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增岽 严雯瀚：海外学者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认识及其评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风雨与实践探索出的人类文明发展新模式，蕴含着党对人类未来前途命运、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深刻思考，是以全新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为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作出的重要贡献。此概念一经提出，就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通过深入分析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发现，海外学者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讨论主要从其提出依据、基本内涵、价值意蕴等方面展开。

一、对人类文明新形态提出依据的认识

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所以“新”，是因为它既立足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又有别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梳理海外学者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提出依据的相关论述，可以得出：从理论上看，海外学者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实践上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客观背景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一）理论依据

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文明的相关论述和具体看法，给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理论来源。

从唯物史观入手，人类文明新形态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明产生和文明发展的相关思想。首先，人类文明新形态强调了“文明是实践的事情”。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研究员迈克尔·索博利克（Michael Scott Sobolik）认为，中国今天的战略，就是通过文化建设讲述一个国家独特的历史和实践经验，并将它转化为外交政策。其次，人类文明新形态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明形态的整体性、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和传承性思想。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艾恺（Guy S.Alitto）指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独树一帜，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文明都不具备的独有特征，而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此外，人类文明新形态体现了文明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英国知名学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社会层面的发展，也需要文明、文化层面的发展”，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新的模式，现在正需要世界的关注”。

从国际视野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交往思想。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当代亚洲研究所主任亚历山大·卢金（Alexander Lukin）指出，“当今中国在接受西方进步理论和思想”的同时，也充分发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通过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使社会在技术、经济和军事上都具有极高的效率”。吉尔吉斯共和国国立大学学者阿卜迪加尼·哈利洛夫（Abdygani Khalilov）等人认为，“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中国文明正在获得国际认可”，“中国为人类在世界范围内的沟通提供了新机遇，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中国与这些区域进行文明交流”。美国爱达荷大学亚洲中心主任杰夫·麦克莱温（Jeff Kyong-McClain）和美国佩斯大学教授李榭熙（Joseph Tse-Hei Lee）等人指出，文明已经成为国家在国际政治中塑造正面形象的重要工具，中国将文明交流视为政府促进海外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让其他国家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加强文明交流。

还有部分学者通过回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其蕴涵的当代价值，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文化积淀，同时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作用。

首先，人类文明新形态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基因。维多利亚大学名誉教授罗伯特·贝德斯基（Robert E. Bedeski）对古老的中华文明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自古埃及时代以来，中国的文明体系就具有无与伦比的持久性。”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儒家和谐思想的改造，从而投射出一种新的、涵盖自由的各个方面的价值观，这给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文化根基。法国学者、复旦大学教授魏明德（Benoît Vermander）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合思想”的价值理念。“‘中华文化’被描述为‘和谐与合作的文化’，和合文化应该对应于道家、佛家和儒家传统的精髓，现当代，人们越来越强调中国文化的‘和谐精神’。”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副校长木古烈（Mugur Zlotea）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概念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特质，他强调中国人民“决不能忘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重要作用”。

其次，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阿根廷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培训中心研究员马塞洛·法比安·罗德里格斯（Marcelo Fabián Rodríguez）、鲁文·达里奥·古塞蒂（Rubén Darío Guzzetti）、胡安·洛佩斯（Juan López）认为，中华民族文化根脉及“两个结合”的相关论述富含创见，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人类文明面临巨大挑战背景下的中国思考，这深深启发了国外学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间关系的重新审视。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罗兰·博尔（Roland Boer）指出，习近平关于“两个结合”的系列重要论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和整体思维，这些思维方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高度相似性，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拥有的鲜明特征也与马克思主义的其他许多主张密切相关。新墨西哥州立大学教授韩慕肯（Kenneth Hammond）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思想，是一种动态的并根据实践经验不断发展的分析方法，在追求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通过“第二个结合”发扬光大。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中心主任胡里奥·里奥斯（Xulio Rios）表示，“中国共产党擅长学习西方哲学，尤其是将马克思主义同传统思想相结合，审慎探讨其在中国的适用性、努力挖掘其在发展阶段和现实挑战中的价值，这种结合为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有利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二）实践依据

