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淼 潘超：海外对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认知和评价

当今世界正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经济增长乏力、气候变化、能源危机等全球性问题交相叠加，使得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弊端愈发凸显，全球治理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风险也明显加剧。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作出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的重大判断，发出了“要合作而不要对抗，要双赢、多赢、共赢而不要单赢，不断寻求最大公约数、扩大合作面，引导各方形成共识，加强协调合作，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强音。自“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这一重大命题提出以来，海外主流媒体、国际组织、研究机构、政要及学者纷纷对此开展研究并不断深化。盘点和梳理海外对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认知和评价，有助于我们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更有力地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一、海外对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动机和原因的分析

一个重要命题的提出离不开迫切的现实需要。纵观海外各界关于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动因分析，主要的看法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一）解决全球治理难题

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着金融危机、资源短缺、能源紧张、气候异常、重大传染性疾病大暴发、南北贫富差距拉大、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不断等全球性风险和难题。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理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实践，为解决全球治理难题提供应对之策。

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INSS）研究员亚历山大·佩夫兹纳（Alexander Pevzner）指出，中国主张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为回应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出现的全球治理难题。美国建立排他性政治集团、实施双重标准、采取以民主为名的霸权主义行径，为全球带来了一系列安全问题。近年来，中国多次要求变革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并提出全球安全倡议，试图抛弃和超越西方的地缘政治安全概念。英国萨里大学教授西蒙·柯蒂斯（Simon Curtis）认为，国际社会一直以来关注政治秩序问题，但并未能有效应对当前的气候问题、能源问题以及金融问题等治理赤字。对此，中国主张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这是一项不断融合和调整单个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折中方案，旨在统一国家间的集体行动，共同商讨和解决全球治理难题。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Lau China Institute）主任凯瑞·布朗（Kerry Brown）也认为，当前全球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加剧了经济发展、网络安全、公共卫生等治理赤字。中国为应对这些人类共同的挑战提出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张，这凸显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担当。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Valdai Discussion Club）项目主任蒂莫菲·博尔达切夫（Timofei Bordachev）表示，当前全球面临系统性危机，一场如何重塑世界的思想竞赛已经开始。但从目前来看，美国和欧洲都被自身问题所吞噬，无力应对全球问题。而似乎只有中国有意愿且有能力提出治理方案，承担治理重担，强大的治理能力和负责的担当意识是中国主张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关键所在。

（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全球性问题的层出不穷及高度不确定性反映出当前全球治理失灵的现状，究其根源在于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不公正不合理安排。因此，中国主张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意在通过对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不公正、不合理之处进行改革和创新，使其更具公平性、代表性和包容性。

部分海外学者基于中国追求全球治理体系权力结构公平性的角度进行分析。博尔达切夫指出，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最初是在没有东方和南方国家参与的情况下建立的，并没有考虑这些国家的价值观和利益需求，因而这种不公平性决定了中国要不断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同样，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名誉教授贝特朗·巴迪（Bertrand Badie）表示，“全球南方”作为一个国家群体之所以呼吁建立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就在于它们当初被冷战后旧有体系所羞辱和边缘化，导致被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排斥在外。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文学院院长杰里米·尤德（Jeremy Youde）认为，中国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在一定程度上是必然的，因为当前的国际治理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二战后的力量重组，但从那时以来，全球社会内部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全球治理机制的总体结构却没有跟上步伐，体现出一种滞后性。

也有海外专家从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不合理治理机制的角度进行分析。伊朗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院（IPIS）高级专家纳比·松博利（Nabi Sonboli）分析指出，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主要问题不在于何种价值观或制度，而在于如何维护和管理世界秩序。几十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作为全球规则的制定者，一直以“双重标准”的治理机制管理全球秩序。美国鼓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当我们观察美国及其盟友在乌克兰和中东地区的行为时，可以看到它们并没有身体力行，而是基于美国规则和利益进行占领、入侵、发展核武器，违反人权、国际法和人道主义法。而中国要求的全球治理体系则以联合国和全球的价值观和利益为基础，以多边共治为治理机制，能够满足不同国家的利益需求。

