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伟：史沫特莱：“我一直忘掉了我并不是一个中国人”

1933年2月，史沫特莱（左一）和鲁迅（右一）、宋庆龄（左三）等与来访的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左二）在上海合影。FOTOE/供图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美国新闻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1928年底，她以记者身份来到中国。1937年1月，她到达延安。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她跟随八路军赴前线，采访报道中国军民英勇顽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事迹。她访问新四军，积极组织医疗救助活动，呼吁世界人民援助中国抗战。1941年回到美国后，她继续为支援中国而写作、演讲、募捐，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史沫特莱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友谊，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与中国人民共命运

1892年2月，史沫特莱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贫困和苦难在她的心灵里播下了抗争的火种，她很小就开始了长期的近乎流浪的生活，去摸索自己的人生道路。

1928年底，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时值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国民党反动派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在长时间的采访中，史沫特莱在中国东北、北平、天津等地进行了深入观察，目睹了帝国主义压迫下中国社会底层人民受苦受难的悲惨处境。在上海，她看到在夏季炎炎烈日下，一群码头工人肩上套着绳子，吃力地拉着装满货物的木板车。突然，租界巡捕出现了，为了给傲慢的外国官员的豪华轿车开路，他们竟然肆意殴打工人们汗水淋漓的光脊背。此情此景让史沫特莱感觉警棍好像打在自己身上一样。在东北，她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和政治无孔不入的渗透，“哪怕中国有一点点改良，他们都认为是对日本莫大的威胁”。在哈尔滨，看到成群结队携儿带女沿街乞讨的灾民，她把身上的钱“给了又给”。在访问北平的一家火柴厂时，她看到童工一排一排站在托盘前面装火柴盒子，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两只瘦伶伶的小手像火柴杆”。她强烈感受到，在恶劣的条件下，“死亡像暴君司命一样到处周游”。而资本家依靠榨取工人的血汗，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对周围百姓的贫困和痛苦熟视无睹。史沫特莱对中国人民的悲惨遭遇深表同情，坚定了要献身改变旧制度的伟大革命的决心。

1932年，史沫特莱协助宋庆龄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她毫不畏惧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迫害，团结许多进步的国际友人，向全世界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黑暗暴政，编写了《国民党反动的五年》《中国人的命运》《中国红军在前进》等文章和著作。她写道：“只有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就不感到自己是个外国人，不知道什么缘故，在那儿，我总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民的一员，我仿佛已经生根在那块土地上了。”字里行间里流露出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的深厚感情。

战斗在抗日前线

1934年底，经历短暂回国后，史沫特莱第二次来到中国。她亲历了西安事变，并成为最早向世界报道这一重大事件的外国新闻记者。对此，国民党政府大为恼火。1937年1月，史沫特莱离开西安前往延安，一路上受到彭德怀、贺龙和左权的热情接待。针对国民党当局散布的污蔑红军的谎言，彭德怀自信地告诉她：“我们的力量来自群众。我们的战士住在老百姓家里，如同老乡的儿子一样情同骨肉。部队来这里很短时间，就有1200多个青年农民、工人和学生来参军。”

在延安，史沫特莱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多次采访。由于多年来国民党当局对延安进行新闻封锁，并污蔑红军是“赤匪、强盗、暴徒”，国际社会无法了解这里的真相。为此，她向上海最有权威的十多位外国编辑和记者发出邀请信。一批外国记者历经曲折来到延安，她感到“西方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终于同亚洲革命的进步先锋靠拢了”。实地考察访问后，外国记者们有一种共同的观感——他们“接触的是现代人，是和他们自己一样思想进步的人”。

1938年，史沫特莱（中）与周恩来（左二）、路易·艾黎（左一）等友人在武昌合影。FOTOE/供图

七七事变后，全民族抗战开始，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史沫特莱获准跟随八路军部队上前线，成为八路军中第一个随军外国记者。她背着打字机、照相机，在前线跟战士们一起转战五台山、吕梁山一带。战斗生活是艰苦的，但她觉得“这些日子都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有意义的日子”。