现有外文文献主要从如下两个角度对人类文明新形态提出的实践依据进行了分析。

一种观点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科学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它标志着人类探索新文明的开始。譬如，贝德斯基认为，全球性卫生危机、全球范围内各种冲突不断加剧、全球变暖、俄罗斯的种种行为使美国在各领域内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原有的资本主义文明秩序遭受冲击，世界大变局正呼唤人类文明的重建。以色列海法大学教授本杰明·米勒（Benjamin Miller）和莫斯科卡内基中心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鲍诺夫（Alexander Baunov）指出，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美国自由主义霸权的兴起，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和2022年乌克兰危机的升级，再加上中美紧张关系加剧，近年来西方与俄罗斯之间以及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重新出现，种种现象表明资本主义旧的文明形态已经难以驾驭并容纳愈益发展的生产力和文明成果，新的文明形态亟待出现。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研究员云昌耀（Chang-Yau Hoon）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助理教授陈英杰（Ying-kit Chan）认为：“中国强调不同文明之间平等、对话、包容、互鉴和尊重的原则，旨在实现中国的‘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定程度上挑战了西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但也为中国通过人类文明新形态加强在全球的影响力提供了时代机遇。”

另一种观点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是实现中华文明重现辉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强调，随着中国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在世界上的权力和地位得到极大提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文明重焕荣光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而且不太可能消退。美国纽约大学助理教授玛莉亚·阿德莉·卡莱（Maria Adele Carrai）也认为，习近平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唤醒中华文明五千年辉煌的同时，也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最终的指向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他所强调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谋求霸权，而是实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想。牛津大学教授罗斯玛丽·富特（Rosemary Foot）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讲师艾米·金（Amy King）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表现出了更强的信心和主动性，在发展观中增加了一个宽泛的维度，即“共同发展”，不仅强调要建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共同发展的文明形态，还强调中国要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文明迈上新台阶。

二、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基本内涵的认识

人类文明新形态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它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是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海外学者根据不同的视角切入，主要形成了以下四种观点。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形态

民主作为人类长期奋斗的结果，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海外学者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开创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创造人民美好生活为目标，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一，海外学者比较了中西方文明形态在政治层面的重要体现，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相较于西方民主具有优越性。前者为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强调实质民主；后者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强调形式民主。正如土耳其韬博经济与技术大学教授穆斯塔夫·科特雷（Mustafa Kutlay）等指出的，“全世界的民主都处于危机之中，西方的自由民主始终在不确定、焦虑和不安全时代的背景下”。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教授吉德·恩泽利贝（Jide Nzelibe）也认为，“总的来说，西方民主的倒退和对全球治理和国际法（包括国家间贸易）承诺的倒退，在国际体系中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裂痕”。乌兹别克斯坦国立大学学者索比罗维奇·贝赫鲁兹（Sobirovich Turdiyev Bexruz）通过比较东西方民主国家，强调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民主国家注重的是对人的发展、精神世界和民主社会建设，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国家注重的是政治自由的保障，但一定情况下会变成脱离大众民主的精英民主。

其二，海外学者认识到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的文明形态。德国波恩大学教授马克西米利安·迈耶（Maximilian Mayer）和西交利物浦大学助理教授卡罗琳娜·帕夫利克（Karolina Pawlik）表示，每个国家都以某种方式试图发明、塑造和稳定集体记忆，以加强社会凝聚力和归属感，中国政府也毫不例外，它通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来稳固自身的文化和政治地位。拉脱维亚国际事务研究所亚洲研究项目负责人乌娜·贝尔津娜-切连科娃（Una Aleksandra Bērzina-Cerenkova）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对人民的承诺牢记心间，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一项历史使命，中国的发展方针一定是以人民为中心的，这样中国才能被视为对“人类文明和进步”作出显著贡献的国家。

（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文明形态

物质文明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础保障，精神文明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力量。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推动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积聚着强大的精神力量。

