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均伟：关于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的几个问题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的文化旗帜，标志着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影响深远，在于其以深刻的学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性、以完备的体系论证其理论的科学性。”进一步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问题：一是深入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特质；二是拓展理论深度，紧紧围绕标识性概念、创新性观点、代表性论断深化研究，突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三是拓宽理论视野，深入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的继承发展关系，突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性贡献；四是立足实践引领，深刻阐述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突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指导性；五是端正文风话风，切实改进研究阐释的表达方式，彰显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代感召力。

一、深入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特质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具有鲜明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论特质，是对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和实践论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哲学体用一源、知行合一、道器同体的继承和发展，是实践性、人民性、开放性、战略性、辩证性相统一的理论体系。

深入阐释这一理论特质，要深刻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产生背景。这一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深刻互动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以实践性为例，这一思想源自实践，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进一步发展。而实践性的起点是问题意识。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对于文化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揭示。比如，他在 2012年12月考察广东时指出了在理想信念方面存在的问题：“一些领导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理想信念发生了动摇。一些人理想信念动摇，最后变成人生苦短，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人生如梦，人生能有几回醉、不欢更何待这样一些及时行乐思想。他们把当干部作为一种谋取私利的手段，不是为崇高理想而奋斗。”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他对文艺领域存在的问题作了深刻剖析：“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凡此种种都警示我们，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2016年，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他指出了新闻舆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面对媒体格局、舆论生态的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适应步伐还不够快，一些主流媒体受众规模缩小、影响力下降。面对新媒体带来的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理念、方式、手段还没有跟上，管好用好新媒体能力还不够强。面对受众阅读习惯和信息需求的深刻变化，一些媒体还是按老办法、老调调、老习惯写报道、讲故事，表达方式单一、传播对象过窄、回应能力不足，存在受众不爱看、不爱听的问题，时效性、针对性、可读性有待增强。面对‘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我国新闻媒体国际传播能力还不够强，声音总体偏小偏弱。面对火热的社会生活，一些同志深入实际不够，习惯于跑机关、泡会议、抄材料，或借助网络摘抄拼凑，有的甚至为一己私利搞虚假新闻、有偿新闻，严重损害新闻媒体公信力。”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他指出：“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哲学社会科学训练培养教育体系不健全，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完善；人才队伍总体素质亟待提高，学风方面问题还比较突出，等等。总的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文化领域的其他方面，也是从问题着眼的。

每个时代都会有属于自身的问题，发现问题、剖析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是理论创新的突破口，是理论创新的根本任务。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紧扣时代脉搏，突出问题导向，着力解决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一系列突出问题，进行科学判断，不断深化对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对文化建设的本质属性、根本原则、使命任务进行理论概括，并以此为依据提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推动文化自信、文化发展和繁荣。

深入阐释这一理论特质，要深刻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取向。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根本价值取向。人民群众是文化建设的创造主体。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新需求新期待作为全部文化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贯穿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整个体系。要深刻认识这一特质，不但要进行理论阐释，更要全面总结新时代文化产品生产、公共文化服务、文化设施建设等各个方面惠民、利民的工作部署和实践活动。

深入阐释这一理论特质，要深刻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开放襟怀。从人类历史看，那些自我封闭、唯我独尊的文明，都违背了文明发展规律，在历史大潮的冲刷中被淘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结合，坚持与时俱进、兼收并蓄，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深度广度。习近平强调，不同文明之间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有姹紫嫣红之别，要对人类各种文明始终秉持尊重包容的态度，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彰显包容开放的博大胸襟。这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蓬勃生机、旺盛活力和不断丰富发展的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思想指引，也为全球文化治理和文明交融提供了思想指引。

二、拓展理论深度，紧紧围绕标识性概念、创新性观点、代表性论断深化研究，突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最基础的也是最根本的，就是要把其中的概念、观点和论断研究清楚，把它们的相互联系解释明白。概念、表述和论断是支撑思想体系大厦的基础要素，体现出思想的原创性，展示出思想的理论穿透力和学术引领力。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一个创新理论的形成，往往是从新概念、新表述、新论断的提出开始的，之后经历了建立在概念、表述、论断基础上的系统集成，最后实现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

