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建桦：一位“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的敬业精神

　　1970年，韦建桦从北大毕业，起初被分配到甘肃武威农场，后来又调动到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他种过果树、烧过砖瓦，当过机关干事。无论做什么工作，他都努力利用一切机会阅读马恩著作。他千方百计地搜求经典文献的德文版和中译本，孜孜不倦地阅读原文、撰写笔记，特别是反复钻研德文版《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以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一系列名著。他摘录重要论述，梳理思想精粹，对照中央编译局的译文，仔细领悟原文的深刻意蕴和译文的精妙之处。从西北高原到西南深山，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中央编译局的经典译本每天都陪伴着他，成为引导他学习理论、掌握外语、化解疑难、获取新知的无声的老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精辟论述，使他受到深刻的启迪。在那些艰难岁月，经典著作始终是他心中的灯塔，而经典译本的诞生地——中央编译局，则是他心中景仰的地方。

▲《共产党宣言》（1872，德文版）

　　与此同时，他还采用各种办法提升自己的语言水平和翻译能力。他曾尝试翻译歌德、席勒、海涅等人的诗文，他也曾用德文试译《论语》《老子》以及鲁迅的《呐喊》，然后再与权威的德文译本对照。

　　1978年，中央编译局开始招收翻译和研究人员。经北大西语系教授严宝瑜先生推荐，编译局专门委托副局长顾锦屏同志千里迢迢来到攀枝花，对韦建桦进行考察。韦建桦向顾锦屏老师汇报了自己学习经典著作的体会，并借此机会向他请教有关经典作家生平、经典文献版本、经典理论要义以及经典著作翻译的问题。顾老师一一作了解答，然后仔细翻阅了韦建桦所做的笔记和卡片，感到喜出望外，他说：“没有想到，大山深处还有这样热爱马列经典的年轻人！”

　　临别时，顾锦屏老师交给韦建桦一篇德语文献。那是德国著名工人运动活动家弗里德里希•列斯纳撰写的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的长文。韦建桦回去后彻夜未眠，将文章译成了中文。翌日清晨，他将誊清后的译文交给顾老师。顾锦屏同志读后，觉得译文准确而又流畅，内心深处感到不虚此行。他希望这个勤勉而又热诚的年轻人能够尽快加入经典著作编译队伍。

　　在此之前，韦建桦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招生考试，准备师从冯至教授攻读德国语言文学专业。

　　1978年初秋，韦建桦几乎同时收到了社科院的录取通知书和中央编译局的商调函。最终，他选择了中央编译局。冯至先生热情支持他的决定，并在后来的工作中提供了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韦建桦心中经常回响着冯先生铿锵有力的话语：“经典著作编译事业十分重要，事关指导思想与前进方向，使命光荣、任重道远！”

　　1978年10月，韦建桦终于走进中央编译局。他说：“在这里，我找到了守志报国的阵地、安身立命的家园。”

　　韦建桦在一篇学习党的理论建设史的心得体会中写道，经典著作编译史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构成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史的重要篇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为传播的第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经典文本的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使用的欧洲语言转换为中国语言，或者直白地说，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第一步就要将经典文本的语言转换为中国话。这种转换必须具有科学性、准确性和权威性，必须精准反映经典作家的原意与风格，因为经典著作中每一个理论判断、每一个逻辑思路、每一个概念术语，都关系到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理解，关系到无产阶级政党如何确定自己的奋斗目标和斗争方略。

　　韦建桦认为，要使译文达到这样的标准，关键在于深入研究和准确领悟经典作家的思想理论，同时要科学地辨析和判明中西文化的异同。因此，这种转换的过程远远超出了语言层面，这就要求经典著作编译工作者不仅掌握丰富的语言知识，而且兼具精湛的学识、深厚的学养、严谨的学风。这样的境界对任何人来说都很难一下子达到，重要的是，这一切应当成为经典著作编译工作者锲而不舍的奋斗目标，只有朝着这个目标奋力攀登，毫不畏难、永不懈怠、绝不停歇，才能真正担当起编译经典著作的神圣使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韦建桦觉得，这一点既反映了编译工作具有的挑战性，也表现出这项事业蕴含的强大动力和独特魅力。