一方面，海外学者高度肯定了中国在物质文明层面的巨大贡献。世界银行2023年最新数据显示，在过去4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善于利用对外贸易和投资来推动其成功的经济发展。中国的GDP约为17.66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的27.35万亿美元。中国维持和进一步深化自由贸易对实现民族复兴的长期目标至关重要。牛津大学教授马修·伊利（Matthew Erie）表示：“中国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倡导者，特别是通过建立全球供应链、为海外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提供资金以及向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输出劳动力，其中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便是中国经济全球化的基石。”英国《社会主义中国之友》联合主编卡洛斯·马丁内斯（Carlos Martinez）指出，中国在解决贫困问题、促进全球发展、抗击新冠疫情、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贡献巨大，是真正意义上的“不可或缺的国家”，其中，精准扶贫的成功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制定规模如此巨大的扶贫计划。

另一方面，海外学者也意识到精神文明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应达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新境界。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凯瑞·布朗（Kerry Brown）指出，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目标，不仅是实现人民的物质需求，还要满足他们精神层面的愿望。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教授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认为，近几十年来，中国意识到“现代化”不仅指经济技术因素，还同时意味着社会的现代化，即社会与个人思想和行为的现代化。所以，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实现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同时也要实现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第一副主席谢尔盖·萨纳科耶夫（Sergey Sanakoev）提到，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社会凝聚力不断增强，“为推进高质量发展汇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三）服务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形态

海外学者认为，“在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的权利、福祉、生活条件等社会问题始终具有重要意义”，从这个角度说，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社会整体进步为目标的社会文明。

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是社会文明的追求之一。匈牙利学者阿卜杜马吉多娃·哈米达（Abdumajidova Hamida）强调：“国家和社会管理制度应有助于确保社会和政治效率，并应面向人民的福祉。”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教授克里希纳·保德尔（Krishna P.Paudel）指出，中国政府发起的农村环境改善行动，是推动中国政府实施乡村振兴、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重大任务，体现了中国在促进社会建设，保证城乡之间可持续发展所做的切实努力。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一份研究报告表明：“通过各种指标比较，如今中国政府比过去20年的任何时候都更受欢迎。平均而言，政府提供的医疗保健、福利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务远比2003年调查开始时更好，也更公平，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正在持续改善。”

健全社会治理制度，构建和谐社会是社会文明的另一项追求。英国学者霍利·斯内普（Holly Snape）指出：“在中国政治中，现代社会治理意味着人民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更重视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确保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伊朗政治家穆罕默德·巴格尔·卡利巴夫（Mohammad Bagher Qalibaf）指出，“和谐”思想被视为“中国文化中最珍视的理想”，是中国文明灵魂的存在，它诞生于儒家思想，包括“多样性”和“统一性”。这一概念在当今中国官方话语中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致力于实现对内建立“和谐社会”，对外建设“和谐世界”。世界银行在2021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消除农村地区极端贫困的目标已经实现，“十四五”规划中重申了通过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社会议程将从全国脱贫战略转向乡村振兴，防止返贫，缩小城乡贫富差距。可见，人类文明新形态秉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始终让广大人民参与到社会建设中去，让全部成果同广大人民共享。

（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形态

当前，许多海外学者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生态文明方面引领了国际环境合作，期待中国为全球生态保护发挥关键作用。

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原则方面，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等措施是为了建立一个造福子孙后代的生态文明，他超越了国家界限，既是为了中国人民的福祉，又是为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伦敦大学教授毛里奇奥·马里内利（Maurizio Marinelli）表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指向了实现可持续性目标的关键，并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提供了更深入的研究。”牛津大学格林坦普顿学院名誉研究员罗伯特·沃克（Robert Walker）等指出，生态文明反映了社会主义公平公正的原则，体现中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从而实现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