在同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接触的过程中，史沫特莱发现他们害怕发动群众，各种群众运动受到大小官员的百般阻挠。而与此相反，在八路军深入活动的五台县，工、农、商、学、妇女和儿童抗敌会都组织起来了，民运工作者四乡奔走，建立了游击队和乡保卫团，男女老幼都是八路军的耳目。

史沫特莱深深爱上了这支部队。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豪迈地写道：“我宁愿过这种每天淡饭一碗的艰苦生活，而不稀罕那个‘文明’所能给我的一切。我喜欢工作，喜欢拖着受伤的脊背骑着马辗转在各条战线上。”她报道了平型关大捷，报道了八路军开进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光辉业绩。1938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在反击》一书，就是她深入前线和八路军共同战斗的真实记录。

积极投身抗日活动

除了在硝烟弥漫的前线报道中国军民的抗战，史沫特莱还积极投入社会活动，为中国抗战特别是医疗卫生事业东奔西走，努力争取国内外援助。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能到中国来，离不开史沫特莱的呼吁。她和朱德还致函印度国大党主席尼赫鲁，希望印度派遣援华医疗人员。尼赫鲁很快派遣了一支包括柯棣华、巴苏华在内的由5名医生组成的援华医疗队。史沫特莱不仅承担了外国援华医疗队的组织和宣传工作，还曾和白求恩大夫一起战斗在前线，为伤病员服务。

1938年初，在朱德、康克清等人的劝说和要求下，史沫特莱告别在前线抗战的八路军将士，到武汉参加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工作。在武汉和长沙期间，她利用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聘她为特派记者的有利条件，在宣传报道中国军民英勇抗战事迹的同时，全力以赴救护伤员和难民，组织培训大量医护人员，并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为中国红十字会募捐，呼吁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抗战。

1938年11月，史沫特莱到达位于安徽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她最关心的是新四军战地医院的建设。在她的请求下，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派了两个救护队来帮助工作。她还把英国大使捐款的半数交给新四军民运部，为医院开办农场以改善伤病员伙食。她为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写了一系列文章，后由《曼彻斯特卫报》转载，详细报道了新四军的处境和对药品的需求情况。她还私下向朋友们以及国际红十字会美国分会发出呼吁。到了第二年春天，大量的援助从英国和红十字会纷至沓来。

史沫特莱还亲自护理伤员，常常在敌机轰炸时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受伤的军民。叶挺等新四军领导人劝她离开目标较大的医院，她却坚决要与战士在一起，拒绝转移到敌后较为安全的地方。她坚定地说：“如果一定要死，就让我死在这里吧……因为这支队伍是中国和亚洲的希望。”

毕生热爱中国

1941年6月，史沫特莱因病回到美国，仍然继续为中国抗战事业奉献力量。她到各地旅行，演讲、撰稿宣传中国抗战，并组织募捐。虽然受到贫困和疾病的折磨，她仍然坚持把自己几乎全部的稿费和演讲酬劳拿出来救济中国饱受战争灾难的中国孤儿。1943年，她撰写的《中国的战歌》一书出版，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之后，她又倾注全部精力开始写作朱德的传记——《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1949年10月，史沫特莱在广播中收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万分激动，立刻给朱德写信，表达了重返中国的强烈愿望。她决定取道英国来华。然而不久，她的健康状况恶化。在伦敦的病榻上，她还深情地说：“我可能再也看不到中国了，无论如何我已经知道新的中国政府终于成为现实，世界再也不会像老样子那样了……假如哪一天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她的土地。”

1950年4月，史沫特莱在给友人玛格丽特的信中写道：“由我的著作而获得的全部收入，不论来自何处，全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所有，由他按照他的愿望处理……如果中国大使馆（代表）来到了，如果能为我的遗体只唱一首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我将不胜感激。由于我的心灵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的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宁，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国革命者同在。”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内的史沫特莱墓碑 中新社发 杨国光/摄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在伦敦病逝，终年58岁。次年5月6日，北京新闻界、文艺界为她举行了追悼大会和隆重的葬礼。史沫特莱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她墓前的大理石碑上用金字镌刻着朱德题写的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七部审稿处处长）

（来源：《中国新闻发布》杂志(实务版)第008期 我的中国故事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