此外，还有一些西方媒体和海外学者偏狭地认为，中国主张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意在挑战自由主义世界治理体系，重新建立一套符合自身利益的新体系。对此，巴西瓦加斯基金会（FGV）国际关系专家奥利弗·施廷克尔（Oliver Stuenkel）指出，中国主张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不是寻求把原有的治理体系推倒重来、另起炉灶，而是在维护和支持现有机制的同时，与其他新兴国家一道建立起一些新的国际机构或机制作为有益补充，从而使得全球秩序更加完善和包容。

（三）提升中国的全球治理话语权

利益是国家对外行为的基本动因。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也是一项维护自身利益的战略主张。

美国詹姆斯麦迪逊大学政治学教授杨毅（Yi Edward Yang）认为，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目的在于打破当前治理体系中不平衡的话语结构，提高其作为规则制定者的地位，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系内一些不利于自身利益的机制。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外交政策研究所主任卡拉·弗里曼（Carla Freeman）指出，中国呼吁国际社会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治理新秩序，是为了提升其物质上、文化上的实力和全球影响力，这体现了中国国内视野与国际视野的统一。持类似观点的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副教授冯康云（Courtney J. Fung）也认为，中国主张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目的在于提升其世界影响力，以实现其利益合法化和价值观的广泛传播。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教授亚娜·列克西乌蒂娜（Yana Leksyutina）也表示，中国呼吁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其增强世界影响力的一种方式，对全球治理体系话语权的诉求是中国作为大国新发展阶段的开始。此外，瑞典隆德大学中东研究中心（CMES）高级研究员纳迪亚·赫尔米（Nadia Helmy）提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体战略部署为基础，旨在通过全球治理使中国在国际关系领域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二、海外对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优势和特点的认识

中国关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命题之所以被视作全球治理的新方案，就在于它有着不同于西方治理理念的优势和特点。

（一）公平性

中国以公平正义的治理理念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倡导全球治理的多边主义，追求公平包容的全球治理体系，这契合了大多数国家的普遍诉求。

孟加拉国拉吉沙希大学公共管理系教授普拉纳布·库马尔·潘迪（Pranab Kumar Panday）认为，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与西方形成鲜明对比，不同于西方在全球治理中的霸权主义，中国的全球治理以相互尊重和互不干涉为原则，推动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公平性的全球治理体系，这为我们追求更加公平、更加富裕的世界愿景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方案。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东亚高级研究员理查德·麦格雷戈（Richard McGregor）指出，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欺凌和掠夺之上的，而中国呼吁的全球治理是建立在公平和发展基础上的。换句话说，西方的治理理念是霸权和胁迫，而中国的治理理念是民主和平衡。巴基斯坦国立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CSC）副主任泽米尔·阿万（Zamir Awan）也提出，中国式的平衡方法和公正判断是其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同样，中国基于公平正义的治理理念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因而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中国总是为被压迫的弱国和小国发声，特别是那些无法保护自己权利的国家，所以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许多小国、弱国、欠发达国家和受剥削国家的共同期盼。

（二）合作性

全球治理是一项涉及全人类福祉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球各方共同发力。中国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治理原则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合作共赢是中国治理方案的显著特征。

西班牙中国问题专家胡利奥·里奥斯（Xulio Rios）指出，中国继承和发扬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在全球治理中始终坚持合作的治理原则，采取协商、谈判和对话的方式解决问题。可以说，没有中国的理念和方法，全球治理就无从谈起。美国国家亚洲研究所（NBR）政治与安全事务高级研究员纳德吉·罗兰（Nadège Rolland）也认为，中国关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张，能为世界提供一种更好的国际秩序，因为它是基于合作的、集体的和有层级的治理原则，这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下的原子化的、自私的和冲突的治理原则截然不同。这种合作治理理念也逐渐凝聚起广泛共识。葡萄牙智库中国观察（Observation for China）主席鲁伊·洛里多（Rui Lourido）表示，中国的全球治理以对话与合作的机制凝聚共识。在其引领下，金砖国家的合作机制被视为建立更加公正与和平的国际关系的希望，或可遏制美国霸权。《巴基斯坦观察家报》（Pakistan Observer）刊文指出，中国始终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原则，推动二十国集团始终坚持合作理念，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完善全球治理等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委内瑞拉外交部长伊万·希尔（Yván Gil）提出，在中国长期和一贯的支持下，七十七国集团各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更加紧密。团结合作成为“七十七国集团+中国”的基石，这对于捍卫真正包容和有效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推动实现更公平、更包容的世界至关重要。