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标识性概念、创新性观点、代表性论断。其中若干重大的原创性概念，是之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都未曾讲过的新话，比如“文化自信”“文化主体性”“新的文化使命”“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等等。这些概念、观点和论断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是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钥匙。加强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首先就要原原本本研究这些标识性概念、创新性观点、代表性论断。一方面，要研究它们本身，把其内涵和外延理清楚，避免随意解读、泛化、误用；另一方面，要研究这些概念、观点和论断之间的关系，揭示它们的内在联系，避免逻辑不清、体系混乱；此外，还要深入研究这些概念、观点和论断的形成背景和发展过程、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这都是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的基础性课题。以这些重要概念的内在联系为例，比如，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精神独立性”“文化主体性”“新的文化生命体”三个概念，就构成了一个相互贯通、层层递进的有机整体。“精神独立性”指一个民族在精神层面的独立自主，具体来说，就是强调摆脱“西方学徒”心态，牢固树立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坚守自身的价值立场。习近平强调：“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也就是说，离开了“精神独立性”，“文化主体性”的基础就不存在了。习近平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文化主体性”彰显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文化传承和发展中的高度自觉、对自身文化价值的高度认同，是维系一个民族自立自强自信的精神纽带，强调立足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吸收借鉴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是“精神独立性”的外在表现和实践拓展，也是构建“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核心支撑。“新的文化生命体”是前两者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即在精神独立自主和以我为主发展文化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文化形态，产生“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三个概念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关联，完整阐明了中华文化自立、自主、自强的发展逻辑，深刻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揭示。

“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万仞之深。 ”习近平文化思想如果是一口深井，那么对基础概念、表述和论断的研究阐释，就是一寸一寸地凿井。只有把这些概念、表述和论断研究扎实、研究深入，我们才能把习近平文化思想这口井越挖越深。因此，标识性概念、创新性观点、代表性论断应当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阐释的出发点、着力点。

同时要看到，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标识性概念、创新性观点、代表性论断是多层次的，既有原理性的如“两个结合”“守正创新”，也有文化本体性的如“文化主体性”“文化自信”“全人类共同价值”，还有文化实践性的如“党的文化领导权”“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等等。对这些概念、观点和论断的层次进行科学界定，也是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的基础性工程。

三、拓宽理论视野，深入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的继承发展关系，突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性贡献

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必须具有大历史观，深刻把握其在前人基础上作出的新贡献，取得的新突破。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守正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的理论成果，要坚持历史思维，把习近平文化思想放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史中去把握，深刻理解其守正创新特征、继承发展关系。要在贯通理论脉络的研究中，深刻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源”和“流”、“体”和“用”，讲清楚习近平文化思想回答和解决了哪些前人没有遇到、没有解决的新问题，准确揭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

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不能割断根脉。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守正”的理论，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一脉相承。这种一脉相承的特征体现在多方面，比如，一以贯之地坚守社会主义文化方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立起新民主主义文化旗帜，提出要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新中国成立后，党提出了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既保证正确方向，又充分激发创造活力，为文化建设提供了根本立场与核心原则。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精神污染，提出要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着眼于在新时代新征程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突出强调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强调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目标、基本方向作了新的丰富发展。可见，虽然具体表述与时俱进，但贯穿党领导文化建设全部历史的核心原则与基本底色，始终不曾改变。

守正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在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性、守正性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要把握其发展性、创新性。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坚持“老祖宗”，同时又讲了很多“新话”，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的创新发展。这一思想敏锐把握时代新发展、世情国情新变化提出的文化新课题，围绕一些新领域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回答了很多前人没有解决或没有遇到的新问题。正是从这个角度说，它使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比如，关于“两个结合”。长期以来，我们党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始终强调的是第一个“结合”。新时代以来，随着中国道路越走越宽阔，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地位作用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习近平在继承“一个结合”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结合”。他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又如，关于“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随着我国国力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吸引力极大增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习近平对此进行深入思考和战略谋划，提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等一系列重要论断。再如，关于“掌握信息化条件下舆论主导权、广泛凝聚社会共识”。随着信息化快速发展，当前世界各大国均把信息化作为国家战略重点和优先发展方向，围绕网络空间发展主导权、制网权的争夺日趋激烈。面对这样前所未有的新课题，习近平站在时代和科技前沿，对如何做好信息化条件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进行了深邃思考，提出了一系列精辟论述。

这些重大理论命题和理论认识，必须坚持开阔的理论视野，保持敏锐的时代触角，秉持鲜明的问题意识，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来看才能看得更清晰。只有这样，我们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认识理解才能更准确全面，对这一科学思想的研究阐释才能更厚重精辟，对这一科学思想的历史贡献的认识才能更充分深刻。

四、立足实践引领，深刻阐述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突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指导性

