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先春：新时代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战略考量和实践要求

一、不断深化对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律的认识

经过长期以来的接续奋斗，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我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文化影响力、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正是在这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立足基本国情，积极探索新型工业化的发展规律，不断回答和解决事关新型工业化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辩证处理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到世纪之交，我国总体上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与此同时，世界性的信息化潮流迅猛发展。在这样的形势下，如何处理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应该全力推进信息化，工业化可以放弃不管。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我国当务之急是重点发展传统工业，继续推进工业化，有了基础后，再大力发展信息化。应当如何处理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关系，就成为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面对工业化有待继续推进而信息化建设又时不我待的局势，我们党深刻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面临着双重使命：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又面临着实现信息化的艰巨任务。由于我国的信息化不是出现于工业化成熟阶段，而是在工业化进入中后期的过程中开始的，因此，我们决不能像西方经济发达国家那样，先走完工业化，然后再推进信息化，更不能用信息化取代工业化，而必须同时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如果按部就班地在完成工业化后再进行信息化建设，就会坐失良机，永远无法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反之，如果放弃工业化，把建设重点全面转向信息化，也不符合我国国情，还可能欲速则不达。

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双重使命，决定了我们必须以工业化作后盾，信息化作先导；决定了我们必须把工业化作为信息化的基础，让工业化为信息化的发展提供物资、能源、资金、人才以及市场；同时也决定了我们在加快信息化建设的同时，必须着重巩固和发展工业化，不断夯实信息化的工业根基。对我国来说，在工业化中后期大力推进信息化，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力推进工业化一样，具有同等重要的战略意义。没有工业化的积累，信息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信息化的带动，工业化就不可能顺利实现。把工业化同信息化对立起来，或者埋头于工业化而置信息化于不顾，或者脱离工业化现状而盲目追求信息化，都是片面的、不可取的。

2000年 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作为一个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方针确定下来，作出了“加快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重大决策。加快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是我们为推进产业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而采取的重大举措，实质是发挥后发优势，依靠信息化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2002年 11月，党的十六大作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大决策，明确提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是我们党的重要文献中首次提出新型工业化并对其进行战略部署。高、好、低、少、优五个字，揭示了新型工业化道路与传统工业化道路的鲜明区别，指明了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是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的工业化发展道路。

工业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标准和道路不尽相同。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道路的基本特征是：依赖从世界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掠夺能源、原材料，并倾销其产品，结果造成全球范围贫富两极分化、资源大量消耗和生态环境恶化。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工业化，世界上没有先例可循。由于人口规模、资源禀赋、历史条件的不同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决不能重复别国走过的道路，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避免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工业化，国际环境和我国基本国情决定了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已走不通。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又使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成为可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在总结世界各国工业化经验教训基础上，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把握科技发展趋势，根据信息化时代实现工业化的要求和有利条件而提出的。

2007年 10月，党的十七大在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提出，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涵。2010年 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从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到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从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到提出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反映了我们党对工业化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二）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全面认识新型工业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宏观全局，适应时代要求和形势变化，根据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时俱进谋划、推进新型工业化。在这个过程中，习近平立足国内、放眼世界，就推进新型工业化发表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前人从未遇到过、西方经济学无法解决的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深入思考新型工业化所处的历史方位问题。2013年 9月，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习近平作出“我国进入了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并联发展、叠加发展的关键时期”的重大判断。这就揭示了“四化同步”的典型特征，阐明了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融并进、互促共兴的内在关系。

在认识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过程中发挥“四化同步”的整体效应。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2013年 12月，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作出我国经济发展已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的重要判断。针对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速会不会进一步回落、能不能爬坡过坎等疑问，2014年 11月，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指出：“我们正在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这有利于化解各种‘成长的烦恼’。”2015年 1月，他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指出：“现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转方式、调结构，必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四化同步”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不仅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动力，也为世界经济发展释放出巨大需求。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新型工业化。2015年 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五大发展理念，为我们把握、衡量、推动新型工业化提供了遵循。比如，针对我国长期存在的发展不协调的突出问题，2016年 5月，习近平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要立足于科技创新，释放创新驱动的原动力，让创新成为发展基点，拓展发展新空间，创造发展新机遇，打造发展新引擎，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提升发展整体效能，在新的发展水平上实现协调发展。”新发展理念是指挥棒、红绿灯，新型工业化是新发展理念在工业领域的生动实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必须坚持用新发展理念引领新型工业化，着力推动工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助推工业结构转型升级。2015年 11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 1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生产端入手，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简言之，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正是牢牢抓住了“三去一降一补”这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我国新型工业化才能在我国经济爬坡过坎的关口发挥了“发动机”和“稳定器”的作用，推动我国经济运行保持在中高速增长的合理区间。

