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淑萍：1977年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始末

历史上总有一些人、一些事令人难以忘怀，比如邓小平与恢复高考决策。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是1977年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之后作出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的重大决策。它是“文化大革命”后恢复和建立新的教育秩序的开端，也是实行全面拨乱反正的突破口。对这件事年龄稍长的人大多耳熟能详，但未必对其具体决策过程了解很多，年轻人可能知道的就更少了。2000年前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组织编写《邓小平年谱》的过程中，挖掘出不少新的史料，其中不乏关于恢复高考的内部档案，于是在2007年恢复高考30周年的时候，又组织编辑了《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二月）。这本书当年8月出版后深得读者喜爱。我有幸参与了编辑工作，对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至今记忆犹新。这本小册子选编1977年5月至12月期间邓小平关于恢复高考问题的文稿，包括讲话、谈话、批示等共25篇，其中讲话和谈话14篇，批示和信函11篇。这些文稿，除部分内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外，许多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全书只有4万字，但史料翔实、内容丰富，从文献的角度全面集中地反映了邓小平为决策恢复高考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书中还配有多件邓小平关于恢复高考的批示手迹和照片，弥足珍贵。2024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在这样特殊的日子里重读这本书，沉浸到历史细节中去了解和回味恢复高考的决策过程及其意义和影响，更加感佩和感念邓小平当年作出的这一重要决策。

原本考虑先用一年时间作准备，1978年恢复高考

新中国成立后，从1952年开始实行大学通过文化考试统一招生的制度，但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被废止，大专院校停止招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学教师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高等教育全面瘫痪。1970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部分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1年，全国高等学校恢复招生，但按照“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原则，不经过文化考试，基本靠推荐招收初中毕业、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的工农兵学员。为提高大学教学质量，周恩来总理曾提出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这一设想被指责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而未能实行。1975年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时，曾试图先搞一些试点，通过考试直接从高中生中选拔一批优秀学生到大学深造，但因不久他又被打倒也没能实现。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教育怎样搞、大学怎样办，全社会都在关注。邓小平看到“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而“现在是后继无人！大学、中学、小学质量很低。教育脱节，没有来源”，他很是焦急。深知“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的他下决心“一定要花很大的力量，把损失的时间抢回来”。所以一复出，他就自告奋勇，向中央提出分管科技、教育工作的请求。此时，他对于科教领域拨乱反正，包括恢复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等，已有比较全面深入的考虑。1977年7月23日，也就是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刚作出恢复邓小平全部职务决定几天后，邓小平就在同中共长沙工学院临时委员会负责人的谈话中鲜明地提出：“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7月29日，在听取方毅、刘西尧汇报工作时，他再次强调：“要坚持考试制度，尤其是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对此要有鲜明的态度”。因当时还处在“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禁锢下，1977年六七月间召开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所确定的1977年高校招生方案，基本上还是延续“文化大革命”中的办法。邓小平尽管焦急，但他考虑到，教育界是“文化大革命”重灾区，百废待兴，拨乱反正的任务繁重，改变招生制度需要一定时间作准备，“包括招生和分配，领导班子的配备，教学人员、教材等方面的准备”。他设想“一年准备，从明年开始两条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总的目标是尽快地培养一批人出来。今年先过渡一下”，“明年开张”，然后逐步走上正轨。所以，他同意1977年先按原来的办法招生，即沿袭“文化大革命”中确定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方针。8月4日，教育部将体现这一方针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报送了国务院。

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出现转机，邓小平一锤定音

然而，这一设想很快就发生了变化。这得从送出报告的当天，即8月4日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说起。

这次座谈会是邓小平提议并亲自主持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刚闭幕，邓小平提出，他最近要主持召开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一起来研究和讨论，科学研究怎样才能搞得更快更好些，教育怎样才能适应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要求，适应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按照邓小平的要求，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在科学院系统和高等院校确定了33名全国有影响和有代表性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参会。

8月4日到8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饭店举行，一开就是5天。邓小平全程参加，并自始至终亲自主持会议。高考的问题自然是大家最关注的问题。邓小平在会议一开始就提出：考试制度这一套要研究好，从明年开始执行新的教育制度。今年作准备，学制、教材、教师、学生来源、招生制度、考试制度、考核制度等都要确定下来，都要搞好。搞好后就不要经常变动了。他还问到会专家：“用一年时间准备行不行？要按提高的标准重新编教材，要合乎现代化的要求，不能尽是些陈旧的东西。首先在重点大学试用，然后推广。”