在维护全球气候正义方面，俄亥俄州立大学学者里德·迈克尔·库尔茨（Reed Michael Kurtz）认为，《巴黎协定》标志着国际范围内的气候治理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合作，其中中国作为最大的排放国之一，在协议签订一年后就达成了承诺，这是履行气候承诺的重要先驱。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山姆·吉尔（Sam Geall）和萨塞克斯大学科技政策研究中心高级讲师阿德里安·艾利（Adrian Ely）指出，随着美国正式退出《巴黎协定》以来，国际人士愈发质疑中国能否在领导力缺位的背景下维护全球气候正义，但鉴于中国当前对可持续发展和低碳创新的重视，可以看出中国正在坚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另外，英国学者阿伦·巴斯塔尼（Aaron Bastani）还提到中国在煤电、公共交通和植树造林方面的成绩，指出中国已经承诺停止新建境外煤电项目，与此同时，还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如建设高铁系统，增加植被覆盖率等。因此，“关于中国是否是气候领导者的争论应该得到肯定的回答”

三、对人类文明新形态价值意蕴的认识

许多海外学者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在重塑文明走向，推动社会主义文明发展、构建共生思维，促进人类文明共同繁荣、开创文明形态，贡献文明发展全新选择中具有重要作用。

（一）重塑文明走向，推动社会主义文明发展

人类文明新形态重塑了人类文明的走向，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形态，使中华文明再次站到人类文明进步潮流的最前沿，为促进社会主义文明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首先，实现中华文明的自我革新。法国政治学家柯蕾（Chloé Froissart）认为中国虽然要吸收其他国家的社会科学成果，但不能忘其根源和文化，需要充分挖掘中华传统文化并展示其卓越性，从而使其适应现代社会，让它具有跨越国界和时代的吸引力。马斯特里赫特大学学者托马斯·莫吉（Thomas Mougey）持续关注中国的现在与未来，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它的不断推进可以引发中华文化期待已久的重生。埃克塞特大学副教授格雷戈里奥·贝蒂萨（Gregorio Bettiza）和巴斯大学讲师德里克·博尔顿（Derek Bolton）将中国描述为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坐拥“老子、孔子和墨子等伟大思想家”，“尽管中华上下五千年有许多沧桑，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今天却焕发新的时代光彩，它使中国成功地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迈向了现代化。”

其次，解构西方文明的话语霸权。美利坚大学教授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指出，“虽然今天的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它建立的战后秩序正处于危机和衰落之中，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中，人们再也无法从单一文明的角度来处理全球事务。西方文明统治的时代正在结束，中国文明正在崛起。”美国政治学学者约瑟夫·格雷戈里·马奥尼（Josef Gregory Mahoney）认为，“习近平所强调的文明间深入交流与互学互鉴，是在反对文明的冲突、西方的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自我尊重及相互尊重的尊严和认同感的愿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系荣誉教授巴里·布赞（Barry Buzan）等人也指出，西方文明的主要表现形式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但是中国提倡的“文明平等”为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土耳其政治家艾哈迈德·达乌特奥卢（Ahmet Davutoğlu）看来，应对西方的文化霸权，应该效仿中国以“多元文明互动”为标志的新型国际秩序观。

最后，推动社会主义文明发展。海贝勒指出，“中国致力于建设成为一个‘文明’的现代国家，因为文明是进步的标志，也是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建设现代化国家和社会主义文化是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条件。”美国圣路易斯大学学者詹姆斯·鲁尼（James Rooney）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将中国建设成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引领世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将持续推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土耳其学者埃格·德米雷尔（Ege Demirel）表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面临结构性危机，但是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突出地位和成功表现，为“中心—外围”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它有利于推动中国持续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为社会主义文明发展作出贡献。

（二）构建共生思维，促进人类文明共同繁荣

人类文明新形态以整体性、共生性思维看待和理解不同地域、不同语言的社会与人群，它主张构建文明多样繁荣的社会形态、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反对在文明冲突中终结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致力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从而成为引领人类文明进步潮流的旗帜。