以实体经济为着力点夯实新型工业化发展根基。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必然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针对一段时间以来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困难增大、一度出现的脱实向虚的苗头，习近平在 201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振兴实体经济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向振兴实体经济发力、聚力。”习近平明确提出了“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夯实实体经济”、“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的要求，有力扭转了脱实向虚的不良倾向，巩固壮大了实体经济根基，为新型工业化的健康发展夯实了基础。

立足新发展阶段部署新型工业化的总体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这也对我国推进新型工业化、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提出了新要求。党的二十大将“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等一起纳入 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之中。这是我们党在深刻把握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既鼓舞人心又符合实际的奋斗目标，为新发展阶段推进新型工业化指明了方向。

聚焦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基于我国发展阶段和环境变化，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2020年 4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明确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2020年 5月，他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经济界委员联组会时，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分析了新冠疫情的冲击，分析了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交往受限、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不利局面，指出我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强调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践，极大提升了我国发展的安全性稳定性，有力彰显了新型工业化在促进国民经济循环畅通、提高国际竞争力中的“压舱石”作用。

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大任务。2020年 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要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基本立足点，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着力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更好统筹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必须遵循的重大原则之一，要求我们既要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助推和创造新需求，又要以规模扩大、结构升级的高品质内需牵引和催生高质量供给，推动供需两端同时发力、协调配合，这样才能切实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的“定海神针”。2021年 1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出现了变化，特别是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出现了变化。劳动力成本在逐步上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达到了瓶颈，旧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已经难以持续，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全面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更强调自主创新。”推进新型工业化，客观上要求我们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迫切需要，也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战略选择。新发展格局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基础，经济循环畅通需要各产业有序链接、高效运转。2020年 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要把增强产业链韧性和竞争力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着力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2022年 12月，他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有世界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潜力最大的内需市场，要切实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抓紧补短板、锻长板。”“要在重点领域提前布局，全面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既巩固传统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又创造新的竞争优势。”2023年 1月，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针对全球产业体系和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多元化布局、区域化合作、绿色化转型、数字化加速的态势，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新发展格局的产业基础”。

总之，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探索中，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在决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征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型工业化的认识越来越深刻、思路越来越清晰，极大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对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规律性认识。

二、新时代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性紧迫性

经过长期以来的持续努力，我国新型工业化稳步推进，经济根基愈加稳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新型工业化捷报频传，取得历史性成就。我国制造业规模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移动通信网络，新能源汽车、光伏产量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我国产业规模和体系优势更加明显，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创新力、竞争力、抗风险能力显著提升，产业智能化、融合化、绿色化转型不断加速，产业整体实力和质量效益不断提高，为有效应对外部打压、世纪疫情等严重冲击提供了有力支撑，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新征程上，我国发展内外环境、条件发生深刻变化，我们必须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深刻认识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性紧迫性，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深刻领会党中央作出这一重大决策的战略考量。

（一）夯实国家发展根基的战略选择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国家综合国力的根基。新时代我国发展阶段、发展形势、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了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使命。

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实现新型工业化，能够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至关重要。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前提、基础和核心动力，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没有强大的工业，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就难以实现。工业强国是建设农业强国、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和世界一流军队的重要支撑。我国新型工业化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总体上看，我国工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自主可控能力还不强，工业大而不强的格局尚未根本改观，部分领域和关键环节存在突出短板，发展面临资源约束趋紧、要素成本上升等多重难题，正处于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迈进的重要关口。为此，我们必须乘势而上，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支撑。

