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良：为党献身 与民谋利

谢觉哉写给儿子的信。

谢觉哉在兰州办事处的留影。资料图片

湖南省宁乡市西郊沙田乡堆子山南馥冲，鲜花野草丛生，醇香扑鼻，馥郁醉人，曾有“南国花香在此冲”之美誉。这里有一处始建于清代的农家房舍，前临农田，后依山坡，竹松环绕，环境幽静。房舍坐东朝西，土砖青瓦木结构，格局呈凹字形，两进，面阔三间。整个房屋高大亮堂，建筑风格古朴典雅。这里是谢觉哉同志的故居。

谢觉哉是“延安五老”之一，人民司法的奠基者，被人们尊称为谢老。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虽身居高位，但他从不以元老自居，而是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强力肃贪，堪称秉公执法的典范。

苏区从严肃贪

1933年，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已两年，在苏区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治理有了初步成效。但少数苏维埃干部成长、发蒙、历练于旧时代，受旧时代“升官发财”“打天下、共富贵”的旧思想影响较深，一些贪腐现象时有发生。

1933年11月，时任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秘书的谢觉哉受毛泽东指派到瑞金县苏维埃政府检查工作。当时，群众反映有的干部利用职权侵占群众利益，贪污浪费现象严重。谢觉哉决定深入查一查。

一见到瑞金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谢觉哉就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时间很紧，只能听听汇报，了解主要情况，但是汇报要实事求是，不能有半点虚假。”然而，杨世珠汇报时，只夸夸其谈工作成绩，对存在问题闭口不提，还口口声声以“德高望重的老领导”来套近乎。在谈及财政收支情况时，不是所答非所问，就是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中午时分，县苏维埃财政部长蓝文勋以为领导接风为借口大摆酒席，谢觉哉当场严加批评。他说，毛主席每天的生活标准也只有3钱盐、2钱油、8两米，他办公到深夜，都是以南瓜充饥。在苏区，谁也不能搞特殊，更不允许用公款吃喝。一席话说得杨世珠、蓝文勋十分尴尬，神色慌乱。

谢觉哉趁午后休息时走访了两位老干部，果然发现问题严重。于是，他当即派人向中执委作了口头汇报。

当天下午，在县苏维埃常委座谈会上，谢觉哉宣布：延长检查时间。次日，中执委也派来工作组，通过突击查账，发现会计科科长唐仁达侵吞各基层单位上交的节省款、群众退回的公债谷票款、变卖公共物件款，以及隐瞒对财主的罚款等共计34项之多，合计大洋2000余元。还顺藤摸瓜挖出了集体贪污，款项数额高达4000余元。

对此，谢觉哉怒不可遏。平时慈眉笑眼，从不轻易发脾气的他声色俱厉地对杨世珠、蓝文勋等呵斥道：“你们称得上是一名共产党员、苏维埃干部吗？当前战争够残酷了，大家都在千方百计节省每一块铜板、每一斤口粮支援前线，想不到瑞金县竟有用群众血汗养肥的贪官污吏！”

接着，他代表工作组宣布将唐仁达逮捕法办，责令杨世珠、蓝文勋停职检查。后来，苏区最高法庭判处唐仁达死刑，没收其财产。蓝文勋被撤职查办，杨世珠受到警告处分。

谢觉哉回到苏区中央机关后，当即向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十分赞赏他的果断措施，认为惩贪治腐就必须这样雷厉风行，当机立断。

为了从根本上惩治腐败，谢觉哉又向毛泽东建议：必须立法规，昭示天下以便广大群众监督。毛泽东听了，表示同意：“你谢胡子敢开刀，我毛泽东决不手软！”

很快，谢觉哉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与项英、何叔衡等人共同讨论研究起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这是中央苏区针对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专门法令，使苏区的反腐败斗争有法可依。

随后，苏区开展了“执行《训令》，反贪倡廉”的群众性活动。一些犯有贪污罪行的人纷纷投案。当时，在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训令》如霹雳，震得天敌响。蛀虫再狡猾，休想走过场。”可见《训令》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谢觉哉敏锐地发现当时个别苏区干部贪污的苗头，建议并起草《训令》，就是在苏维埃政权新生之初开出一剂“清醒良药”，昭示了共产党人反对贪污腐化的坚强决心。

