为，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而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是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所坚持的。他之所以这时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因为现在一方面，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有极少数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邓小平强调：“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其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他尖锐地指出，如果不采取“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再说一遍，不采取这些措施，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就要落空，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就要落空，四个现代化建设就要落空”。

在此之后，邓小平还反复强调，我们搞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985年 3月，他在会见美国新闻界人士时指出：“从我们制定战略目标起，就把我们的建设叫作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经常讲四个现代化，往往容易忽略了主词：社会主义。”同年 8月，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指出：“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1990年 4月，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的谈话中，更加明确地指出：“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这些谈话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保证了中国式现代化正确的政治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党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大力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这一系列历史性成就的取得，正是源于邓小平领导确立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中国式现代化所提供的根本保证和根本动力。

邓小平理论为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长征提供了科学指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思想财富，就是以他为主创立的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抓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为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长征提供了科学指引。

第一，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长征树立正确思想指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并提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新表述，是对党的思想路线的新发展。他在 1978年 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他强调，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他精辟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邓小平全面阐述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辩证关系，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从而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有机统一起来，赋予党的思想路线和创新理论以新的灵魂。

此后，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严峻国际环境下，改革开放一度遭受挫折，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又面临重大历史关头。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重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决了困扰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邓小平理论中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一国两制”论等，都贯彻和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创办经济特区、引进外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问题上，党内都有过不同意见和各种疑虑甚至争论。由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用事实说话，逐步澄清了是非，使广大党员、干部转变了观念，统一了认识。事实证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深入践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新时代进一步赓续传承、发扬光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重要的思想特点，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遵循的思想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自觉坚定实事求是的信念、增强实事求是的本领，时时处处把实事求是牢记于心、付诸于行”，“及时发现和纠正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决策中的失误、工作中的缺点，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规律、符合时代要求、符合人民愿望”。我们要学习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在实干笃行中创造中国式现代化伟业。

第二，树立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为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长征提供科学思维方式。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略思维，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恢宏的革命气度，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树立的思维方式。”邓小平思想敏锐、目光远大，多谋善断、举要驭繁，总是站在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善于从全局上思考问题，善于在关键时刻作出战略决策。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洞察国内外发展大势，作出了一系列事关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事关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决策。

邓小平深刻分析当时的时代特征和世界大势，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面对我国发展落后的严峻情势，邓小平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中国只有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才能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取得优势，也才能实现根本的长治久安。他指出：“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邓小平据此得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的重要结论。他准确判断国际形势，坚决主张对外开放，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站在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高度，邓小平不断回答实践和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使马克思主义获得新的时代内涵，也使社会主义中国融入时代洪流。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我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邓小平高度珍惜并坚决维护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他告诫人们：“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格局，邓小平作出科学分析，要求冷静沉着，把握住一个根本的立足点，就是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邓小平对各式各样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有清醒的认识，强调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就要落空，四个现代化建设就要落空，强调“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邓小平自觉地、坚定地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秉承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把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

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竞争和对抗中，邓小平成功提出和设计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对策和发展战略，初步解决了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突破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和行为的藩篱，对保持人类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对全球利益的维护产生了重要作用和影响。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步地走上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增强战略思维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确运用战略和策略，是我们党创造辉煌历史、成就千秋伟业、战胜各种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成功秘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把这一成功秘诀传承好、运用好、发展好。”他明确要求：“要增强战略的前瞻性，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敏锐洞悉前进道路上可能出现的机遇和挑战，以科学的战略预见未来、引领未来。增强战略的全局性，谋划战略目标、制定战略举措、作出战略部署，都要着眼于解决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问题。增强战略的稳定性，战略一经形成，就要长期坚持、一抓到底、善作善成，不要随意改变。”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善于抓住关键、纲举目张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站在时代前沿观察思考问题，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在解决突出问题中实现战略突破，在把握战略全局中推进各项工作。

第三，坚持国际视野，为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长征创造有利国际环境。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是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新助力、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创新作出新贡献的现代化。这与邓小平高度关注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的国际视野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

邓小平高度关注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期内，我们党判断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提出要准备“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他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指出：“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因为我们有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外交路线，可以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另一方面，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1980年 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20世纪 80年代“可以说是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这样努力的”，“所以，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此后，他进一步指出：“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

在此认识基础上，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他强调 :“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 邓小平的这一科学论断使党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实现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转变，并成为中国调整国际战略和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邓小平还提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他关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命运，强调我们搞的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他强调，我们的对外政策是三句，即“加强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国际视野，展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全球发展繁荣；将致力于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将致力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我们要学习邓小平站在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放到历史长河和全球视野中来谋划，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努力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为人类探索现代化道路和更好社会制度提供新助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拓展和深化。”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取得的宝贵经验，开启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长征并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充分证明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神圣使命和奋斗目标，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当今世界绝无仅有的历史担当和人民情怀。新征程上，邓小平为我们擘画的中国式现代化蓝图正在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精神，继承发扬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伟大思想和崇高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副部长级）、研究员）

（来源：《党的文献》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