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爱萍：陈云与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财经工作

重视吸收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在建党百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要在学习党的历史中，总结经验，揭示规律，把握发展趋势。新中国的财经工作，是党史和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系统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对东北解放战争时期财经工作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东北解放区是全国解放战争的总后方基地，可以说是新中国财经工作的摇篮；中共东北局主持财经工作的陈云同志，又恰是新中国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故笔者在建党百年之际，选择此课题，对新中国财经工作的源头进行研究，这对我们理解新中国经济起步的历史有帮助，对新中国经济史的学科建设也有帮助。从这个课题的研究状况来说，将东北财经工作与解放战争紧密结合的历史研究需要拓展，也需要深入。陈云在解放战争时期，是东北局主要领导人之一，参与领导东北解放战争的全局谋划，且代表东北局分管东北行政委员会的财经工作。所以，以陈云在东北解放战争的主要实践活动，特别是领导财经工作的主要实践活动为主线的研究，有益于我们对解放战争中党在东北财经工作的理解，也有益于我们对新中国财经工作方针、政策及经验由来的理解。

一、对创建北满根据地的全盘谋划

陈云来东北前，其理财能力已在党内受到高度关注。1944年3月至1945年9月，陈云兼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事实上主持西北财办工作。不足一年半，陈云即解决了当时陕甘宁边区在贸易、金融、财政方面的困扰，推进了生产的发展，如期实现了党中央确定的“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达到完全自给”；“公私兼顾，互助合作，一致对外”；“厉行节约，建立家务，备战备荒”三项政策目标。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多次提醒全党要高度重视东北的战略地位，“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国共力量对比也发生重大变化。党中央审时度势，9月，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成立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的中共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调配2万干部、10万大军和100个团架子的军队干部迅速进入东北。彭真、陈云等人9月18日到抵达沈阳。不久，陈云奔赴北满，担起创建北满根据地的重任。

创建北满根据地，是在东北民主联军与国民党争夺东北的激烈军事斗争中，党中央布下的一盘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棋局。11月1日，蒋军开始进攻山海关。11月2日，中央军委指示林彪、彭真，立即布置内线作战，阻止蒋军进入沈阳；同日，中共中央电示东北局，成立中共北满分局，陈云任书记。11月16日，山海关被国民党军攻破，当日陈云从沈阳飞至哈尔滨，宣布成立北满分局。随后，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高岗奉中央之命到达北满，正式组成陈云任书记，高岗、张闻天、李兆麟、张秀山为委员的中共北满分局，管辖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五省。北满是整个东北战场和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后方，中央派陈云、高岗、张闻天三个政治局委员在此坐镇，足以反映出北满战略地位的重要。

陈云是北满根据地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中共北满分局初创时，处境十分艰难，大部分县城被国、伪、匪合流的政治土匪把持。陈云积极与东北局沟通谋划，争取到东满、南满主力部队部分北调，增强了北满的军事斗争和地方工作力量，然后集中军事力量剿匪，为建立根据地营造稳定的环境；同时积极开展群众工作，进行反奸清算运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为创建根据地赢得民心。

在民运工作中，陈云根据北满地主武装多，且与土匪勾结，农民如不武装，便不敢斗争的客观情况，把经济斗争与武装斗争结合，提出并实施“经济——武装——再经济”的斗争政策。即：先通过经济斗争将农民发动起来；然后迅速武装农民，搜缴地主土匪的武装以加强力量；然后再进一步扩大经济斗争，发动群众。这一斗争策略在实践中的良性循环，使北满根据地的力量迅速壮大。其中，分配开拓地、满拓地、汉奸地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增加伙种雇工的实物工资或减低其租额，领导零工向地主、大佃农租地。这两项政策的实施，满足了占北满农村人口60%的雇工、零工、伙种雇工的要求，使北满根据地的建立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到1946年4月，北满65个县，我方已占58个县，其中农民已经发动的有16个县，宾县、宁安、木兰、方正、通河5县普遍深入，其余正逐步展开。

1946年4月20日，陈云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必须将北满建设成为全东北的大后方和最巩固的根据地”的战略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陈云在北满根据地，除领导剿匪和土改斗争外，加强了对北满根据地财经工作的筹划和指导，以夯实北满的经济基础，使北满不仅成为兵源及练兵的基地，还要成为东北解放战争重要的物资供应基地。

1946年2月22日，陈云主持北满分局电示所属各省工委：为了将来进行对外贸易，解决财政困难，各县均应开始征收救国公粮；各地财政问题应通过清算和搜集敌产敌资，恢复和发展工矿业，适当征收救国公粮及必要的税收来解决；因无准备金，对外贸易目前尚无把握，暂时不宜大量发行纸币。3月13日，陈云在北满分局干部座谈会的讲话中，对战争情况下的“生财之道”“理财之道”及经济管理做出全面部署。陈云提出：“财政经济问题即收与支的问题，亦即生财之道与理财之道”。生财之道有六项：清算敌伪财产、税收、发公债、发票子、征收公粮、贸易。理财之道有五项：紧缩开支；教育经费一定要计算到；提倡节约，防止浪费；各地方的经费可以独立自主，但要有相当调整；发展生产。在当时的情况下，陈云即把教育经费算在理财之内，显示出其在财经工作方面的远见。

陈云提出的“生财之道”“理财之道”对北满财经工作有重要推进。比如：清算敌伪财产。北满各省、市、县均成立了“敌伪资财清理委员会”，有的省还制订了没收敌伪资财办法。合江省1946年财政收入为2.76亿元，其中没收敌伪财产9800万元，占财政总收入的36.7%。又比如：紧缩开支。哈尔滨市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1月底，实行精兵简政，公职人员由935人精简为370人，每月开支节省400万元（东北票）以上；各局、科负责人的11辆马车全部停止使用，每月节省马料费10万元；由书局代印的文件，改为自行印刷，节省印刷费10万元左右；并采取措施节省燃料。在两个月中，共节约1200余万元。

