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道宏：推进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国际传播若干问题探讨

【内容提要】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国际传播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应有之义，也是回应世界关切的必然要求。作为百年宣传思想工作的组成部分，党的创新理论国际传播在不同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优良传统和显著成效能够通过中央文献对外翻译事业的发展表现出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国际传播应把握好内宣与外宣、整体与部分、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本土与世界这五对关系。

坚持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实践中推进理论创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包括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创新理论成果。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国际传播，是向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的关键所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阐释，帮助国外民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真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而奋斗，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可以说，这些都与党的创新理论对外宣传阐释有直接关联。本文将对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国际传播的意义、传统及应把握的关系等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国际传播的重要意义

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国际传播的重要意义，一方面，与其内在固有的重要性质有关，这种重要性质使其区别于一般性内容的国际传播；另一方面，这种重要意义也来自于对新形势下世界对我国深度关切的回应需求。

1.党的创新理论国际传播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应有之义。

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需要以故事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作为支撑。从国际传播的理论本质与我国对外传播事业的发展历史来看，作为政治性国际传播的党的创新理论国际传播，有其固有的重要地位。从理论上看，传播的本质因关涉信息流动与人类社会生成而带有政治性特征，而国际传播在很长时间里都产生于国家行动中，主要是以国家为主体的意图影响、说服或本来意义的信息宣传，更自然具有政治属性。尽管发展至今，国际传播的主体已多元化，并且不一定必然是政治性的，甚至在一些情况下过度赋予其政治属性会贬损传播效能，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政治性传播仍然是国际传播的基础类型。从历史上看，中国对外传播事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与党和国家事业的整体发展有密切关联。新中国成立以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对外传播事业的核心理念都是“对外宣传”，其关键性意涵在于，传播主要是由公共部门主导来进行的，且传播内容主要是政治信息，由此决定了传播策略、渠道及相关工作体制等。尽管在理念上从“对外宣传”逐步演化为“国际传播”，但其内在的战略意义是一脉相承的。从国际传播的政治属性而言，党的创新理论传播理所应当在对外传播事业中占据关键且基础的地位，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应有之义。

2.党的创新理论国际传播是回应世界关切的必然要求。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已深度融入世界及人类发展事业中，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不断加深，并且有了更加多元、更为深度的认知需求。改革开放初期，对外宣传工作的起步是打破闭塞、开展舆论斗争、让国内真实信息得以向外传递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相对低谷期后，以1990年恢复中央对外宣传小组，1991年挂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等为代表的机构设置变化，反映了与世界沟通的“融冰、架桥、突围”态势。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目标从展示真实逐步拓展为基于真实性之上的立体、全面的展示，从侧面反映了世界对中国认知需求的深化。这种深化在思想理论层面上，一定程度能从海外学者对中国政治话语的研究取向变化中体现。改革开放前，在冷战局势背景下，受信息限制、现实政治考量等影响，海外学者围绕官方的信息供给，对党的理论、意识形态等问题尤为关注，但在改革开放后，随着信息材料的丰富、学科视角和研究路径的多元，学者们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认为意识形态及政治话语在当代中国发展进程中起着很大作用。然而进入21世纪，随着党的执政地位愈加稳固、中国国家治理效能越发释放，海外学者逐步认识到党的意识形态话语创新构建能力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越来越多学者重新关注这一问题并细化对党的理论创新、政策话语的分析，以此来探讨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施政方略。这种由被动到主动地开展对党的理论和话语体系研究的变化，反映了海外对中国共产党及当代中国政治理解的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国际传播正是对这种认知需求的主动回应。

二、重视创新理论国际传播是党的优良传统

重视和加强宣传思想工作是党的一大优良传统、一大突出优势。党的理论国际传播作为百年宣传思想工作的组成部分，在不同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且往往是领导人亲自推动，体现了这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早在延安时期，党为打破封锁决定“敞开大门”欢迎中外记者和盟国人士来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通过斯诺等人的文字，成功将党的政策主张和思想理念传递出去，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提出新华社要在世界各地派出记者，“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一定程度上正是对推动外宣工作、开展党的理论对外传播提出的鼓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思想理论外宣在反对霸权主义的国际舆论斗争、争取有利于自身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通过接受法拉奇采访等方式，将有关党对历史问题和道路方向的理论性思考展现在世界面前，有力地回应了世界舆论的关注。改革开放后，完整意义上的对外宣传工作在中国对外开放并重新融入世界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模式及其理论有了更深入的关切，这为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国际传播提供了契机。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尤其注重在重大场合宣传党的执政理念和思想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全面推进国际传播工作，将对外宣传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阐释好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摆在首位，坚持守正创新、开拓进取，着力重塑外宣业务、重整外宣流程、重构外宣格局，积极宣介重要理念主张，有力有效开展国际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鲜明展示了大党大国风范。

中央文献对外翻译事业的发展折射出党的创新理论国际传播的优良传统和显著成效。党历来重视包括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党政会议文件及其他重要政治文献在内的中央文献对外翻译工作。自1961年中央批准成立了毛泽东著作翻译室后，中央文献翻译工作进入组织化制度化阶段，毛泽东著作、党代会文件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的外译工作都被有序推进。党的十八大后，中央文献翻译进入快速发展期，内容不断扩展、工作机制不断成熟、专业水平不断提升，尤其2018年成立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将党的历史和理论研究、重要文献编辑与翻译、外宣、出版工作进一步融合，组织完成了英、俄、法、西、日、德、阿等七个语种的大量重要政治文献译作，尤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著作的翻译为核心内容，也有如“理论中国网”这样的多语种对外宣介平台将各类理论成果传播扩散。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海外影响力不断提升，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影响更可以通过集中体现这一思想发展历程和脉络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传播情况反映出来：该书第一、二、三卷以多语种出版，其中第一卷更是已翻译出版多达36个语种（截至2021年12月），发行覆盖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力，而近期以中英文出版的第四卷进一步为国际社会了解当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提供了重要文献。