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是振兴实体经济的客观需要。实体经济是我国发展的本钱，是构筑未来发展战略优势的重要支撑，是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拥有 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和 666个工业小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四成以上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极大增强了从容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信心和底气。但同世界工业强国相比，我国产业基础不牢、地基不稳问题仍相当突出，特别是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产业技术基础等方面，对西方国家的依存度较高，产业基础投入严重不足，许多产业面临“缺芯”“少核”“弱基”的窘境，这些短板亟待补齐。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科技与产业竞争，我们必须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保护好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提高制造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确保我国在大国博弈中赢得竞争新优势，掌握发展主动权。

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新型工业化建设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作用。高质量发展是真正体现新发展理念、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的发展，是注重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分配失衡转向共同富裕、从高碳增长转向绿色低碳的发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工业依然是推动经济增长、保障物质产品供给、带动其他产业升级、促进科技创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支柱。离开了工业的高质量发展，就不可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和要害在工业，困难和薄弱环节也在工业。目前，我国产业发展在规模体量、结构体系、质量水平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在一些优势产业和重大科技领域取得国际领先地位，但供需结构不协调、低端领域竞争加剧、高精尖产业占比偏低、关键核心领域“卡脖子”等问题越来越突出，难以适应新发展阶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为此，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穿新型工业化全过程，在促进技术进步和结构优化升级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二）塑造大国竞争新优势的迫切需要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方位、深层次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产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加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调整，大国竞争博弈日益加剧。我国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既有实现跨越发展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

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我国新型工业化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当今世界，科学研究范式发生深刻变革，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期。科技创新广度显著加大、深度显著加深、速度显著加快、精度显著加强，颠覆性技术、前沿技术不断涌现，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虚拟现实、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突飞猛进，日益向高端制造、先进材料、能源资源、生物工程、环境保护等方面加速渗透，引发多领域系统性、革命性、群体性技术突破，孕育一系列新产业新应用新业态。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新能源、新材料、空天海洋、卫生健康等领域技术的梯次成熟、应用、扩散，技术迭代频率加快，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技术日益交叉融合，跨学科、跨领域的集成创新越来越多。鉴于国家间的技术优势加快变迁，世界主要工业大国纷纷制定发展战略，加强前瞻部署，强化政府引导和政策支持，力图抢占先机、赢得主动。适应产业科技新趋势，我们必须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催生更多新技术新产业，开辟更多新领域新赛道，增强发展新动能新活力。

二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对我国新型工业化建设提出了新要求。科技创新深刻重塑生产力基本要素，推动生产力向更高级、更先进的质态演进。新质生产力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代表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趋势，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以创新为第一动力、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的高科技生产力，是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要载体、持续推动产业结构跃迁的高效能生产力，是以新供给与新需求高水平动态平衡为落脚点、促进社会大生产良性循环的高质量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推动制造业生产方式、发展模式和企业形态发生根本性变革，对制造业的传统模式及发展方式带来挑战。新质生产力成为大国博弈的必争战略领域和前沿阵地。我们必须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轨道新空间，增强我国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

三是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深度调整对我国新型工业化建设提出了新要求。近年来，国际局势错综复杂、变乱交织，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各国内顾倾向上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经济逆全球化思潮抬头，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创新链出现新的结构性特征，全球产业链重组、供应链重塑、价值链重构不断深化。受新冠疫情反复延宕的冲击，许多国家意识到在特定地区集中生产、缩减库存等提升效率方式的脆弱性，纷纷采取措施保障关键领域供应链安全。跨国企业供应链布局由传统成本和效率导向，转向更加重视韧性和安全，呈现出本地化、区域化、多元化、分散化、碎片化等新特征新趋势，推动全球制造业发展格局深刻调整。与此同时，先进制造业领域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纷纷推进“再工业化”，推动高端制造业回流，一些新兴经济体凭借成本等比较优势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全球产业结构在生产要素、生产组织、业务流程、空间布局、价值形态等各方面发生深刻变革，进而导致全球产业格局发生重大改变。为此，我们必须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优势、全球最完整产业体系供给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需求优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立足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加快形成全球竞争新优势。