同时，陈云在财经管理方面，向北满干部提出四项指导性意见。（1）各省、各单位要有管理财政的人。（2）要估计经济混乱的时间。陈云估计最少两年，通货膨胀不能解决，物价会涨。所以要买存物资，不要拿票子。（3）要有“预筹经济”观念。看大局，积累经济实力，以帮助解决全国部队的经济困难。“要准备搞到一千五百两到二千两金子”。（4）资材、器材的搜集要抓紧。这四项财经管理意见，不仅对北满根据地，而且对以后东北解放区财经工作全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经过一段时间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土改民运工作和财经工作的相互配合，5月14日—23日，陈云主持中共北满分局召开各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联席会，深入讨论军事、剿匪、群众、财经、后勤工作和土地政策。陈云在发言中豪迈地说：“北满已成为东北我军的总后方，现在的任务是‘一切为了前线’。”陈云结合北满根据地的巩固与建设，对土改与财经工作做了进一步部署。指出：东北总的领导路线应当是下乡，建立根据地，现在这一问题还未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清算运动容易发动群众，使农民在政治上翻身，但它不能完全解决土地问题，农民还不能在经济上翻身。富农和经营地主（即指占有土地等生产资料超过普通中农，剥削收入超过其总收入四分之一，家庭中有人参加主要劳动每年不满四个月者）中完全自种和基本自种的占多数，不分这些人的地，很难解决土地问题。地主被分地后，要使他们有吃有穿；要使其工商业继续营业，对其侵吞剥削要合理清算，对其资本主义式的剥削不予清算。今后，农村换地照，城市换房照都要抽税，作为财政来源。省里停止发行钞票，北满建立东北银行北满总分行，统一发行。各省为分行，分行行长由北满分局委派。贸易公司由银行控制。对旧的官僚机关要打烂，对能争取的旧政权人员要留下办训练班，发给工资。要恢复正规中学，要协助印制教材等。

这次会议期间，东北解放战争的局势发生很大变化。东北民主联军坚持近一个月的四平保卫战，因塔子山阵地的失守，造成国民党军从左侧后迂回四平城、完全封闭市内守军退路的重大威胁。东北民主联军于5月19日夜撤出四平。5月21日东北局由长春迁至哈尔滨，次日东北民主联军放弃长春、吉林，主力部队撤至松花江以北。正是因为有了巩固的北满根据地，东北民主联军在撤出四平、处于敌强我弱危局的情势下，能够同东北局顺利转至松花江以北，休养生息，积蓄力量，以利再战。5月26日，中央批准东北局与北满分局合并。

二、打开了党在东北的财经工作局面

四平保卫战后，东北局工作处于重大转折。党中央及时指导东北局工作。1946年6月3日，中共中央电示东北局：“实行中央去年十二月对东北工作的指示，作长期打算，为在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而斗争”。6月16日再电东北局，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五人组织东北局常委，以加强统一领导。随后，林彪主持东北局会议，讨论确定东北局领导的具体分工，陈云分管财政、经济与后勤工作。此后，陈云作为东北局副书记、常委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除参与东北解放斗争全局谋划外，主要精力投入领导东北财经工作和党政军全方位的后勤供给。7月，东北局成立铁路总局，陈云兼任东北铁路总局局长及党委书记。

组织路线解决后，中共中央东北局利用从1946年6月7日起的国共休战期，于7月3日—11日在哈尔滨连续召开扩大会议，总结前九个月的工作，分析形势，统一思想，着力研究落实中央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会前，陈云受东北局委托，起草《东北形势和任务》决议稿。这个决议经中央完善和批准，在东北局会议上取得高度共识，事实上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工作方针和作战方针，是党领导东北人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夺取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纲领性文件，给以后东北战争局势的转折奠定了基础。决议的核心问题是将东北局的工作方针，坚定不移地转到中央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战略轨道上来。

为落实东北局《东北形势和任务》决议中确定的政治路线，要在军事、剿匪、民运、土地、财经、后勤、兵工、交通、城市、文化、建党和建政等各方面，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有力的政策和措施。8月10日、11日、12日，东北局连续召开会议，讨论财经、干部、军队政治工作等问题，在财经工作方面，确定设立东北财经办事处，统一领导东北财经工作，主任陈云，副主任萧劲光、吕正操，秘书长叶季壮。

此前4月，东北局曾决定设立东北财经办事处（以下简称“东财办”），主任萧劲光，副主任任叶季壮、杨至成。因战事紧张，实际上这项工作未落实。陈云当时任中共北满分局书记，东北局和北满分局也未合并。8月中旬，陈云出任东财办主任，实际任职不足三个月，11月即达南满，出任中共南满分局书记。此后，东财办主任由王首道担任，副主任是吕正操、叶季壮、李六如。这一时期是东北解放战争由困境到打开发展局面最艰难时期。陈云在参与领导东北解放战争，特别是领导坚持南满的斗争中，仍作为东北局分管财经工作的副书记，对整个东北解放区财经工作及东财办事务发挥着重要指导作用。他努力从三个方面开拓了东北解放区财经工作的局面，基本保障了战时的军需和民用。

1、畅通内外贸易。流通是财富积累的重要渠道。但当时东北部分干部没有这种商业眼光，画地为牢，突出表现在禁止粮食对外贸易。针对这种情况，陈云多次在东北局会议上提出，要解除粮禁，取消粮食出境的各种买路钱，禁粮出境是不了解东北实际情况。东北只产粮食，有余粮必然要卖，正确的对策应该是让粮食流动。有人认为，允许粮食出口，粮价会提高，人民要吃亏。实际情况是，粮价提高了，农民得利，生产也跟着发展了。农民手中有了钱，可以买布，商业就繁荣了。当时对外贸易中，2000斤粮食换一匹布。用收购的粮食拿出去换布，再从换回的布中拿出一部分卖给农民。东北只有出口粮食，才能换回其他生产和生活的物品。陈云特别强调，要准许东北大豆出口。“东北豆、粮不出境，农民痛。”“东北解放区现出口吨数远过东北蒋区。”陈云高度重视建立吉林地区与朝鲜的贸易往来，1946年11月，陈云肩负领导坚持南满斗争的重任，急赴南满，途经图们，在时间非常紧迫的情况下，布置了东财办每月从北满发运2500吨粮食给朝鲜等事宜；并就设立图们办事处的性质与任务请示东北局；还赶赴平壤，会见了金日成。陈云通过贸易巩固和加强与朝鲜的联系，是很有远见的部署。这一招既利于坚持南满斗争，也利于整个东北解放区财经实力和后勤力量的加强。在“四保临江”战斗中，陈云围绕军需、民用，多次指示东财办，北粮南调，活跃东北解放区贸易，保障了前线军事斗争的物资需求及后勤供给。

2、早筹财政金融良策。东北各省发行的地方钞票有两亿元。随着东北解放区的发展扩大，货币如果不统一，对东北解放区的财经稳定和发展不利。陈云未雨绸缪，1946年9月，几次提出用煤或东北票逐步收回地方票，以实现东北地区的货币统一。1947年3月南满形势逐步稳定后，陈云根据南满辽东票和北满东北票（亦称流通券）的流通情况，在南满提出停发停印辽东票，辽东全部家务及开支均由东北财办处统筹统支，并具体指导实施。5月13日，东北民主联军向国民党军发动夏季攻势。这一仗使东北解放区扩大16万平方公里，东、西、南、北满连成一片。根据形势发展，陈云及时提出，不仅辽东，全东北都要统筹统支，并电令东北财办作好准备。陈云与东北解放区扩大同步，早谋和善谋财政金融政策，这对于军事斗争成果的巩固，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安定，均产生重要作用。

