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伟伟：邓小平与新时期不结盟的外交战略

[摘 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国际战略家邓小平同志以高超的政治智慧，果敢决策，改变了20世纪70年代联美遏苏的“一条线”战略，实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战略。这一重大战略转变，是邓小平经过冷静观察和缜密分析，对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判断基础上形成的。不结盟外交战略的选择及其付诸实施，给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执行带来了极大的主动性，把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推向一个新境界，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赢得了一个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

[关键词]邓小平；不结盟外交战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国际战略家邓小平根据国内中心任务的需要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总结新中国成立后30年来外交工作的经验教训，以高超的政治智慧，果敢决策，对共和国外交政策进行了及时、重大的调整和充实，改变了20世纪70年代联美遏苏的“一条线”战略，实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战略。邓小平曾明确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不结盟外交战略的选择及其付诸实施，把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推向一个新境界，开创了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赢得了一个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

一、不结盟外交战略提出的前提和科学依据

制定正确的对外战略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依据，首先在于对国际形势的正确估量和判断，对当前时代特征的科学分析和把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拨乱反正和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形成，我们获得了一个心平气和、认真观察国际形势的良好时机。邓小平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于观察国际问题，以高度的政治敏锐力和鉴别力，对国际形势和世界主题逐步提出新的见解，对战争与和平问题逐步做出新的判断。

战争与和平问题历来是判断国际形势全局的重大问题。总体而言，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分析与判断是根据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理论为指导的。列宁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极大的不平衡，必然导致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市场、投资场所、原料产地和重新瓜分世界而发动战争。这一判断曾为相继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所证实。之后，斯大林又作了进一步阐述。他指出，和平运动可以使战争得以防止和暂时推迟，但帝国主义仍然保持，仍然存在，因而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也仍然是存在的。

列宁、斯大林的观点和论断，在相当长时期内代表着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遍看法，一直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基本认识。因此，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反复阐述新的世界大战有两种可能性，即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推迟或制止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也很大。如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对国际形势做出这样的判断：“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基于此，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把争取和平、为国内建设创造一个和平安全的国际环境作为对外工作的目标和方针，并在实践中率先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参加了有益于世界和平的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但可惜的是，这种客观、正确的分析判断在60年代未能坚持下去。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加之客观上来自东西方两面夹击的强大压力（中苏分裂、中美对抗加剧）以及美国侵越战争的升级，传统思维模式在中国领导人的分析和判断中又占据主导地位：改变了50年代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正确估计，忽视了东西方六七十年代已开始的缓和进程，夸大了美苏争夺导致战争的危险性，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甚至是迫在眉睫。这充分体现在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以此为前提，对世界主题和时代特征的分析判断也出现偏差，高估了世界革命形势，强化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

进入20世纪8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以美苏冷战为特征的世界两极政治格局，经过长期争霸已到了强弩之末，战争的威胁在日趋减少，和平的力量在不断扩大。邓小平经过冷静观察和缜密分析，对战争与和平问题逐步作出新的论断。1980年1月，他在题为《目前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这样指出：“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表达了世界战争可以避免，至少是可以推迟这样一个重要观点。这一认识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而逐步深化。1983年3月，他在分析了国际形势和美苏战略力量对比变化后断言：“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与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谈话时进一步指出：“1974年你来访问，我们曾经谈到战争危险，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我们感到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在增长。”1985年3月，他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又强调指出：总起来说，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所以，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后来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从以上的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邓小平就一直在反复考虑关于制约或爆发世界大战的两种可能性，哪种可能性更大的问题。到了1985年6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以超人的胆识、缜密的思维，深刻分析了世界战争力量和和平力量此消彼长的情况，认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这是一个意义十分重大、影响极为深远的战略决断。

不仅如此，邓小平还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外交思想，把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引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在维护世界和平、反对战争的斗争中，我们曾一度偏重于政治、军事斗争，忽略了经济发展这一和平因素。邓小平把和平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把发展视为制约战争、防止战争，以至消除战争的重要因素，以发展促和平。这是因为，世界和平的维护有赖于南北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如果没有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充分发展作为强有力的和平支柱，世界和平往往会缺乏坚实的基础，难以巩固和持久。发展问题解决得越好，越能保持世界的和平。在此基础上，邓小平从纷繁复杂的世界形势中审时度势，进一步概括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的英明论断，取代了过去的战争与革命的主题。他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后来他又进一步概括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