　　▲中央编译局图书馆是韦建桦喜欢的地方，他在这里查阅各类文献，从中汲取新知、获得启迪，用以解决编译难题，提升工作质量。

　　正是基于这些思考和认识，韦建桦从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天起，就把中央编译局视为进德修业的学校。几十年来，他一直铭记着恩师朱光潜先生的教诲：“利用分分秒秒时间”刻苦学习，争取做到“日异其能，岁增其智”。所以，无论工作多么繁重，他每天晚上都坚持在办公室读书，有时读到深夜，就索性与书为伴，直到翌日清晨上班。到了周末和假日，他更是一大早就带着干粮到单位看书学习，往往离开时已是万家灯火。

　　1981年，中央编译局安排韦建桦去德国进修。在吉森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学习期间，他主动放弃了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根据经典著作编译和研究工作的需要，自主选择课程，认真关注各有关学科领域，把学到的知识同深刻理解经典著作联系起来，同提高自己的编译水平和研究能力结合起来。在这个目标下，他广泛搜集资料、分类撰写笔记，访问著名学者、进行实地调查，逐步解决自己在国内工作中遇到的一系列难题。认真的学习、有序的积累，使他体会到“日日新，又日新”的快乐，同时也增强了做好编译工作的自信。一想到在德国学习的每一天都与今后的工作密切相关，他的内心就十分充实。1984年，在回国前夕，韦建桦来到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在摩泽尔河畔默诵青年马克思的诗歌和文章，内心充满献身于崇高事业的激情。

　　多年后，有人问韦建桦：“当年放弃读博，现在是否后悔？”他回答：“有点遗憾，但不后悔。那次选择为我后来实现人生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工作中的韦建桦

　　1984年，韦建桦回国后不久，被任命为中央编译局马恩著作编译室副主任。两年后，经中央批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70卷本）编译和校订工作全面启动。他立即投入这项工程，参加了第1卷的译校工作。在整个过程中，他时刻牢记马克思的话：“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4页）韦建桦认为，认真践行革命导师这种“诚实研究”的理念、准则与学风，是做好编译工作的重要前提。为了切实做到这一点，他主张在译文校订中借鉴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治学传统，注重从“义理”“考据”“辞章”这三个层面的紧密联系中，也就是从对理论要义、历史背景和语言表述的综合考量中，发现原译存在的问题，厘清错误产生的原因，依据确凿不移的证据，提出修订勘正的方案；对原译文的改动，务求做到每一处表述、每一句调整、每一字改动都持之有据、言之成理、信而有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卷

　　韦建桦在《全集》各卷的译校工作中严格践行上述主张：对于每一处译文的修订，无论是事关重大的“整体性改动”，还是那些看上去无关宏旨的“技术性调整”，他都详细地写明理由、清晰地列出证据，并向其他同志通报情况、征求意见。这种做法看起来耗时费力、过于“琐细”，但从长远来看是十分必要的。韦建桦说，经典著作编译工程是百年大计，责任重于泰山，我们受命校订《全集》中文第一版译文，就是向祖国人民承诺履行一项神圣使命。因此，我们必须对每一个汉字的修改、每一个语序的调整、每一个标点的变更负责，既要通观全局、把握精髓，又要细针密缕、剖毫析芒；应当像马克思那样，将经典原著视为“艺术的整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231页），在修订译文时不弃微末、不舍寸功，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对经典作家负责，对中国读者负责。

　　韦建桦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刻苦钻研经典作家创立的科学理论，同时必须认真学习经典作家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恩格斯曾谈到马克思在工作中严格自律的感人事迹，他说：“马克思认为自己的最好的东西对工人来说也还不够好，他认为给工人提供的东西比最好的稍差一点，那就是犯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第4卷第600页）这些话具有无比深刻的教育意义和警示作用，韦建桦决心学习革命导师的风范，在编译工作中认真践行“精益求精”的要求。