四是美西方国家的遏制打压给我国新型工业化建设带来严峻挑战。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重新认识工业在支撑创新、吸纳就业、促进增长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纷纷推出一系列振兴制造业的法律和政策，制造业领域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世界制造业已形成多强并存、多区域发展、多元共治的新态势。由于不甘于“东升西降”特别是“中升西降”，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针对我国先进制造业的打压不断升级。其手段包括加征关税、高技术产品断供、市场封闭、限制科技人才流动等，无所不用其极，妄图遏制中国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面临更加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这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绕不开、回避不了的难题，也是必须迈过去的一道坎。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定信心和决心，保持战略定力，解决近忧、兼顾远虑，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必须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抓紧补短板、锻长板，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深化国际产业合作。这是增强抗压能力、对冲能力和反制能力，筑牢国家安全屏障的应对之策。

三、落实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点任务

推进新型工业化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习近平指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刻把握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基本规律，积极主动适应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穿新型工业化全过程，把建设制造强国同发展数字经济、产业信息化等有机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个战略任务，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坚持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支撑，坚持以建设制造强国为战略重点，坚持以满足人民高品质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牢牢把握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实践要求，扎实推进各项重点任务。

（一）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高度，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控尤为重要，推进新型工业化必须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总的来说要做到双管齐下，一方面要补齐上一阶段发展遗留的短板，另一方面要锻造面向未来的长板。

一是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堵点卡点。聚焦事关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需求，找准“卡脖子”“掉链子”薄弱环节，着力补短板、锻长板，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提升产业体系自主可控能力，确保在被国外断供的极端情况下国民经济内部可循环。围绕重点产业链深入推进强链、补链、稳链、延链、升链，发挥“链主”企业带动作用，强化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大中小企业协同攻关，促进全产业链发展。二是调整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布局。深入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形成优势互补、差异化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三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完善产业安全发展环境，开展重点领域产业竞争力调查和产业安全评估，提升风险识别和协同处置能力，建立健全立足我国实际、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产业救济工作机制和政策体系。进一步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产能储备和备份。四是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实施重点产业国际化战略，积极发展外贸新业态，持续推进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建设，促进内外产业深度融合，推动构建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二）聚焦提升产业创新能力这个关键环节，大力健全完善产业科技创新体系

工业是技术创新活动最活跃、创新成果最丰富、创新应用最集中、创新溢出效应最强的领域。产业科技创新是新型工业化的根本动力。“要围绕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等战略任务，科学布局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必须把增强产业创新能力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在企业、技术、平台、服务等方面持续发力，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一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企业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明确定位，表明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上升到新高度，更加强调推动企业向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等创新链前端延伸，突出企业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全过程的主体地位。我们需从要素、政策、项目、市场等多方面着力，支持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中的主体，扩大企业在国家创新决策中的话语权，推动企业提高对国家技术创新规划、计划等的决策参与度。二是系统布局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围绕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的关键领域，加强全产业链谋划和中长期系统布局，一体化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迭代应用、生态培育。健全“揭榜挂帅”等新机制，加快突破一批核心技术和标志性重大战略产品。三是建设高水平产业科技创新平台体系。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鼓励企业与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共建创新联合体，支持行业领军企业建设高水平研发机构，加快建设完善需求导向、应用牵引、企业主体、“政产学研用金”高效协同深度融合的产业科技创新体系。促进科技成果高效转移转化，加快科技成果工程化产业化。高质量建设一批制造业创新中心，强化重点产业关键共性技术供给体系。四是持续优化创新生态环境。加强产业科技创新服务支撑，完善激励创新的政策支持、要素投入、激励保障、服务监管等长效机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加强重点产业专利布局和运用。加强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培养造就一批产业技术创新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三）突出重点领域，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习近平指出：“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壮大实体经济，抓实体经济一定要抓好制造业。”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展壮大实体经济，都离不开制造业，要在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上继续下功夫。”必须坚守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巩固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保持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基本稳定，避免经济脱实向虚。既要坚持系统考虑、统筹兼顾，同时又要开展辩证施策、靶向治疗，针对不同产业制定差异化、精准化政策。

一是加快改造升级传统产业。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不能简单当成“低端产业”退出。要实施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工程，加快“智改数转”，大力推动企业设备更新、工艺升级、数字赋能、管理创新，推动钢铁、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加快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提升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二是巩固提升优势产业。加强新技术新产品创新迭代，增强新能源汽车、太阳能光伏、移动通信、电力装备等领域全产业链优势，增强高端产业供给能力，推进产业集群化发展，打造更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制造”高端品牌。三是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加强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深入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扩大应用场景建设，构建产品配套、软硬协同的产业生态。四是前瞻布局未来产业，重点推进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健康等六大新赛道产业发展，打造人形机器人、元宇宙、量子信息、生物制造等创新标志性产品，努力成为世界未来产业重要策源地。五是推动产业协调发展。加强数据互通、标准衔接、设施共享，完善产业配套体系，提升不同产业链以及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协同性。以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导向，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进先进制造业同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