邓小平的上述论断，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时代特征的传统理论观点基础上的与时俱进发展，它精辟地揭示了当代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正确阐明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所处的国际大环境，为对外战略的重新选择和调整提供了科学依据。

二、不结盟外交战略提出的现实需要和可能性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苏争霸的态势较之70年代发生很大变化。苏联的霸权主义自食恶果，在阿富汗战争中陷入被动，军事上未能速战速决，欲进不能，欲罢不甘，国力减弱；而美国则在医治越南战争创伤后国力有所回升。里根政府上台后，实施“扩军抗苏，重振国威”的新战略，加强了对苏争夺的主动性。在与苏联的军备竞赛中，美国因执行庞大的“战略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而逐步摆脱70年代的劣势局面。这样，美苏较量由70年代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变为美苏对峙，互有攻守，各有得失。在这种美苏争霸势均力敌的形势下，在中美苏政治大三角的国际格局中，中国作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必须在外交上维持“政治均势”，将自己处于中立。否则，如果同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把中国偌大力量放到美苏天平的任何一端，都势必影响世界力量对比的平衡，不利于国际局势的稳定，也不利于中国作为一支和平力量在“两极”之外独立自主地发挥积极作用。

此外，在这一重大战略的调整中，中美、中苏关系的微妙变化，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直接引发了这次战略调整。基于对苏霸共同的战略考虑，中美于1979年1月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但进入80年代，中美关系出现了曲折甚至一定程度上的倒退，究其原因是美国决策者的错误认识造成的。他们认为，中国军备落后，中国为对抗苏联的威胁而与之建立战略关系，是中国有求于美国，而美国无求于中国。他们以战略关系要挟，企图迫使中国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让步，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台湾问题。中美两国刚一建交，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该法案违背中美建交协议，明确规定将继续向台湾提供武器和“防御服务”。里根政府上台后，声称要“充分实施”《与台湾关系法》，大力发展与台湾的“老朋友”关系，在继续向台出售武器问题上愈演愈烈，并把逐步减少售台武器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扯在一起。美国政府这种侵犯中国主权、公然干涉中国内政的霸权主义做法，引发了1981－1982年中美关系的危机，中国政府作出了强烈反应。1981年初，邓小平在同来访的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史蒂文斯等客人谈到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时表示：“以为中国有求于人的判断，会产生错误的决策。”“不会像美国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中国出于反对苏联的战略会把台湾问题吞下去，这不可能。”随后，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他再次强调：“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邓小平在向世人明确表明中国坚定立场的同时，开始对中美战略关系进行深入思考，这成为中国政府果断决策改变“一条线”战略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1984年邓小平谈到中国外交战略的变化时所说，“中国对全球战略看法的一些变化，主要来自美国的变化。来自美国的变化中最深刻的是台湾问题。《与台湾关系法》对中国人民的伤害是不能低估的。”

中美关系出现曲折，中苏关系却有了转机。进入20世纪80年代，苏联经济形势日趋严峻，与美国长期军备竞赛使经济难以支撑，对外也由于入侵阿富汗而在国际社会中陷于空前孤立，内外交困迫使苏联不得不改变以往强硬的对华政策，作出改善苏中关系的姿态。1982年3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首次表达了改善苏中关系的愿望，声称苏联愿意与中国商定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改善苏中关系的措施，包括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关系。中国方面作出积极的反应。仅隔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注意到了这个讲话。中国方面也希望改善中苏关系。因为随着国内工作中心的转移，需要有一个和平安全的国际环境，其中周边环境尤为重要。苏联是中国最大的邻国，两国拥有7000多公里长的共同边界，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地缘政治现实。为了给国内经济建设创造一个有利的周边环境，以便能够脱出身来把注意力更多地投入到经济建设上，中国迫切需要缓和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此外，经济方面，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帮助新中国建设的156项工程的机器设备，经过近30年的使用，到了需要改造或更新的时候，这也需要同苏联开展经济技术交流。这一时期，对苏联国家性质的认识也开始改变，不再把苏联称为“社会帝国主义”。现实需要和理论认识上的转变，都促使中国谋求与苏联关系的改善。而要实现中苏关系的改善，“一条线”的对外战略显然不适宜了。