　　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展览馆，至今还陈列着韦建桦当年的译文校订稿。参观者看到他仔细书写的一条条、一页页、一篇篇考证文字，便能体悟恩格斯的著名论断：经典著作翻译是一项“真正老老实实的科学工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第316页）。

　　韦建桦的做法得到了同志们的肯定和支持。大家决心进一步自觉发扬优良传统、树立严谨学风，从而用实际行动有力地推动了艰巨复杂的编译工程。

　　在马克思恩格斯留下的著作、手稿、笔记和批注中，约有65%是用德文写成的，有30%是用英文起草的，另有5%是用法文、意大利文等其他欧洲语言文字撰写的。编译工作者需要根据权威的外文版本翻译和校订这些重要文献，同时还要对经典文献的历史背景和经典作家的实践活动进行研究和考证，以便为中国读者提供内容丰富、译文精当、编排合理、资料翔实的基础文本。由于经典著作涵盖的领域极为广泛，这就要求编译工作者具有十分开阔的视野、深入探究的热忱和高度负责的精神。一卷经典著作从开始编译到最终定稿，需要经过几十道复杂细致的程序；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倡导和身体力行的严谨缜密的学风，已经成为编译工作者的自觉行动。

　　2004年，中央启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韦建桦被任命为经典作家重点著作译文审核和修订课题组首席专家，主编十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五卷本《列宁专题文集》。韦建桦和课题组成员全力以赴投入工作，认真进行篇目遴选、文献汇辑、译文修订和资料编纂，攻克了无数难关。大家齐心协力，奋斗了六个春秋，两部《文集》终于在2009年正式出版，总计约920万字。中央领导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出版座谈会，指出这两部《文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的标志性成果，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教材。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十卷本）和《列宁专题文集》（五卷本）

　　座谈会结束后，韦建桦与编委会成员一起走出会场。就在大家兴奋交谈时，他突然感到双目疼痛。长期的超负荷工作，早已影响了他的健康，造成眼压升高、视力减退。然而多年来，作为编译局局长，他必须抓好全局工作；作为《文集》主编和首席专家，他必须尽心尽责；作为理论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他必须认真完成每一项任务。在巨大的工作压力下，他无暇关注身体发出的种种警告。

　　在同仁医院，他接受了手术治疗。术后不久，他就参与经典著作编译工作研讨和理论工程重点教材审议。他没有休息，他必须尽快回到工作岗位。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459页）这是马克思十七岁时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写下的誓言。

　　数十年来，韦建桦一直将这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郑重表示：“我选择了经典著作编译事业作为终身职业，就必须一辈子至真至诚地坚守敬业精神；无论在什么艰难情况和沉重压力下都要从容淡定、勇毅前行，像马克思那样，做到‘目标始终如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588页）。”

　　他一如既往地认真完成经典著作编译和研究任务，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继续参与推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编译工程。他与年轻同志同心协力、共担重任，通过专题研讨和相互切磋，帮助他们解决编辑、翻译和审校工作中的疑难问题。他承担有关卷次译文的审核修订任务，参与研究解决文献编辑工作中的复杂难题，完成有关卷次前言的修改和定稿工作。在最近十多年内，同志们经过共同努力，完成了《全集》中文第二版中14卷新书的编译出版任务，这是经典著作编译工程的重要成果。

　　二是积极投入《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增订版编译工程。他参与研究全书编纂原则、总体方案以及涉及译文修订的一系列规定；根据权威的外文版本，对《列宁全集》中引证的一千多条马恩重要论述的中译文进行了仔细校订。2017年，新版《列宁全集》正式出版，这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各种列宁著作版本中收载文献最丰富的版本。