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要深入研究这一思想背后的实践故事、实践成就、实践逻辑、实践力量，这样我们的研究阐释才有说服力。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实践的理论，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能够用于指导实践、回答现实问题，能够在实践中得到解释、得到检验、得到发展。也正因为如此，它才具有持久的理论生命力。

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代需要的产物。习近平指出：“理论的飞跃不是体现在词句的标新立异上，也不是体现在逻辑的自洽自证上，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回答实践问题、引领实践发展上。”习近平文化思想源于新时代的实践，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和升华。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文化激荡新态势、中华文明发展新课题、文化强国建设新阶段、社会思想文化新特点，习近平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进行深入思考，深刻阐明了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因此，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源于新时代文化建设实践、源于对现实问题的科学回答。

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导性，能够在实践中得到科学解释、得到成果检验。这一思想全面阐述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地位作用、目标任务、方针原则、战略路径、实践要求，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是一个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明体”，是说这一思想实现了“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深化了“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达用”，是说这一思想规定了“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导性，就体现在“明体达用”上，特别是体现在“达用”和明确“路线图和任务书”上。

习近平文化思想从内容上说，除包括一系列理论观点，还涵盖一系列战略部署。比如，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等等。这些战略部署，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全面阐述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基本框架和整体布局，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纲”和“目”。这些战略部署，是在长期实践基础上制定的，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根基、实践伟力，生动表明了这一思想是如何落到实践中去、又在实践中扎下根来的客观过程。

因此，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不能悬在空中，而是必须能落地。不能满足于纯理论上的思辨和论证，使理论与实践割裂、“纸面”与“地面”脱节。如果仅仅满足于逻辑上的自洽，从概念到概念、从观点到观点，回答不了现实中的问题，解决不了改革发展中的课题，这样的研究意义不大。只有全面结合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中的伟大实践进行学理研究和体系建构，才能打通理论与实践，真正理解其蕴涵的强烈的现实意义，深刻揭示其鲜明的时代性、指导性。

五、端正文风话风，切实改进研究阐释的表达方式，彰显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代感召力

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阐释，归根结底是要让更多的人理解和接受，要“让人懂、让人信、让人践行”，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能把理论落实到行动上、贯彻到工作中。这就需要注意一个表述方式的问题，也就是研究阐释工作中的文风话风问题。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说：“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当前，我们很多研究阐释存在一种突出现象，就是忽视鲜明性、生动性。很多研究成果，篇幅很长，但大量内容是照抄、拼凑，很少提出自己的理解和领悟，这样固然做到了“准确”，但缺乏了理论阐释的鲜明性、生动性。有些文章逻辑层次很多，话越说越长，一句话要拐很多道弯才能明白其意思；有些文章满篇术语，堆砌辞藻，新词叠着旧词，好像不如此就不够“学术”；有的用了很多半生不熟的西化语言，故作深奥、故弄玄虚；还有的拿着讲话当素材，玩文字拼接，句句引经据典，却没有一句自己的真思考。这样的文章，辞繁义寡，空洞无味，让人很难读下去。

习近平文化思想本身是生动的理论，它是从丰富生动的具体实践中结出来的理论果实。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要弘扬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文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改进文风，指出“要有很强的笔力”。他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少一些结论和概念，多一些事实和分析；少一些空泛说教，多一些真情实感；少一些抽象道理，多一些鲜活事例”，“要说老百姓听得懂的话，多一些‘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文章”。这些要求，对我们开展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阐释工作、改进文风话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我们党的老一辈领导人很注重文风问题，并且是生动鲜活文风的典范。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亲自改了一些文章的标题，把一些冗长、累赘、使人看了头痛的标题，改得鲜明、生动、有力，突出了文章的主题思想。比如，一篇文章原标题是《天津市东郊区詹庄子乡民生、民强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共33个字，毛泽东最后改为了9个字——《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简单明了，既抓住了主题，又能吸引人看下去。毛泽东强调，要避免“语言无味”。怎么做到语言生动？他提出了三个办法，即：“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这为我们改进文风提供了重要启示。

改进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阐释的文风话风，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紧扣群众需要、紧扣现实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不是“书斋里的学问”，不能闭门造车，要把文章写进群众心坎里，把“我们想讲的”和“群众想听的”结合起来，不能把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当成自我学识展示的舞台，沉浸在“自说自话”的迷幻中，而要以平等、尊重的态度与群众沟通，用大白话讲清大道理；要聚焦群众在文化领域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回应社会文化热点议题，增强群众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认同和共鸣；要用好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用鲜活的文化实践印证思想的力量。

（作者：王均伟，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学术和编审委员会主任、研究员）

（来源：《党的文献》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