三、不结盟外交战略提出的国际经验和启示借鉴

20世纪60年代，美苏超级大国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对广大新独立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他们不愿卷入两大集团之间的冲突，迫切要求团结合作，走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道路，这样，不结盟运动应运而生。1956年7月，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埃及总统纳赛尔在南斯拉夫的布里俄尼岛举行会晤，提出了不结盟运动的思想。其后，经过5年的酝酿和筹备，1961年9月，第一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与会25个国家共同发表和平宣言，宣告了不结盟运动的诞生。此后，不结盟运动愈来愈发展壮大，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容忽视的、独立的、非集团的政治力量。不结盟运动所确立的不结盟、独立自主、非集团原则和反帝、反殖的立场，也得到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拥护和支持。

中国政府对不结盟运动给予坚决支持，在国际事务中与不结盟运动保持着良好的合作。1961年9月9日，不结盟运动诞生之初，《人民日报》即发表社论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一向赞成和支持民族独立国家的和平中立政策和不结盟政策”，“这些民族独立国家在摆脱了殖民统治、走上独立发展道路以后，拒绝参加帝国主义的军事集团，反对帝国主义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军事基地，主张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这不仅符合自己的民族利益，而且对于削弱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加强世界和平力量，具有积极的作用。”1979年6月18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高度评价不结盟运动奉行独立自主和非集团的政策，支持它反帝、反殖、反对一切形式的外来统治和霸权的正义立场。”同年9月2日第六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的前夕，中国政府致贺电指出，“中国政府坚决支持不结盟国家的正义立场和积极行动”，并相信“广大不结盟国家依靠自己的团结力量”，“将为进一步发挥不结盟运动的积极作用作出更大贡献”。中国政府对不结盟运动的支持和拥护，本身就说明了对其独立自主、和平中立和不结盟政策的肯定和赞赏。只是限于当时的国际条件，从国家安全考虑，中国还不能加入不结盟运动。随着20世纪80年代国际条件的许可，不结盟运动的成功经验引起中国政府的关注，为新时期外交战略的重新选择和调整提供了启示和借鉴。1992年，在第10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上，中国正式成为不结盟运动观察员国。

四、不结盟外交战略的实施及成效

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不同时期来自国际上的主要威胁，中国选择了结盟或准结盟战略，曾先后实施过联苏抗美“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和联美遏苏“一条线”的外交战略，有力地保障了国家安全，但也因此对中国的独立自主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制约，削弱了自身处理国际事务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实施不结盟战略对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外交，真正独立自主地决定和处理对内对外事务无疑是最佳选择。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邓小平决定改变联美遏苏“一条线”的外交战略，实行更为灵活与自主的不结盟的外交战略。在邓小平的指导下，早在1981年，中国政府就开始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包括对美政策，不再强调同美国发展战略关系。党的十二大前夕，中国政府改变集中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方针，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不管这种霸权主义来自何方”。党的十二大正式宣布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1984年5月，邓小平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明确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1985年6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正式宣布放弃“一条线”的战略，同时宣告：“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我们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这个我们说到做到”。应当指出的是，所谓“真正的不结盟”，既包括不与任何大国结成同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不依附于某个大国，做他们的附庸；也包括不把一些中小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罗致在自己的周围，由自己当盟主。中国一方面反霸，同时自己也永远不称霸。这种真正的不结盟，使中国的独立自主外交更加成熟、更加完善。对此，邓小平曾告诫我们：“人们说，中国在第三世界处于特殊的地位。我们说，中国只是第三世界的一员”，“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中国“永不当头”的思想，正是“真正的不结盟”外交战略在处理同发展中国家关系问题上的具体体现。实践证明，只有坚持这一原则，才能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分量，更好地发挥我们应起的作用，更好地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

只有真正的不结盟，才有真正的独立自主。不结盟外交战略的实施，给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执行带来了极大的主动性，把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推向一个新境界，较之先前我们对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坚持和运用更加自如，更富有成效。它有利于发挥外交的灵活性与主动性，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有利于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友好交往与合作，也有利于保持世界的战略平衡和国际局势的稳定，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赢得了一个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

今天的中国继续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坚持同所有国家都交往，同谁都交朋友，同各国人民一道，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人类进步事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奋斗。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研究员）

（来源：《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