　　三是主持编译《马恩选集》第三版和《列宁选集》第三版修订版。他和编委会全体同志整整用了三年时间潜心从事篇目遴选、文献编纂、译文审核和资料修订工作。经过努力，两部新版《选集》在时代特色、实践品格、译文质量、编辑体例等各个方面呈现出崭新的面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准。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著作单行本、专题选编本

　　四是主持编纂《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他提出了编辑出版《文库》的建议，并拟定了实施方案，得到了领导的批准。这项工程在2014年启动后，他率先以新颖的思路编辑了《共产党宣言》新版单行本，接着陆续编辑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列宁论中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文学艺术》等一系列重要文献的单行本和专题选编本。他和编委会同志一起确定编辑方案，审核相关译文，撰写编者引言，力求使《文库》适应广大读者多角度、多层次的需求。迄今为止，《文库》已有7批31种著作相继问世。

　　五是主持编纂《马克思画传》《恩格斯画传》和《列宁画传》。这三部传记力求完整而又鲜明地再现革命导师的人生轨迹，准确而又凝练地介绍他们的理论贡献，真实而又生动地展示他们的精神风范。韦建桦说：“我们希望通过理论研究和理论普及的有机结合，构筑一座座桥梁，让更多的读者走向马克思主义经典。”从2018年到2020年，三部画传在纪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诞辰的日子里相继出版，在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年同志中间引起热烈反响，发挥了有力的引导和教育作用。

　　六是撰写系列文章，推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宣传普及。为了向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同志介绍经典作家的生平事业和精神风范，阐释经典文献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综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光辉历程,韦建桦发表了《体悟马克思的人生境界》《解读恩格斯的人生选择》《列宁：领袖风采·学者襟怀·战士本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马克思恩格斯怎样看待中国——答青年朋友问》《用生命擎起思想的火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百年回顾》等文章，努力帮助读者走近革命导师的壮丽人生，深刻认识他们的卓越贡献，进一步感受真理的力量、树立崇高的信念。

　　▲2018年5月3日，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重点图书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召开，韦建桦代表专家学者发言。

　　有人问韦建桦：“2010年您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一直在编译群体里坚持工作。迄今为止，您已经为这个事业工作了数十年之久，为什么在退休之后还要负重前行？”

　　韦建桦回答说：“我觉得‘负重前行’这四个字显得过于沉重了。在我的人生历程中，让我深感欣慰和自豪的事情，就是我有幸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群体的一员。对我来说，退休之后能够继续从事毕生热爱的工作，这不是负担，而是幸福；工作中当然会有困难、有压力，但从根本上说，这种付出给我带来的是心灵的充实和温暖，是精神的振奋和愉悦。”

　　确实，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和研究这个阵地上，韦建桦历经数十年磨炼，早已树立起牢固的信念：只有毫不动摇地担当历史使命，一以贯之地保持理论工作者的敬业精神，才能始终沿着正确的航向破浪前进，使有限的生命具有丰富内涵，焕发蓬勃生机，达到高尚境界。

　　在韦建桦看来，一个老同志倘若在退休之后还能继续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尽绵薄之力，这就使他获得了与年轻同志交流合作并向他们学习的宝贵机会。韦建桦感到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幸运的人，他决心把握良机、珍惜时光，更加勤勉地完成每一项任务，更加主动地与年轻同志加强沟通。青年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业的希望和未来。韦建桦衷心期望年轻同志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树立远大理想，坚定不移地沿着党指引的正确方向奋勇前进。为此，他在经典著作研究阐释和宣传普及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使他十分欣喜的是，近年来在实际工作中，他真切地感受到年轻同志的坚定信念和担当意识，同时特别赞佩他们的创新魄力和开拓精神。他从这些年轻人身上看到了优良传统薪火相传，严谨学风发扬光大。这一切，使他对经典著作编译工作的前景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业的发展进一步充满信心。

　　韦建桦决心从新的起点出发，与年轻同志勠力同心、并肩奋进，用新的作为创造新的业绩，以新的风貌开创新的局面，努力争取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的发展续写华章、再创辉煌。

（理论中国网通讯员杜金玲整理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