3、高度重视生产自救和春耕生产。1947年春，南满战势稳定后，陈云领导南满分局，指示机关部队利用可能的机会参加生产，以解决军需民食，生息人力物力，以支撑辽东长期自卫战直至胜利。具体要求是：各后方机关部队要自身解决三个月的粮食和蔬菜，每个师和军区直属部队开设油坊一座，以团为单位设立净米所和粉房，以营为单位开设豆腐房，每个单位应保持喂猪五六头，组织上山采药、割乌拉草；组织靠近森林的机关部队伐木烧炭，由公家按市价收买；师与军分区直属单位可成立消费合作社，吸引个人投资，解决日常用品，但绝对禁止私人贸易。随后，陈云又领导南满分局抓好春耕生产。一是要求部队配合地方，用一切办法使农民种上分到的土地。保护农民春耕“是目前敌后全党全军最中心的任务”，是“能否坚持敌后斗争、争取群众、创造根据地的关键”。二是土改和支前不能妨碍春耕生产。南满有些地区春耕生产情绪不高，其原因是：划阶级时打击面宽了；对地富深斗挖浮财，影响了农民生产；有的农会仍吃大锅饭；有的村庄战勤负担重，牲口死亡率高，实际困难多。发现这些问题后，陈云主持南满分局明令各地：立即转入以生产为中心，凡土改进行较彻底的地区要结束追挖浮财，宣布地权归个人所有。中农成分定高的要划回来，积极吸收他们参加农会。要进一步宣传解释《中国土地法大纲》，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劳动致富，安下富根。各省、县、区及工作团（队）的负责干部要亲自领导生产运动，动员送粪，组织农具，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各后方部队及二线兵团除动员自己的人力畜力参加驻地农民春耕外，还要拨出一部分人力畜力，支援人力畜力少的地区，并停止使用民工和农民的畜力，取消一切妨碍春耕生产的大会和站岗等形式。在陈云领导下，南满分局采取的部队及机关生产自给，积极帮助农民春耕生产，正确引导土改及战勤不妨碍或少妨碍春耕生产等一系列措施，使南满实现了以发展生产充实财政、供应自给的目的。

陈云在南满期间，东北解放区召开过两次重要的财经工作会议。

一是1947年1月在哈尔滨召开的北满各省财经工作会议。1947年北满根据地为支撑南满保卫战，财政支出大大超于1946年。且当时没收的敌伪资财已用尽；货币发行已达饱和点，不能再增加发行量。满足庞大的军事费用，只能靠发展生产、扩大商品流通、节约支出等办法。这些措施的落实，需要解决当时根据地内存在的财政“分散自给”的问题。为此，1947年1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在哈尔滨召开北满各省财经工作会议，讨论东北解放区的军事、政治、财经形势，确定了“长期打算，发展生产，增进贸易，厉行节约，保障供给，支援战争”的基本方针。会议确定，整顿财政工作，首先在北满实行以省为单位的财政统一与地方自给；东满、南满实行必要的补助与调剂。会议决定统一对外贸易，一切出口贸易由贸易公司管理；逐步统一货币发行，停止地方发行；北满地区的粮食被服由东财办统筹统支；统一税收方针、税种、税目、税率等。会议还决定，东北民主联军及总部系统、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等财政直接由东财办供给等。

二是1947年8月在哈尔滨召开的东北解放区财经会议。1947年1月财经会议确定的各项统一财经的要求，在工作中未能形成具体制度。因为当时处于紧张的支援保卫南满的军事斗争中，财经工作统一的客观条件还不成熟。1947年8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在哈尔滨召开东北解放区财经会议，总结本年前八个月的工作。会议提出，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决定一切的目标，财经工作要从这个基点出发；同时财经工作要贯彻统一观点、发展观点与群众观点。根据形势需要，会议确定了支援战争和建设解放区并重的方针，即：“发展经济，支援战争，军民兼顾；统一筹划，分工负责；精密计算，结成整体”“从发展经济中增加财政收入，大公小公分工负责，实行量出为入，充分壮大主力与长期打算相结合”。会议号召东北各级党政机关加强对财经工作的领导，由分散转向统一，使财经工作赶上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会议决定将东北财经办事处，扩大为东北财经委员会，陈云任书记，李富春、张闻天、叶季壮任副书记。

会后，成立东北财经委员会的决定没有落实。因陈云当时仍在南满，无法回到哈尔滨。南满军事斗争虽已稳定，土改等工作正在展开，根据地的巩固仍离不开陈云。但1947年东北行政委员会召开的上述两次财经会议所拟方针和措施，均渗透了陈云对东北财经工作特别是给东财办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并根据形势发展有所拓展。随着解放战争进程的加快，东北解放区不断扩大，财经工作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实现支援战争和建设解放区并重的方针，非常必要，且迫在眉睫。

三、奠定了统一管理财经工作的基础

1948年1月5日，陈云从临江回到哈尔滨。南满繁重的工作使陈云健康受损，不得不全休，之后逐步过渡到半休至恢复全日工作。

东北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将成立强有力的东北统一财经指挥机构，提上日程，不容再缓。1948年5月31日，东北局常委会再次议决，成立东北财经委员会（以下简称“东财委），由陈云负责。为适应东北形势的需要，6月4日，中共中央就东北党政军机构的设置及分工问题做出如下决定：（1）同意在东北局常委会领导下，设立党、政、军三种分工组织，即东北局办公厅、政府党委会、军委会分会。（2）东北局以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张闻天、林枫为常委，林彪为书记，罗、高、陈为副书记，高兼秘书长；军委会分会以林彪为主席，罗荣桓为副主席。（3）林枫、张学思、高崇民仍为东北政委会正副主席；行政委会下设财经委员会，陈云为主任，李富春为副主任，陈云兼政府党委会书记。（4）热河分局以黄克诚为书记。

陈云对东北财经工作走向正规化已有初步考虑。6月7日，他在东北局常委会议的发言中指出：目前，东北根据地已连成一大片，有了相当规模，而且还在向前发展。因此，东北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组织好财政经济工作，以适应全国战争的需要。过去在财经工作中一些带军事性质的东西已经过时，与现在的形势很不相称。公粮、税收、林业、铁路运输等，都与农民、市民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稍微动一动，就会触及人民利益。这些方面都是由政府负责的，应当把财经工作放到政府中去，这对当前形势及加强政府工作都有好处。