（三）务实性

把科学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把美好愿景转化为现实图景，一直是中国治理方案的内在要求，而中国在全球治理行动中的实干与担当是其务实性的最好证明。

总部位于巴基斯坦的政府间国际科技组织南方科技促进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OMSATS）执行主任参谋恩格·凯瑟尔·纳瓦布（Engr Qaiser Nawab）指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聚焦经济全球化，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为全球发展挑战提供了具体解决方案，助力各国走上现代化道路，逐渐使全球治理从想法变为现实。美国华盛顿非洲战略研究中心（ACSS）中国问题专家保罗·南图利亚（Paul Nantulya）表示，中国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作出了一系列切实的努力。中国通过举办中非合作论坛、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等，向这些国家提供资助，用于建设港口、铁路、水坝和公路等，这在“全球南方”国家中获得了普遍的认同。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高级副总裁丹尼尔·伦德（Daniel Runde）指出，中国推动全球治理变革并非只是简单承诺，而是逐渐使其变为现实。中国越来越多地向“全球南方”提供真正需要的东西，包括开发能源和矿产资源、基础设施、港口，以及传统意义上的安全。此外，中国积极支援“全球南方”的高等教育，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教育监测报告》2020年的数据，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奖学金提供者，2020年中国向非洲学生提供了12000个学术奖学金名额。

三、海外对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影响和意义的评价

自“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命题提出以来，中国政府始终秉持公平、合作与务实的全球治理理念，在全球各领域展开全方位、多维度的治理实践。海外对此予以高度的关注，并深入探讨了其影响和意义。

（一）有助于推动解决地区热点问题

在公平、合作与务实的全球治理理念的引领下，中国在地区热点问题上始终坚持做和平的力量、稳定的力量，致力于劝和促谈，妥善照顾各方合理关切，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为和平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德国联邦经济发展与对外贸易协会（BWA）主席米夏埃尔·舒曼（Michael Schumann）提出，中国对伊朗和沙特阿拉伯长期敌对的关系进行了和平调解，促成了两国恢复外交关系的协议，这可以说是重塑了中东，甚至改变了美国在这个地区的作用。阿万指出，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对于最近的全球事务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斡旋伊朗—沙特阿拉伯的和平协议，限制巴以冲突以及推进阿富汗内部和解等。可以说，中国始终站在第一线，积极努力为全世界带来和平与安全。法国《世界报》（Le Monde）刊文指出，中国正在努力提升外交地位，不断发挥和平促进者的作用。在中方斡旋下，哈马斯、法塔赫等巴勒斯坦14个派别在北京共同签署了《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表达了克服分歧的意愿。欧亚地区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独立研究员凯斯特·肯恩·克洛米加（Kester Kenn Klomegah）认为，中国主张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思想可能在解决乌克兰危机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危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为中国将“合作”与“多极”作为全球治理的基本理念，采取包容和综合的方法化解冲突的根源，缓解地区安全危机，能为动荡的时代带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此外，巴基斯坦南亚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马哈茂德·乌尔·哈桑·汗（Mehmood UI Hassan Khan）表示，针对一些西方国家对叙利亚、古巴和委内瑞拉等国采取非常规的单边措施，中国提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等倡议，使公正、合作和基于法治的国际参与精神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让更多国家关注和讨论如何进一步促进人权发展，抵制以人权为幌子的威胁，特别是将人权武器化和政治化的风险。

（二）有助于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

中国始终坚持履行大国治理责任，坚定支持和践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巨大努力。

列克西乌蒂娜认为，经济金融实力大幅增强的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它创造了一系列的“公共产品”，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倡议、新开发银行等，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持和帮助，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2023年世界能源展望》报告指出，中国在全球能源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清洁能源使用量的增长，这种影响力将不断增强。中国作为一个清洁能源大国，2022年风能和太阳能新增发电量约占全球的一半，电动汽车销量远高于全球的半数，中国清洁能源的强劲扩张将会推动化石燃料需求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下降，这对于全球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肯尼亚埃格顿大学教授理查德·穆卢瓦（Richard Mulwa）认为，长期以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注重人才培养以及提供现代技术支持是中国参与非洲发展的重要举措。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农业治理体系变革，通过开展联合研究、促进技术转让和培育高产作物，为非洲粮食系统带来生机与活力。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中国在促进全球森林治理和打击森林砍伐中的作用》报告指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原木、木材、纸浆和纸张进口国和消费国，在促进全球森林治理体系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9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在促进木材合法化、森林认证、海外森林可持续经营、供应链和价值链绿色化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大力推动了全球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有助于推动构建各方合作的未来治理格局