（四）牢牢把握产业形态发生的根本性变革，扎实推进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习近平强调：要“推进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发展”。当今时代，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时代浪潮正在向各产业各领域广泛传播和渗透。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赋能和绿色低碳发展是新型工业化的鲜明标识，也是制造业规模扩大、技术水平提升、国际竞争力提高、全球价值链掌控力增强的关键推动力。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已经成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加速器，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形成强力支撑。

一是加快工业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新型工业化的技术特征。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对制造业进行全行业、全方位、全链条改造提升，全面深化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着力推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服务等全生命周期数字化普及应用。二是促进工业智能化转型。人工智能赋能给新型工业化注入新的动能。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大力发展智能产品和智能制造装备，加快智能工厂、智慧供应链建设，赋能传统产业以新的应用场景，从而释放新技术新应用对制造业的放大、叠加、聚合、倍增效应。统筹推进算力、算法、数据、应用资源协同的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建设，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三是推动工业绿色化转型。绿色低碳是新型工业化的生态底色。要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工业的全领域、全过程，使工业与生态、工业与城市和谐共生。锚定双碳目标，稳妥推进工业领域碳减排，统筹实施重点行业碳达峰行动。提高工业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和清洁生产水平，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制造生产体系。完善绿色制造服务体系，积极利用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绿色低碳发展模式、开发绿色低碳产品、打造绿色低碳消费场景。推进资源节约高效利用，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绿色能源体系。

（五）以做强做优做大企业为目标导向，全面提升企业竞争力

“企业是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的重要力量”。作为国民经济的细胞，企业对市场供求关系和创新需求最为敏锐，最能发现和把握科技创新的方向。工业强，企业必须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一个题中应有之义，就是充分发挥大企业主力军和中小企业生力军作用，加强优质企业梯度培育，充分激发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微观主体活力和动力。

一是发展壮大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提升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和科技领军企业。大力支持龙头企业发展，加快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和生态主导力的产业链领航企业。二是培育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坚持管理和服务并重、发展和帮扶并举，加快完善中小企业工作体系、政策法规体系、优质高效服务体系和运行监测体系，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三是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发挥大企业在技术、标准、资金、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和中小企业在产业创新、强链稳链中的支撑作用，支持中小企业深度融入大企业供应链，推动大中小企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全面融通。四是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激发企业家创新活力，着力培养富有创新精神、冒险精神、科学头脑和国际化视野的优秀企业家队伍。鼓励企业家与科学家深度合作，加快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六）不断增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动力与活力，切实提升产业治理现代化水平

产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产业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推进新型工业化，必然要求提升产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努力形成高效的组织领导体系和统筹协调的产业要素配置体系，切实把产业治理优势更好转化为产业治理效能。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党委 (党组 )统一领导、政府负责落实、企业发挥主体作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做好各方面政策和要素保障，开拓创新、担当作为，汇聚起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强大力量”。

一是坚持和加强党对新型工业化的全面领导。要把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贯穿到新型工业化的全过程各方面，强化组织领导、政策支持和人才保障，完善横向协同、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增强产业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二是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政府职能从研发管理转向创新服务，切实谋划好战略问题、规划问题、政策问题、标准问题，突出服务职能。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和重点领域改革，促进产业发展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高效协同。完善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加快重点领域立法进程，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使新型工业化建设的各项政策举措既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又确保在法治轨道上健康有序运行。三是推动高端化转型。新型工业化的核心是高端化转型。瞄准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方向，适应个性化、差异化、品质化等消费需求，加强质量品牌建设，不断扩大优质消费品和中高端产品供给，提供更先进的技术、工具和优质服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四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着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支持外资企业在华投资兴业，鼓励有实力的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

综上所述，我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既有世界工业化的一般规律，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工业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落实新型工业化各项重点任务，推动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越走越宽广，以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新成效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作者：许先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党的文献》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