6月10日，陈云走马上任，正式主持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7月17日，东北行政委员会第四十五次常务会议决定，在东北行政委员会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等一系列工作机构。财经委管理财经建设的统一计划与落实；陈云为主任，李富春为副主任，委员有叶季壮、林枫、王首道、吕正操、伍修权、李六如、钟赤兵、李立三、王稼祥。陈云主持东北解放区财经工作后，在头三个月集中精力解决了东北解放区面临较为突出的三大社会经济问题。

1、妥善处理新接收企业中职员与工人的矛盾。这是当时关系东北社会经济恢复与稳定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产生有历史由来。东北有许多大企业，其中有大量体力劳动的工人，也有很多脑力劳动的职员。工人和职员同是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的雇佣劳动者，但在企业内的地位和社会地位不同。日本投降前，东北企业内的全部高级职员和一部分中级职员是日本人；日本投降后，企业内的中高级职员都是中国人。这部分中高级管理人员，在日寇、国民党的统治下，习惯于用官僚主义的方法管理工人，并对国民党政权拥有浓厚的正统观念，对人民政府抱冷淡甚至抵抗态度；其下级职员虽然接近工人阶层，但在工人群众尚未发动、中高级职员仍占传统地位时，多数仍追随高中级职员。故在我方初接收敌伪企业时，许多企业事故甚多，生产效率低。针对这种情况，我方发动工人阶级，在企业中坚决废除封建把头制度，全心全意依靠工人管理城市和企业。但当时我方存在一个致命弱点：“只有政治厂长而无技术厂长，从工人中提拔起来的厂长掌握不了生产经营的全局”，技术上漆黑一团；从而引发我们在接收敌伪企业中，出现右的和“左”的错误。右的错误表现在，过分信赖旧职员，重视工人不够，工人积极性调动不起来，教育改造旧职员软弱无力，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和企业的改造。“左”的错误表现在，只重视工人，轻视职员，对职员缺乏分析，不加区别地乱打击，形成工人与职员对立的局面，影响了员工团结，结果也是妨碍生产，危害企业。

陈云到哈尔滨后高度关注此问题。2月鹤岗煤矿发生打击职员“左”的错误后，陈云参加了2月底至3月初，东北局召开的东北职工工作会议并讲话，初步阐述了接收敌伪企业后，如何正确处理工人与把头、职员之间的矛盾问题。陈云主持东北财经工作后，对这个问题进一步研究，1948年8月1日，为东北局起草了《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决定》中，陈云将接收企业中的职员分为五种情况，相应提出不同的对策。陈云深刻指出：“在生产及业务管理上所发生的工人与职员之间的矛盾，其形式上虽然是职员与工人的矛盾，但实质上是日寇、官僚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在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被接收而变为人民企业时，这种矛盾根源已不存在。”解决办法不应该是流血斗争，而应该采取批评、团结的态度。但忽视工人对管理人员的不满也是错误的，会阻碍工人劳动积极性。正确的解决办法，应该是开展工人群众的批评和管理人员的自我批评，以达到团结目的。管理人员虽然有思想和作风上的毛病，但他们的专门技能或业务管理知识，无论当时或将来，对经济建设和人民企业都是需要的，共产党员必须用心向他们学习这些知识和技能。同时必须十分注意提拔优秀的工人、职员，把他们培养成为新的生产、业务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在解决了工人与职员在生产、业务管理方面的旧有矛盾、改变了旧的管理方法后，在人民企业内必须建立新的严格的管理制度，培养代表人民和国家的管理人员，否则，组织生产、组织业务是不可能的。

陈云在《决定》中阐述的这些政策，对东北解放区大规模敌伪企业的接收和管理，产生重要指导作用。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敌伪企业的接收，已成为全局性问题，《决定》中提出的许多政策具有普遍意义。故1948年8月7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陈云为东北局起草的这份《决定》，对全国解放区敌伪企业的接收与管理产生广泛影响。

2、稳定物价。当时东北物价波动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因部队人数增加，军费扩大，货币发行量增加。二是1947年南、北满粮食歉收，供不应求；公家存粮有限，调剂能力弱；南满历来缺粮，北粮又无法大量南运，粮食南贵北贱，最高时相差七倍，影响北满粮价；加上公家限制商贩携带25公斤以上的粮食政策，缩小了社会调剂力量。前一项原因，当时难以避免。为稳定市场，陈云谋划的基本措施是控制主要物资，增强公家对市场供需的调剂能力。掌控的首要物资是粮食，其次是布和盐。同时努力吸收社会调剂力量，放开粮禁，开放流通，使各地粮价平衡合理，以杜绝粮食的囤积居奇。在陈云领导下，1948年7月10日，东财委发布指令：解放区境内，一切粮食，不分品种与数量，加工未加工，不分省、县、区、村，皆得自由流通，任何机关、部队、团体或个人，不得加以封锁或干涉。在铁路运输上，取消运输证制度。如有故意封锁或干涉，当事人可以向各级政府控告，各级政府即依侵犯人民财产论处。这个命令发出后，东北缺粮区的粮价迅速下跌或趋向平稳，余粮区的粮价则有所上升，形成了粮食市场比较合理的价格。公家注意控制主要物资，以贮备力量调剂市场；民间解除粮禁，畅通市场，在流通中自然形成合理价格；两项措施结合发力，抑制住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搅乱市场的乱象，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物价稳定积累了经验。

3、为东北解放区财经统一管理奠定基础。1948年东北战场敌强我弱的态势已根本扭转，解放区有很大发展，财经工作的重要性与统一管理的必要性日益突显，而东北的财经工作仍存在“浓厚的盲目状态”。这是因为东北解放战争两年来，党集中力量于战争和土改，财经问题还没有深入探索，已有的财经管理经验明显不能满足新形势的需要。陈云审时度势，1948年8月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我们已觉悟到，在目前情况下，需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这一认识成为东财委及整个东北局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指导方针。在落实过程中，陈云从三个方面入手，着力探索财经统一管理途径，初步奠定了东北解放区财经统一的基础。