第一，立足人类文明多样性超越文明隔阂。剑桥大学教授戈兰·瑟伯恩（Göran Therborn）指出，“世界文明是多元的，所有的文明都是知识、经验和想象力的丰富宝库。揭示它们是对人类文明的宝贵贡献，特别是在一个大众文化往往淹没古典文明的时代，中国的文明史和其他任何文明史一样，是多元的。它给世界付出了很多，也从中得到了很多。”保加利亚科学院教授亚历山大·利洛夫（Александър Лилов）认为，要充分意识到人类文明多样性，超越旧有的狭隘文明观，提出“未来的世界政治不是由国家之间的关系决定，而是由各种文明之间的关系决定的。任何一个现代大国（包括美国）都不会拥有成为全球帝国的资源，任何一种文明都不会同意世界成为单一文明的帝国。世界秩序应当是多元文化包容发展、和谐共存的局面。”阿查亚和布赞写道：“人类社会的未来是现代性发展，与过去西方统治时期相比，它在文化和政治上更加多元化，而中国正在立足人类文明多样性，不断超越文明隔阂。”

第二，立足文明交流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正如澳大利亚人文学院院士、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蒂姆·温特（Tim Winter）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当代最引人瞩目的地缘文化概念之一，充分展示其作为中国和多个国家互联互通平台的战略价值，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调动了自身作为文明国家的地缘文化潜力，建立了与其他国家的联系，促进了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威廉·柯岚安（William A. Callahan）指出，传统的全球秩序观将文明视为冲突的场所，但随着中国逐渐跳出西方旧有的传统制度，作为当代全球秩序的参与者、维护者、改革者，中国秉持着开放包容的胸怀，这是超越“文明冲突论”，着眼于给社会主义文化注入新鲜活力的积极行为。

第三，立足国际关系民主化超越文明优越。德国科隆大学教授比约恩·阿尔（Björn AhI）强调，中国政府在每一届联合国大会上发布的立场文件，均详细阐述了对国内和国际政治的看法。比如，“各国有权独立选择适合其国情的发展模式，不应以自己的文明优越来否定其他国家的权益，各个国家必须维护《联合国宪章》的权威，致力于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安德鲁·内森（Andrew J. Nathan）也表示，“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是强调要平等对待所有国家，这个概念是具有平等主义的，它反对一切以文明优越感自诩、对其他文明居高临下的情况，努力推动大小国家相互尊重、一律平等，为实现以文明多样共存、和谐共生、交融共享、繁荣共进超越文明优越而努力。

（三）开创文明形态，贡献文明发展全新选择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为全球不同文明的和谐共处提供了新的方案，它为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价值内涵、为开辟与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贡献中国方案、为提出全球文明倡议擘画出世界大同蓝图，续写共同繁荣新篇章。

其一，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理念。挪威奥斯陆大学法学院教授佩里·琼斯（Perry Jones）指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无疑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样板，它对许多国家的吸引力还在于中国从不干涉他国内政和重视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合作，中国明确表示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教育学院名誉教授迈克尔·A. 彼得斯（Michael A. Peters）指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被习近平主席称为“世纪工程”，虽然该项目是中国的倡议，但却是以全人类的名义推动的，旨在实现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雅克表示，“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对抗思维的局限性，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认为“只有秉承共同的价值，和谐共处、协商对话，才能战胜诸多全球性挑战，为全人类争取更加美好的未来”。

其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方案。阿尔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为塑造国际法的前瞻性政治行动提供了思路，还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指明了路径。”布赞也表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最新概念表达，也是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更加自信的软实力基石，其中，‘一带一路’倡议便是‘命运共同体愿景的标志’。”柯岚安认为，中国拥护“相互尊重”“发展共赢”“和谐”等价值观，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中国始终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外交宗旨，以推动构建新的文明形态来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为目标。美国亚洲研究所政治与安全事务高级研究员纳德吉·罗兰（Nadège Rolland）强调，中国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已经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成为全球人民的普遍愿景。