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拓展了人类的认知边界和活动空间，深海、极地、外空、网络和人工智能等逐渐成为人类活动的新领域，如何治理这些新领域，成为当前以及未来全球治理的一项重要议题。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原则，积极为全球新领域治理凝聚共识，制定规则，以身作则提升新领域的治理效能，为推动形成各方合作的未来治理格局作出努力。

美国特洛伊大学教授乔纳森·哈灵顿（Jonathan Harrington）提出，中国关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张正在为南极大陆实现集体治理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支持和主张《南极条约》主权成员间的法律平等，推动南极治理更加民主和公正。同时，中国积极履行治理义务，建立考察基地，建造破冰船，主办南极条约协商会议，不断加大金融和物流投资，捍卫公地反对他国的领土主张。《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指出，近年来在世界各国对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司（外空司）的自愿资助中，中国的资助额位居榜首。中国高度重视联合国灾害管理与应急反应天基信息平台这一项目，致力于向世界各国、相关国际和区域组织提供灾害管理与应急方面的天基信息和服务，从而提高世界各国的灾害管理水平，减轻灾害风险。此外，中国以向其他国家开放空间站等方式积极推动国际间合作。阿联酋咨询公司“Green Proposition”创始人沙希德·侯赛因（Shahid Hussain）认为，中国关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张为未来人工智能的有序发展提供了指引。中国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呼吁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和开放发展，表达了中国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责任心、创新性、道德考虑和应对未来挑战的承诺。这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盏明灯，鼓励全球以共同的目标驾驭人工智能的复杂性，共同塑造人工智能的未来。

四、海外对中国进一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实践落实的期待

近年来，中国致力于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理念转化为行动、愿景转化为现实。然而，伴随着部分地区紧张局势加剧，逆全球化趋势愈发凸显，全球治理面临更大的挑战，因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推进落实依然任重而道远。因此，海外人士也期待中方进一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实践。

（一）期待中方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增添动力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洲—中国研究中心（CACS）主任戴维·蒙亚埃（David Monyae）表示，非洲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呼吁改革国际经济体系，以防止贫穷国家被边缘化。对此，中国为非洲国家提供了机会，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加强绿色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能源、税收、金融、减灾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建设，使非洲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受益匪浅。未来希望中国能够继续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回应非洲国家对于改革多边平台的呼声，为其提供更多的跨国基础设施投资，助力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成为现实。冯康云认为，中国将联合国视为国际秩序的核心组成部分，积极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改革，以有效解决新兴多极体系中复杂的全球安全问题。中国是联合国第二大维和出资国，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除此之外，近年来中国为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一系列公共产品，启动维和事务中心、成立主持维和情报与维和人员安全的专家工作组以及发表全球安全倡议等，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未来期待中国继续积极参与维和行动，并进一步在维和人员安全和安保、综合规划培训课程以及联合国建制警察部队的认证程序等方面提供支持和帮助，助力联合国维和行动得到更好的培训、设备和医疗服务。美国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MGF）发文指出，多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贫困治理，为非洲减贫和发展贡献力量。未来期待中国能够以自身的脱贫经验为非洲落后国家提供更好的减贫治理方案。中国可以通过提供作物改良、牲畜疫苗、技术应用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及技术设施，帮助非洲地区改善粮食安全状况，增加农民收入，解决温饱问题。美国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非常驻研究员詹姆斯·波顿（James Borton）分析道，当前，部分海洋领土的纠葛问题导致全球海洋治理陷入地缘政治的泥潭。对此，中国科学家呼吁，海洋治理是涉及人类福祉的重大问题，各国应开展海洋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挑战。近年来，中国积极举办海洋合作研讨会、成立海洋发展合作工作组、开展海洋联合检测实验等，推动全球海洋治理达成共识。期待未来中国能够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更多资源，例如可供部署的海洋研究船、海洋数据共享以及绘制生态敏感区域地图，推动海洋治理进入新阶段。