第一，加强生产的计划性。当时东北情况是，工业恢复范围日益扩大，工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日益提高，国营企业之间，国营与各省、市、县公营企业之间，公营与私营企业之间，都有加工订货关系。但从整体上说，工业缺乏计划性，原料、机器、人员、产销等缺乏调剂和衔接，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且工业、农业、交通运输、金融、贸易都需要相互配合，统一管理。陈云主持东财委后即提出，经济部门要有计划局，每个业务部门要设立计划机构。8月，陈云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报告中，把“加强工业的计划性”，提到解放区工作中的“第一位”；指出：“要使一切国营、公营企业，都能经过调查研究和全盘筹划，在统一领导、统一计划之下进行生产”；“没有计划就会造成浪费，按计划办事就可以提高生产，也可以为将来搞全国计划打下基础”。同月，陈云向中央报告：东北局决定，1948年“必须制订一九四九年工业生产计划，如果可能则进一步拟定一九四九年及一九五○年两年的生产计划，以便我们学习并走向计划生产”。实施计划生产，首要步骤是了解清楚东北解放区各类企业的情况。9月1日，陈云起草同李富春联名给东北各省、市、县负责人的信，对调查国营、公营、公私合营及私营企业的生产情况，做出统一部署。可以说，东北解放区计划经济的基础，是陈云领导东财委建立的。

第二，改善国营、公营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东北特别是哈尔滨与上海不同，这里公营企业比较集中，到1948年大的企业均被我方接管。这是东北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特点。陈云高度重视公营企业经营和管理的完善，多次在东北局会议上提出，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公营企业搞好；并有针对性、有重点地提出完善经营管理的指导性意见。一是工厂的管理和经营要企业化。工厂要有经济核算，考核成本，要计算原料和机器消耗，学会算账。用人要有制度，按能力按技术，合理安排，解放区的同志是政治家、军事家，但还不是企业家，要向一切内行的人学习；管理和经营工厂要有章程、厂规和个人负责制度，要建立生产检查制度，严格执行，赏罚分明。二是企业管理要民主化。要成立工厂管理委员会，组织工厂职工代表大会，及时传达工厂的决定，讨论生产计划，总结生产经验，对干部实行监督，讨论职工在生产和生活中关心的问题。还要发挥生产小组会的作用。“要实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有组织的民主，目的是把工厂管好。”三是要重视和培养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当时突出问题是“懂技术的干部很少，能管理工厂的干部更少，这是一个大问题。”要注意整合各方面的力量弥补这个不足。首先靠现在工作岗位上的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同时要从有经验有技术的工人和职员中提拔，这是我们干部最主要的来源。另外，要开办职工学校和职工训练班，有条件的地方要开办工业大学或工业专门学校。还可以从别的岗位调配做过工厂工作或学过工业的人来。原有的旧工程师和职员只要不是反革命，并愿意留在工厂，一律欢迎，并积极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总的“司令机关”财经委员会，也要聘请专家做顾问，以便统一调度、集中合理使用机器和技术人员。四是劳动报酬和工时制度。工人的工资“要坚持一个原则，即反对平均主义，实行交叉累进工资制。评定工资的标准，主要是按照职务、能力、技术和劳动强度，不得根据其他条件”。要认真办理职工劳动保护和福利事业。在目前大规模的战争环境下，解放区工厂工人一般应实行8至10小时工作制，除战争紧急需要外，每日劳动时间连加班在内，不得超过12小时。国营和公营企业中的劳动竞赛和劳动英雄运动，对发展生产起过积极作用，今后仍要提倡，但必须反对形式主义和个人锦标主义的倾向等。陈云提出的这些原则，不仅为东北解放区，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企业管理提供了基本框架。

第三，在财政金融方面做出统一部署。当时东北局在财政开支方面，军费占66%至70%，经济、文化建设只占10%。根据东北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陈云在东北局例会上提出，要把经济、文化投资摆在重要位置，要看得长远，打大算盘；并提出投资要排序：首先是国营经济，其次是合作经济，再次是私营经济。在金融方面，陈云领导东财委，努力促进东北解放区的货币统一；同时在收复区对蒋伪票采取统一的排斥政策，将其向蒋管区挤，以促蒋管区金融物价更加波动，并减少解放区蒋伪票带来的负担，扩大我方货币市场，以益于市场物价的稳定。中央十分重视东财委采取的措施，并进一步指示，要采取有步骤的排挤、收兑、禁用方针，对东北伪省流通券与金圆券要分别处理。

在陈云领导下，东北接收企业内部的矛盾得到妥善解决，管理得以逐步加强；市场物价基本可控；为实现东北财经统一作了重要准备，使困扰当时东北社会经济的三大问题大大缓解，从而为东北财经有力量支撑战略大决战的供需至胜利，有力量支撑东北全境解放后经济的迅速恢复，奠定重要基础。

四、谋略东财委应对辽沈大决战的财经工作，成功领导沈阳接收

1948年9月8日—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提出建军500万，用五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各战略区要在战争的第三年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人民解放军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求歼国民党军的重兵集团。至此解放战争进入与国民党战略决战的关键时期。为应对大决战带来的财政压力，会议要求，必须大量地从国民党方面和国民党区域取给战争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资源，同时用一切努力恢复和发展老解放区的工农业生产。

1948年9月12日，辽沈决战拉开序幕。东财委的工作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陈云根据中央及东北局统一部署，在9月9日和12日，接连主持东财委会议，研究东北财经工作，以配合战略大决战财政、军需及后方生产等问题。10月8日和11日，陈云在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连续做东北财经问题报告。针对当时东北财经在财政开支、工业投资与购粮、物价波动三个方面存在的困难，陈云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战略决战态势下，应对东北财政重负的政策与措施。

财政金融方面。全力保障战略大决战的胜利，是财经工作总的指导思想。为此陈云提出，解决财政开支的“办法不是裁兵，而是减后充前、苦后充前，即：减少后方，充实前方；后方苦一点，前方好一点。再苦几年。”稳定物价不能简单放在经济范围内看，“因为现在是军事第一”。但在经济工作上，要为保障财政收支目标创造条件。一是要避免以往的错误。开放粮禁，对东北地区粮价要做统一规定。二是必须做到每月货币收支接近平衡，钞票尽量少发。“多采取物资交换，增加实物供给，减少货币支付。要使银行成为国营企业名副其实的总会计，各企业会计必须与它联系。订出财政纪律，买东西时首先要向公家企业购买，不能光图便宜到市场上买”，以保障货币回笼。作财经工作的同志要“精于业务，提倡节约。”“最大的浪费是在财经工作中、工业管理中。”讲节约，首先财政部门用钱要有预算。这方面过去较差，此是财政要逐步走出供给制。银行要在全部经济中起调剂作用。运输、保管、生活都要避免浪费。比如：粮食是财政收入最大的一项，要提高管理质量，保证不霉烂，加工达到必需程度，以减少亏蚀；挖煤矿不能只顾现在不顾将来，以避免将来出现更大的损失；要提高火车运转里程；在人员安置上“必要者设，可去者去”；后方生活标准要节省和降低；要提倡机关搞农工生产，但不准做生意；学校及社会事业采取民办公助或公私合办，水利等其他社会事业也要如此。地方财政在计划上、编制上、支付上都要统一到省。三是必须掌握一定数量的物资。处在战时，除各种开支与出口外，要经常保持40万吨至50万吨粮食，这是最基本的；还要掌握100万匹布。物资足，能保障供需，还利于控制物价。陈云严肃指出：“现在处于战争环境，不可能把全党的力量都集中到经济工作上面，经济工作只能集中在现有的做经济工作同志的身上”；“ 碰到的都是新问题，旧的经验不能应付”，“现有的知识远远差于新的情况”。因此，做财经工作的同志要有高度的自觉性，不能自满，要精于业务，担起责任，同心合力，搞好财经工作。