三、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国际传播应把握好五对关系

新形势下，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国际传播应当成为专门的研究课题，既要从一般意义的外传播、政治传播等学理角度进行理论层面的研究讨论，也应从理论外宣工作中进行实践层面的思考总结。整体而言，尤其要注重把握好五对关系。

1.把握好内宣与外宣的关系

党的创新理论国际传播与本土传播显然是不同的。在宣传工作实践中，区分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是老生常谈的问题。朱穆之曾指出，造成内外宣不分这一“普遍性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违反了“宣传一定要看对象”这一宣传的“最基本的原则”，他引述了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中一段话：“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是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朱穆之所强调的区分对象，以及引用的毛泽东关于反对无的放矢、不看对象的论述，对做好党的理论国际传播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相比于国际传播，党的思想理论的国内传播具有不同的对象基础，传播对象对党的创新理论的认知和理解有相当的认知积累和观念前提，举例而言，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671.2万名，基层党组织493.6万个，在中国总人口中占比如此之高的党员数量，以及覆盖面如此广的基层党组织，使得在传播意义上党的思想理论宣传有广阔的基础和需求，这绝非国际传播所能比拟。尤其是，理论国际传播更容易受到意识形态偏见阻隔，因此更需要分析了解受众的政治态度、观念立场及认知需求。在区分对象的基本前提下，党的理论国际传播的方式方法、媒介应用、渠道拓展乃至目标任务都有极大不同，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细化明确，真正做到“知己知彼、以我为主、有的放矢、放矢中的”。当然，党的理论内外宣工作并非割裂，外宣也应当从内宣工作中积累的理论和实践得到启示。 

2.把握好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在党的创新理论国际传播中，需要理清其传播的层次和结构，要把握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党在百年奋斗中形成的创新理论一脉相承、密不可分，尤其是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国际传播的核心内容。从内容上看，创新理论体系本身是内容丰富的整体，有理论的整体性传播，如有以集中系统展示理论体系的领导人著述（《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为载体的传播，也有关于理论体系中的分支内容的传播。《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十个明确”系统总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核心内涵，其具体内容及相应领域的思想表达无疑都是理论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形态上看，思想理论转化成的具象政策、理论本身的概念表述、政治话语等都是可以传播的模块单元。正如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方法，体现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党的一脉相承的创新理论思想也都是贯穿于各个组成部分中，生成了多样形态；从传播类型上看，也有理论的学理传播、大众传播等多样类型。因此，应当以开放思维来理解党的创新理论国际传播，它应当是从整体与部分、主干与支脉、一般与特殊中，依据战略定位、形势背景、渠道媒介来进行统筹考量而开展。

3.把握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所总结，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实践性，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中国共产党正是在百年奋斗实践中推进理论创新、再用新的理论来指导实践，从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因此，理论的国际传播，与对党治国理政实践的宣介阐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具体政策、制度设置等，往往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从传播策略角度考虑，以切中国际社会关注点为基本内容、并嵌入思想理论的传播往往比单纯的理论传播更能突破意识形态的阻隔，因此，党的理论国际传播往往是嵌入式、弥散式的，即嵌入、弥散于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宣传阐释之中，党的治国理政实践，包括中国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等，实际上都是理论传播的内容载体。

4.把握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党的创新理论根植于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党的历史不仅仅是对理论形成背景与逻辑脉络的展现，更重要的是，党的百年历史本身作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与理论创造、创新有着高度的融合。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与理论是不可割裂来被理解的。因此，既要在理论国际传播中引入历史维度，也要尤其注重对党的历史作专门性的对外传播，从历史中来宣介阐释理论，从而丰富理论国际传播的内容层次和形式，让受众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要注重以《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中国共产党简史》等党史权威著作为内容载体的对外宣介，但是仍然要注意区分对象，把握好党史与党的思想理论国际传播与党内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引入历史维度是为了更好关照现实。从理论内涵而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有着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作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是建立在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的基础之上的。要在尊重传播规律的前提下，紧扣最新的理论与具体实践，回应世界的关注重点。

5.把握好本土与世界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理论具有高度的原创性。正如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的母版延续、模板套用、他国实践的再版、翻版一样，党的理论具有内生的独特性，在国际传播中应当阐释好这种内生意义。但同时，正如党的百年奋斗实践也有着超越本土范围的世界意义，党的创新理论国际传播的战略方向之一，必然包括为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涵和价值，以提供启发和借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建“一带一路”为代表，已在国际社会有广泛影响力的原创性话语系统，以及我国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过程中已开展的有益实践及创造的国际公共产品，都应当成为党的理论国际传播的话语载体和实践载体。在一定程度上，对本土与世界关系的思考又回到了对国际传播的本质理解。只有在正确认识自我与世界关系、传播的战略定位等基本问题前提下，才能实现党的创新理论有效传播，进而讲好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三研究部副研究员）

（来源：《对外传播》202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