（二）期待中方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凝聚合力

人工智能平台“Thought Spot”首席技术官本·斯坦西尔（Benn Stancil）指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关键在于中国和美国的通力合作。没有中美双方的同意和积极协调，任何领域的全球治理都不可能推进。例如在解决巴以冲突问题上，由于中美双方在中东地区都具有独特地位，因此，期待中国和美国形成合作框架，与地区国家和联合国安理会其他成员国密切协调以结束加沙战争，这样的合作不仅有可能解决当前冲突，还有助于给整个中东地区带来和平的未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RIAC）学术主任安德烈·科尔图诺夫（Andrey Kortunov）表示，中国和俄罗斯都主张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希望中俄双方能够进一步凝聚力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从基本合作向更高级的合作形式迈进。阿万认为，随着非洲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强，非洲国家对于在全球治理中扩大代表性的需求不断提高。中国一贯支持非洲扩大代表性的呼吁，推动非洲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影响和作用。他希望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能够推动中非进一步携手合作，构建一个发展合作、共享繁荣的新时代。加纳议会高级官员塞缪尔·祖马（Samuel Zumah）也提出，当前“全球南方”在国际政治与公共事务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已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已然成为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新力量。未来中国需继续与“全球南方”协调一致，携手推动平等有序的多极世界。对此，意大利前外交官马可·卡内洛斯（Marco Carnelos）指出，七国集团成员国需要清醒过来，摆脱脱离现实和自我孤立的境况。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中，要真正承认中国的重要性，同时要保持言论与行动的一致，积极寻求和建设同中国的稳定关系，和中国合作推动更有效、更包容和更公平的全球治理。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研究员劳拉·玛伦巴赫（Laura Mahrenbach）等指出，新兴市场国家团结起来能够在全球治理变革中发挥更大作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需要制定条理清晰的人工智能议程，建立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对此，在中国的推动下，金砖国家集团逐渐从接受规范向制定规范转变，开展广泛的人工智能合作并逐渐制度化，表现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巨大潜力。

五、结语

总体上，目前海外各界对中国主张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大命题持积极态度和肯定评价，但是也不乏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发出怀疑和批评之声。他们将中国的全球治理方案视作治理“陷阱”，认为中国主张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志在争夺国际主导权。这种陷于“修昔底德陷阱”的错误认知，一方面是基于对自身利益的狭隘考量，正如博尔达切夫所说，“从西方的角度来看，世界秩序的不公正是公理，其他人为扩大其权利而进行的斗争自然被看作是对事物自然秩序的挑战”。另一方面是源于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部分西方政客和媒体囿于冷战思维，对社会主义国家持意识形态上的偏见，不愿承认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给世界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始终认为只有西方国家持有全球治理规则的绝对主导权，才能保证全球治理决策与行动的正确与合理。因而他们利用各种场合大肆传播和渲染“中国威胁论”“中国霸权主义”“中国新殖民主义”等论调，企图对中国的全球治理方案进行舆论上的剿杀。

鉴于此，我国在积极推动全球治理共同行动的同时，仍需大力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积极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中国治理理念对外传播体系，让世界看到中国、听到中国、相信中国。对此，建议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第一，扩大传播主体，打造传播队伍。将对外传播主体扩大至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等。在加强官方传播的同时，扩大国内学界和智库相关研究成果的传播范围，鼓励海外留学生、华人华侨参与话语传播活动以及培养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友好人士等，建立起一支强大的中国的全球治理话语对外传播队伍。第二，拓宽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方式。我国在注重打造较强国际影响力的旗舰媒体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民间传播的巨大力量，例如举办国际会议、开展访学交流以及开展经贸活动等。同时，还要用好数字化传播方式，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高效精准对接不同受众，对所存在的质疑及误解等进行积极的回应。第三，改变传播的话语叙事方式。在中国全球治理理念的对外传播中可增强其人文性和通俗性，尽量避免引起意识形态矛盾和冲突的元素。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多元文化融入话语叙事中，突出中华文明和中国智慧。同时，可借助短视频、小屏直播等视听一体化传播的叙事方式讲好中国治理故事，引起海外用户共情，构建起对中国治理理念的价值认同。

［王淼、潘超：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章原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