工业与经济计划方面。陈云分国营与省营企业两个方面，对东北工业的发展与计划性，提出较为全面的要求。

国营工业在东北经济中居首位。最大最完整的是铁路，全长10000公里，而同时期华北只有4900公里，东北发展工业，铁路运输必须统一。当时办工业的方针是：提高轻工业的质量与数量；重点是恢复重工业与军工业，军火生产是中心；钢铁、铜、化学工业、汽车零件制造、电器材料要搞起来；汽车搞苏联型的。东北最缺的是电器和油类，困难在于缺少技术专家和资本，这两个问题必须解决。工业管理中最严重的问题是缺乏计划性。计划必须是全局性的，上下要统一，要有工农业生产、财政、贸易、运输、金融的整套计划。完成计划，必须具备原料和材料、技术、资金、运输四个方面的条件。在企业内，过去强调发动工人，改造职员是必要的；之后还要强调科学技术。资本主义靠技术驾驭工人，社会主义靠职工驾驭技术。当时工业部门中管理生产的同志是无产阶级政治家，还不熟悉生产过程，忽视业务管理，常出事故；要减少事故，提高质量，避免浪费，降低成本。在工业管理业务和技术上，我们不走弯路，就要学习苏联。在工业建设中，我们技术干部的真正来源是现在产业界的职工，旧的技术与管理人员全国有几十万，经过思想改造可以成为我们的干部；我们还要聘请专家，并培养自己的专家；哈尔滨工业大学要办好，保证学生7年毕业。要注意在工人中发展党员。

东北八省共有1409个厂，32300工人，生产量约值40万吨粮食，约占国营的1/10，与私营的比重差不多；主要作用是供给财政（菜金、办公、杂支）；主要任务是“保持供给，扩大民需、公需，提高指导管理上的助手作用”。省营经济要注意避免盲目性，提高计划性。要组织几个管理委员会研究计划生产，“承认过渡性，力争比较长期性。避免不合理的拆大补小、拆东补西。这种现象应该基本结束”。目前省营经济的统一管理采取两种形式：一是拿过来；一是订货，让地方放心经营；要避免分散和统过了，影响地方积极性。上面对下面的协助主要是生产计划上的协助，资金只能依下不依上，依下少依上；原料和推销应按经济原则办理。各省在管理工厂方面的经验主要是四点：缩小单位，节省人员和开支；经济核算要清理家务，支付要有经济手续；要加强干部教育；要关心工人，“人的思想不改变，就会浪费机器、原料，如改变就能够合理地使用。人在工业中起决定作用”。

陈云在辽沈战役进行中，给东北局高级干部作的财经工作报告，透彻分析了东北财经情况，明确了战时财经工作配合军事斗争的方针及政策，也明确了东北全境解放后，在财经特别是工业经济恢复与发展方面的工作重点及基本思路，对东北财经工作有着全局指导意义。按照陈云总的部署，东财委不仅从容应对了辽沈决战的财政压力，并为东北全境解放后的工业建设准备了条件。

1948年10月下旬，辽沈决战临近胜利，沈阳接收已成定局。党的历史上曾经历过一次由城市到乡村的转变，开辟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由农村迈向城市工作重心的再次转移提上日程。沈阳将是中国共产党接收的首个特大城市，是工作重心转移的开局，也是中国对共产党有无治理国家能力的重大考量。至关紧要！

东北局高度重视。10月26日攻克锦州的当晚，东北局召集紧急会议，研究确定了陈云提出的接管方针：先稳下来，一切旧机构、财产、人员、档案原封不动，待情况弄清后，在军事管制委员会统一指挥下，按系统对口接收。会议决定，各部门派得力干部参加接管，并立即集中。次日东北局常委会议决定，委派陈云作为东北局全权代表，负责接管沈阳的工作；组成以陈云为主任，伍修权、陶铸为副主任的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

陈云深知此项任务的重大。沈阳是东北最大的城市和工业中心，把沈阳的接管工作做好，使城市不受破坏，迅速恢复生产，可以有力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并可为接管关内即将解放的各大城市提供经验。接好管好沈阳，对建设东北、支援全国，都具有重要意义。陈云从接受任务，组织队伍，到率队进入沈阳，其间五六天时间内，召开一次接收沈阳的干部大会并讲话；主持五次沈阳军管会会议，对军管的组织机构、接收方法、组织纪律、工作注意事项等，做出周密安排，并对可能发生的棘手的问题，请示了东北局及党中央。

11月2日，沈阳解放，陈云率领4000干部进入沈阳。次日，以陈云任为主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随后，成立了伍修权任司令员的沈阳卫戍区司令部，陶铸任书记的中共沈阳特别市工作委员会，朱其文任市长的沈阳特别市政府。这些党政军机构，统归陈云主政的沈阳军管会领导。

陈云领导的沈阳接管，解决了两大难点。一是怎样能接收的快而完整。陈云严格按照“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16字方针领导接收。权力集中军管会，下辖经济、财政、后勤、铁道、政务五个处，以及市政府、公安局、办公室、卫戍司令部等单位，各负其责，有条不紊地接收。11月5日，即顺利接管敌方在沈阳的军、政、警、财经、后勤、铁路等系统；完成清查资财，保管档案，职员复工，登记留用，保护工厂，恢复生产等事宜。事实证明，按16字方针接收：“既能防止乱，又能保证快（两天都接上了头）。如果不按系统，不分上下，乱接一通，必然损失很大，影响很坏。”二是接收后如何迅速恢复秩序。陈云领导军管会抓了五个关键问题：（1）迅速恢复电力供应，电灯亮，电话通，自来水有，电车火车照常运行。（2）迅速解决金融物价问题，稳定市场，正常开业。（3）收缴敌警察枪支，但留用大多数人，让其徒手为民服务，以利社会稳定。（4）利用报纸，宣传政策，安定人心。（5）妥善解决公教职工的工资，保障市民基本生活。另外，迅速处理俘虏和疏散弹药，以消除城市安全隐患等。