甘肃反腐倡廉

1937年7月至1938年9月，谢觉哉担任中共中央驻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代表，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谢觉哉抵达兰州后，立即表示：“官场宴会应废除。有必要，可改设茶点，因浪费而无益于人也。”他还向甘肃国民政府建议：“明令减租减息，裁废苛杂，惩治贪污。”倡导要建立一个“廉洁政府”，并撰写《怎样铲除贪污》等文章，要求党政机关“要发扬全民族的英勇奋斗精神，必须肃清障碍民众动作的贪污豪劣，望党政机关马上用快刀割去过去一切不良的办法，替下层民众闯开抗战的坦途。”他撰写《整顿甘肃下级政治机构的意见》一文，明确提出：“严惩贪官污吏，并没收其财产。”“公务人员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一经查实，军法处置。”

为鼓励群众监督，他建议“扶植民众运动，使民众团体有监察一切犯罪者之权”“有奸必摘，有罪必诛”。经过广大群众揭发，兰州、河西、凉州等地处理了多起重要贪污案件。

在甘肃时，谢觉哉以身作则，甘于清贫。他一再告诫党员同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艰苦朴素，不吸烟，不喝酒，不乱花公家一文钱。

当时，他的生活津贴很低，每月不过五元“法币”。谢觉哉自觉在生活标准上和大家一样，吃同样的饭菜。当时，负责内部行政事务的同志考虑到他年过五旬，为了照顾他身体，有时会给他单独做点饭菜，常常被他制止。兰州的冬天，天寒地冻，谢觉哉只穿一件粗布棉袍御寒，后来为了外出才买了一顶普通的皮帽。

在兰州时，他只住半间房。当时办事处只有9间房，十几人办公、住宿、会客、伙房全都挤在里面。房间设备简陋，谢觉哉岁数较大，大家为了照顾他，硬要他住进会客室里边的一间小屋子。但他不肯一人独占，从屋子的中间拉起一个布帘，自己只住半间，让译电员黄文炳住在另外半间屋里。

谢觉哉一生仅穿过两双皮鞋，传为佳话。第一双皮鞋是他在兰州为了开展统战工作需要会客而购置的，他调离后，还把这双皮鞋留给办事处的其他同志穿。第二双皮鞋是新中国成立后买的，那时，他都快七十岁了，才穿上人生的第二双皮鞋。

甘当人民的“焦官”

新中国成立后，湖南老家的亲戚们纷纷希望在京“做大官”的谢觉哉给予“照顾”，走出农村到北京工作。面对亲友们的各种请求，他坚持原则，称自己在外就是做“工”，不是做“官”。

面对家人的不理解，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我们是以身许国的共产党人”“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共产党人的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共产党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不能多拿一个钱，他的生活不能比一般人高”。

谢觉哉还多次写信劝孩子们不要来，他说：“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湖南方言，指不挣钱的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

他还作诗一首：“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官；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将自己比作家乡村子里勤勤恳恳做长工的周老倌，显示出人民公仆的本色。

1964年4月27日是谢觉哉八十寿辰。他在湖南老家的儿子们早早就商议要给老人家祝寿，因为谢觉哉自1927年离乡，近40年来家人从没有给他祝过寿，晚辈们给谢觉哉写信希望得到他的同意。

不久，谢觉哉亲笔给孩子们回了信，写道：“我今年，明年都要‘躲生’。躲到哪里去？反正交通便利，准备在自己也不知道的地方把生日过去。但决定不来长沙。为什么要躲？一、党中央早就有规定，不准做生，也没有人做过生。最近还批评某某下级为父母做生的事。二、人的生日，一年一度，是寻常的事。三、不合增产节约的规定。四、老人的喜欢是后一辈工作做得好，尤其是地方工作做得好，而不在乎什么庆祝。”字里行间充满了一个革命家坚定的党性原则，使亲属们受到深刻教育，于是，大家放弃了去京祝寿的念头。

谢觉哉的廉与严，为党内、为家里都作出了表率。

“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这是延安时期人们向谢觉哉赠送的诗句，也是他革命一生真实的写照。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2024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