邓小平鼓励与会科学家和教育家畅所欲言，有什么好意见都讲出来，发言可长可短，也可以随时插话。

在邓小平的引导和启发下，6日的座谈会上，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鼓起勇气，率先站出来表达意见，他直言不讳，慷慨陈词，提出现在大学新生质量没有保证，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他建议立即恢复高考：一定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他的发言引起与会者强烈共鸣，吴文俊、王大珩等也纷纷建议党中央、国务院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来一个大的改革，宁可今年招生晚两个月，不然，又招来20多万人，好多不合适的，浪费就大了。

听到这里，邓小平马上问坐在旁边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是否来得及。刘西尧回答说，推迟招生还来得及。邓小平当即果断拍板改变现行招生办法。他说：“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因招生报告已报国务院，邓小平说：“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选拔上来，又不要引起波动。”“如果来得及就从今年开始改，不要耽误。”“今年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学生要符合要求。”有专家建议不再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改为“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邓小平表示这个建议好，但同时他提出去掉“单位同意”这一条，他说：“比如考生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领导脾气坏一些，不同意报考怎么办？我取四分之三，不要这一句。”

8月8日是座谈会的最后一天，邓小平在会上再次明确宣布：“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科教座谈会结束后，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意见，立即研究，很快起草形成了《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称：“原计划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8月开始招生，11月中旬新生开学。现根据邓副主席最近的指示，将对高等学校招生制度作较大的改进，招生时间拟推迟到第四季度，1977年新生于明年2月底前入学，推迟三个月（包括寒假）。”8月18日，邓小平将这份报告批送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并写下批语：“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均圈阅同意。至此，1977年恢复高考基本确定下来。

没有邓小平接下来的强力推进，1977年的恢复高考不可想象

接下来的实操过程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如果没有邓小平的进一步推动，即使中央领导层已达成共识，1977年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也还是不可能办到的。

8月13日起，教育部在北京召开1977年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在要不要废止群众推荐、恢复考试制度，以及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路线等问题上，与会者分歧很大，一时间争执不下，议而不决，以致会议从仲夏开到了中秋。有人写了一首打油诗：“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纭难编排，虽说东风强有力，玉（育）门紧闭吹不开。”

为何改变招生制度如此艰难？根源在于此时依然没有摆脱“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具体到教育领域，人们被“两个估计”（“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牢牢地束缚着。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高考制度，是冒很大政治风险的事情。

关键时刻，邓小平召集教育部负责人谈话。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是“怕又跟着我犯‘错误’”。他尖锐地批评说：“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

在邓小平的强有力直接推动下，招生工作会议几天后就结束，关于1977年恢复高考的新的招生文件即《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基本定稿。

接下来，又是邓小平以雷厉风行的领导风格和敢于担当的政治勇气，促成了该招生文件的尽快出台。10月3日，邓小平将刘西尧报送的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和教育部代拟的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批示稿等文件批送华国锋：“此事较急，请审阅后，批印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两天后，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出席全国招生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10月7日，邓小平在教育部修改后的《意见》上批示：“我看可以。华主席、剑英、先念、东兴、方毅同志核示，退教育部办。”当天，华国锋等圈阅同意。文件很快又经邓小平亲自指导修改，于10月12日由国务院正式转发。恢复高考终于尘埃落定。文件规定，从1977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制度。

1977年冬，中断了十年之久的高考在全国各地全面进行，570万热血青年怀揣着对美好明天的希冀步入考场，其中27.3万人最终被录取。他们当中有工人、农民、战士，有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也有机关、学校青年工作人员。紧接着1978年夏，全国610万考生参加高考，40.2万人被录取。

     恢复高考决策的及早出台，为摆脱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人才匮乏、青黄不接的窘况，及时培养和输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大批优秀人才，起了决定性作用。不仅如此，它对于当时推动恢复确立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性转折，对于后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恢复高考40多年来，每年的高考都是全社会高度关心关注的大事，它承载着莘莘学子及其家庭的梦想，寄托着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恢复高考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符号，是中国人永远的集体记忆。邓小平为这一决策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以及所展现出的战略眼光、政治勇气和果敢作风，也深深地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

文章刊发在：《百年潮》杂志2024年第7期；作者姜淑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三研究部原主任、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