陈云11月28日电报东北局并中央，报告沈阳接收情况及军管会接收工作中的具体经验教训。在电报中，陈云还提出一项建议：“接收一个大城市，除方法对头外，需要有充分准备和各方面能称职的干部。”“中央和各战略区野战军，均需准备有专门接收大城市的班子，待工作告一段落，即可移交给固定的市委等机关。这样的接收班子，可以积累经验，其中骨干可以暂成专职，依次接收各大城市。”

陈云接收沈阳的经验总结与建议受到中央高度重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圈阅了陈云的电报；12月14日以中央名义向各中央局、前委转发；12月15日又直电陈云并告东北局：“你写的关于接收沈阳经验简报及关于外交工作检讨两电，均甚好，已转发各局、各分局及各前委阅读，你提议各区要有专门办理接收大城市的班子，甚对，已告华北、华东、中原及西北在接收和准备接收大城市中即作此准备”。

中央对陈云沈阳接收经验的推广，使“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16字方针，在党的城市接收工作中产生广泛影响。自沈阳接收后，共产党陆续接管不少大城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创造许多接管城市的经验，但无论哪种形式，都吸收了沈阳接管的基本经验与方法。平津两市的接管，采取了自上而下、全面系统、原封不动地接收与管制，然后有分别、有步骤、有计划地加以处理和改造的方针。华东局部署江南城市接管“官僚资本企业与公共企业时，应采取自上而下、按照系统、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办法”；上海接收时，根据情况采取了“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渐改造”的方针等。当年跟随陈云一起参加接收沈阳工作的李税回忆说：“北平解放后的第二天，我随陈云到北平，以及1949年夏南下到武汉、到湖南，所见所闻，以及自己亲身经历，确感到沈阳的接管经验在起作用，且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沈阳接管经验，为党的城市工作提供重要参照。

五、以战略视野谋划东北全境解放后的财经工作

东北全境解放后，陈云及时立足新的历史起点，整合思考全东北的城市及财经工作，明确提出财经工作新方针和重点任务。1948年11月23日，陈云在东北局扩大会议上指出：“今后总的任务就是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这种提法对军队对地方都有好处。地方的具体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要把工业摆在第一位。同时，补充兵源，制造炮弹”。11月28日，陈云在东北局、辽北省委、沈阳军管会干部大会上再次明确：“全东北解放后，中心任务是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以此为目标，陈云从城市工作角度，进一步完善和突出了他在辽沈战役进行中所作的财经报告要点，指出：今后要把工业放在首位，尤其突出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搞工业机械化，比搞农业合作化复杂得多，需要社会化生产和各部门间的密切配合，因此要有全局观点，反对本位主义、小摊摊主义。工作重心要放在国营大企业，企业的行政领导要依靠地方党委，做好党群工作。原料、机器、劳动力三者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活人，厂长要把55%的精力用于做人的工作，对工人和技术人员都要进行思想教育。企业的党群工作要归市委管，市委的主要精力要从农村移到城市。农业仍很重要，特别要抓紧粮食生产。学校要正规化，大力培养技术人员，每年至少要培养出几百名专家。进了大城市，要懂得节制约束自己，防止骄傲、松劲情绪和享乐腐化思想。

在陈云领导下，东财委的工作很快步入东北全境解放后的轨道，任务加重，责任更大。要使东北成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后方基地，就要努力促进东北经济迅速恢复，财经工作持续健康地发展，为此，陈云集中精力抓了以下几件大事。

1、促进和完善东北境内与关外财经管理的统一。东北解放战争进程中，在陈云领导下，已基本实现铁路、金融等方面的统一管理。东北全境解放后，与关外经济联系增多，任务加重，实现与关外首先是华北境内财经规制的衔接和统一，是全局财经工作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1949年1月4日，陈云向中央提出：占平津后，关外与华北的铁路将通运，铁路管理与调度要统一，以避免调度不统一，产生贻误军运和浪费运输力的现象。对此平津占领前，就要准备措施。1月19日，陈云等又向中央财政经济部（以下简称“中财部”）建议，用人民币迅速替换收回关内的东北票和长城票。这两种货币收回后，关内外货币停止兑换，物资交流由两地贸易机关统一办理，直接结算，不经过货币媒介。随后，陈云领导在山海关设立了人民银行与东北银行联合兑换所。接着，陈云又向中财部提出，华北与东北之间的货物流通，一般应相互承认税票，不再征税；但对东北已实行的专卖烟、酒和禁止入口的美制奢侈品，要相互禁止输入。还要求东北各部门出关，赴华北各大私营工厂，如启新、永利、久大、北洋、恒源、华新等采购大批物品时，须经华北贸易总局统一办理。与此同时，陈云加强了对东北紧俏出口物资的统一管理，以利于公营外汇收入。猪鬃是东北海外贸易好的外汇之一，价昂易销，港沪客商竞相争购，但境内缺货。为防止抢购，陈云等向中财部建议，禁止猪鬃、马尾、毛皮自由出口，统交商业部外销，内地仍准自由买卖；并责成各地公司、商店大量收购其产品，以保证集中出口换回所需物资。陈云领导东财委向中财部的及时建议，以及在东北积极部署的财经统一管理的相应措施，使解放战争在迅速向全国推进的同时，财经工作能相继跟进，逐步统一，走向全国，与全局工作相适应，从而加速了解放战争进程，促进了收复区社会经济的恢复、稳定与发展。

2、为东北重工业建设恢复的起步提供基本方略。东北是中国重工业基地，如何迅速恢复东北的重工业并促其发展，不仅对东北，且对全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都将产生重要作用。陈云主持东财委工作后，一直没有中断对东北工业发展的思谋。在东北全境解放、局势稳定后，陈云即把东北重工业建设提上日程。

谋划聘请苏联专家。1949年1月10日，陈云在给东北局副书记高岗的信中，初步谈了恢复东北重工业，需聘请苏联专家，特别是钢铁、铜、铝、镁、锌及机械制造方面的专家及中外技师、高级技工；需补充现有设备；需增加投资等。这些所需条件中，聘请苏联专家是最迫切的。鞍山、本溪需尽快在苏联专家协助下全面复工；如果专家不来，不仅鞍、本难于大复工，目前究竟缺少哪些机器也开不出清单；“无论东北局或财委工业部同志，都全是外行，关于投资及时间等都难于说得确切”。此前，陈云已主持拟订向苏联聘请328名专家清单，即工业212人，军事工业64人，财政及工业大学38人，航空机械修理14人，铁路工作的人员200名，并已得到苏方同意。此议获中央支持。