其三，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勾勒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未来前景。美国玛卡莱斯特学院教授安德鲁·莱瑟姆（Andrew Latham）认为，“中国一系列的外交政策如全球文明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都是基于全球愿景的重要表现，它充分吸引了全球南方国家，旨在鼓励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国家要多多进行国际合作，将中国视为所有人的朋友，为加快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提供中国方案，为建立更具包容性、更有效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力量。”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图维亚·杰林（Tuvia Gering）指出，全球文明倡议的目标是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团结、和谐、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并支持全人类共同价值。与美国秉持的文明冲突论不同，中国的全球文明倡议是希望让世界文化大花园里百花齐放。

四、结语

从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百年之际首次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要“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再到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党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认识和理解一以贯之、步步深入。与此同时，中国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问题加剧。诸多因素的叠加使得人类需要新的文明观来指导，中国共产党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科学论断定会更加受到关注。

（一）对海外学者相关研究的评析

从现有的成果来看，海外学者主要围绕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相关的一般性论题，如提出依据、基本内涵、价值意蕴等内容进行了思考。从提出依据来看，海外学者认识到，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同的理论基础之上；在实践层面上，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批判性超越，同时汲取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经验，致力于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从基本内涵来说，海外学者分别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方面进行分析。从价值意蕴来看，海外学者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有利于重塑文明走向，推动社会主义文明发展；有利于构建共生思维，促进人类文明共同繁荣；有利于开创文明形态，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全新选择。

综观近三年来海外学者对人类文明新态的相关研究成果，他们总体上对人类文明新形态持积极、肯定的态度，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有利于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事业的发展。但仍然要看到，在海外学者的研究中存在两种偏误：一是部分学者虽然对人类文明新形态有一定理解，但又担心其挑战现有西方文明秩序；二是一些学者基于西方本位的思维，对人类文明新形态抱有敌视态度并刻意歪曲抹黑。以上观点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大体可以归结为如下两点。

一是基于意识形态和制度差异产生的偏见。一些海外学者带着“有色眼镜”来审视人类文明新形态，没有站在人类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演进的高度对人类文明新形态进行考察，更没有在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中科学地把握中国共产党人的天下情怀和使命担当。他们固守自己的思维模式，排斥来自中国本土的声音，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只是执政党获取政治合法性的政治话语，并坚持认为只有在西方文明的统治下，人类文明才会取得更好的发展。

二是缺乏对中国国情的深入了解。部分海外学者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认识和研究主要基于文本解读，尤其是从当代中国的国家政策文本与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战略规划出发研究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种直观的、线性的研究有时会与偏颇的政策解读相勾连，因为他们往往并不十分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价值追求，以及现实情况。

（二）有针对性地引导海外学者正确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

针对海外学者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认知，我们应该辩证地对待：一方面，要充分肯定海外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认知中积极的部分，对其中有建设性和启发性的观点或建议应当予以吸收；另一方面，对某些别有用心与罔顾事实的歪曲解读，应进行严正驳斥并阐明正确立场，在国际舆论场中积极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正名。

其一，深化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阐释。“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基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际，超越资本主义的文明形态；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和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文明形态；是中国为促进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所提出的新概念、新方案。因此，我们要深化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阐释，全面完整准确阐释好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科学蕴涵，增强海外学者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认知，形成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念认同。

其二，反驳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错误认知。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厘清海外学者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认知存在的问题，形成“问题清单”。要有效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传播话语，加强对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使海外人士更全面更充分了解和认识人类文明新形态。针对部分海外学者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刻意歪曲和抹黑，我们要永葆斗争精神、立场坚定、是非分明，层层剖析其错误认知产生的原因，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其三，积极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全新话语走向世界。近年来，中国围绕“和平”“发展”“文明”等全球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与实践，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要增强文明对话，促进文明交流，推进不同文明间的交流碰撞。在此基础上，我们要不断激活储藏在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的巨大潜能，使之形成改变全世界、造福全人类的现实效能，不仅要将现有的国内平台扩展延伸到国外，而且要重视对海外网络平台的利用，用多种平台和方式讲好中国故事，进而增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国际影响力、吸引力和感召力。

［杨增岽、严雯瀚：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章原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