谋划工作重点和思路。东北重工业盘子很大，恢复建设头绪众多，人力、资金、经验都缺乏。怎么办？搞工业陈云技术上完全是外行。但凭着多年革命历练出的领导能力，以及积累起来的财经工作经验，他可以在千头万绪、情况复杂、自己尚不完全清楚的情况下，领着大家蹚出一条路子来。他首先在东北局会议上提出：“东北局应当从现在起就有意识地把经济工作作为自己工作的重心”，要加强领导力量。工作要从三个方面起步：要拿出必要的工业投资，每月不能少于3000亿至3500亿元；要拿出铁路运输的具体计划；要拼命搞东北没有的原材料，如硫黄、铜圈等。经济计划眼下不可能订得很细，但1949年钢产量大约7万至10万吨，木材产量300万至350万立方米的数字要确定。要建立东北的机器制造工业。要求工业部提出300台至350台机械制造厂所必需的各种机器名称、数量、性能、尺寸等计划的订货单，经审核后交由商业部向外订货；今后进口各种母机主要供给工业部建立机器制造厂用；过去军工部所订的一般机器不再拨给。陈云还同李富春、张闻天、叶季壮共同敲定，支持东北工业部提出的，禁止自由到鞍山、本溪、抚顺三地采购器材，购买器材事宜需三地市府会同当地企业管理机关成立五金材料处，提出统一办理意见；颁布东北行政委员会拟订的《限期清查国营企业财产令》和《机关及公管企业积金管理办法》，以利工业资金的积累。陈云之所以能够领导东财委抓住上述工作重点及重大事宜，其重要原因是他赴实地，比较广泛和深入地了解了东北企业及社会经济情况。1949年第一个季度，陈云先后赴沈阳视察了兵工厂、重型机械厂、有色金属冶炼厂、铁路机车厂、车辆厂、化工厂、橡胶厂、纺织厂、造纸厂、啤酒厂等；先后分三次赴鞍山、抚顺、本溪、大连、瓦房店、普兰店、安东（今丹东）、四平、磐石等地，视察工厂、矿山、发电站、商场、科研单位，了解当地社会经济概况、工业发展前景和市场供应、交通运输、职工工资、人民生活情况。这些实地调查研究，使陈云获得充分感性认识，号准了东北重工业的脉，确定症结所在，并初步开出医治长年受战争重创、需要迅速恢复的东北重工业药方。

3、指导确定1949年东北经济计划草案。东北的1949年经济计划草案是陈云领导东财委拟订的。这个计划是东北经济恢复与建设的开端，十分重要。陈云自主持东财委工作后，就下力研究在东北国营和省营经济中建立计划经济的问题，并向各省做了广泛调查。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1949年4月，东财委将1949年经济计划草案提交东北局例会讨论，陈云向会议做了说明，着重讲了六个问题。一是明确1949年东北经济计划，经过努力，克服困难，能够实现。此计划有较大可靠性。财政计划收支相等，都是1000万吨粮食。东北要负担四野七个月的经费，故财政支出中军费占大部分；但国民经济投资占到42%，其中工业投资为26%，重点是恢复重工业，特别是鞍山、本溪的钢厂，抚顺、本溪、阜新的煤矿，小丰满的水坝，所有水电厂，有色金属和机械工业。二是争取物价上涨幅度控制在60%至70%，不超过100%。达到这一目标要设三道防线：使财政开支不靠印票子；准备足够的物资；收营业税和卖公债。三是加强计划经济机构。东北要成立总会计局，作为政府的总账房。工业部的产品由商业部购销，商业部的收入归总会计局，使现金集中在政府手中。将来经济管理机构很可能是计划委员会、总会计局和统计局。四是明确1950年的努力方向是为工业投资寻找来源，办法是以猛烈方式刺激农副产品的生产。比如：出口3万吨猪肉，等于增加20多万吨粮食；生产3亿个鸡蛋，等于增加10万吨粮食。对棉农不收公粮，粮棉比价定在1比15至17，以使棉农愿意扩大棉田。五是要求国民经济各部门抓住自己的要害问题。铁路的要害是日装车辆和车辆周转率；工业部门的要害是产量、质量、成本的定额；商业部门的要害是对农副产品与工业原料的收购，以及对产品的推销；银行的要害是对资金的集中。六是继续试验用九种物价计算物价指数的办法。因现处战时，生活费指数与物价指数不相符合，只能在不完全合理的办法中找寻比较合理的办法。

这是陈云在东财委工作期间的最后奉献。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后，陈云赴北平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及专程赶来的董必武、薄一波等人，共商东北解放区对东北野战军的后勤供应问题、铁路运输及东北币与人民币的比价问题。其间，陈云提出，货币发行方针应当首先保证解放战争的需要，其次才是稳定物价。周恩来同意陈云的意见。随后，陈云同罗荣桓等又一起赴西柏坡，向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汇报东北的情况和东北局的工作，并参加了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经过此行与中央领导集体的接触，周恩来正式通知陈云，毛泽东及中央书记处已商定，调他回中央主持财经工作。当时全国临近解放，党的工作中心从乡村转到城市，经济恢复和发展工作已置于全局重要位置，迫切需要一位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帅才，陈云是书记处认可的人选。在陈云领导谋划和确定1949年东北经济计划草案期间，周恩来曾几次电催陈云赴北平任职。陈云4月22日在东北局例会上对东北1949年经济计划草案做说明、5月3日和4日参与东北局例会对计划草案的讨论后，5月9日即赴北平，参与筹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工作。同日，东北行政委员第57次常委会议免去陈云东财委主任职务。

陈云担任东财委主任不足一年，无负党的重托，在短短的时间内，以其敏锐的财经眼光及智慧，在东北历史大变局中，抓住了当时社会经济中突出的矛盾与问题，使东北经济在社会变革的阵痛中，有条不紊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陈云对东北财经工作的领导实践，与东北及全国解放战争的进程紧密结合，重点突出，政策措施有力，积极配合了党面临的解放全东北和解放全中国的斗争形势，也为新中国财经工作积累了政策思想资源和实践经验。对陈云来说，担当东财委主任的近一年，是随后出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及紧接着出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预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将他推上国家财经工作指挥的第一线，成长成熟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财经工作领导人，为党和人民做出重大贡献。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此稿刊于中国经济史学会会刊《中国经济史评论》2022年第2辑（总第16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