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办公厅研究室：推动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

产业是经济之本、发展之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作出重要部署。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需要研究把握产业体系整体跃升面临的新趋势、遇到的新问题和具体思路举措。

一、现代化产业体系演进呈现的趋势性特点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我国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产业技术创新从单点突破走向系统升级，产业发展模式从规模扩张走向质量跃升，产业综合实力从“大而不强”走向“既大且强”，产业体系正经历着一场重大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处于强筋壮骨、整体跃升的重要关口。

高端化成为产业强国的必由之路。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资源环境约束趋紧，要素成本不断上升，居民消费需求升级，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这些因素倒逼各行各业转变经营策略，即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粗放增长转向价值创造、从产量比拼转向品质竞争，进而推动整个产业体系向高端化迈进、从“微笑曲线”的底端向两端攀升。在研发端，从应用技术攻关向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延伸；在生产端，从简单加工组装向精密制造、智能生产跃升；在服务端，从售后维修向供应链管理、数字服务等高价值环节拓展。这一进程，有效提升了企业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也大大增强了产业整体竞争力和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近年来，我国高端制造领域重大成果密集涌现，高端芯片等“卡脖子”技术取得新突破，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领跑全球，在研创新药数量约占全球的1/3，首艘国产电磁弹射型航母福建舰正式入列，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首次进入前十，正从全球制造中心大步迈向全球创新中心。

智能化成为产业升级的主攻方向。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深刻重塑产业发展范式，成为推动产业升级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引擎。工业互联网将生产设备、工艺流程、管理系统全面联网，实现了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实时映射和交互控制。机器学习算法能够从海量数据中寻找规律、预测趋势、优化参数，大幅提升生产效率、制造精度和资源配置效率。生成式人工智能取得突破性进展，正在改变知识生产、产品设计、内容创作的模式，显著降低创新门槛。智能化更深层的影响是改变了产业运行的基本逻辑，即赋予产业以自学习、自推理、自决策、自优化的能力，使其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智驱动、从事后响应转向事前感知、从批量生产转向个性化定制，加速实现从“自动”向“智动”的大跨越。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专利数量约占全球60%，国产大模型迅速崛起并深度赋能千行百业，具身智能、无人机等前沿领域呈现爆发式增长，人工智能整体实力居全球第一梯队。

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主题的2026中关村论坛年会近期在北京开幕。论坛年会期间，中关村展示中心常设展现场集中展示350多家单位在“人工智能+”、具身智能、高端医疗器械等前沿科技领域的560余项技术、产品，体现北京市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最新成果。图为2026年3月25日在中关村展示中心常设展上拍摄的视频生成大模型Seedance 2.0演示。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绿色化成为产业转型的鲜明底色。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引领下，绿色低碳已从产业发展的外部约束变为内在要求，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区别于传统产业体系的显著标志之一。这不是简单在现有产业体系上叠加环保要求，而是对生产函数、技术路线、消费模式等的全面重塑，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可持续、环境可承载相统一。在能源层面，从化石能源为主逐步转向化石能源与清洁能源并重，再到清洁能源为主、化石能源为辅，最终由清洁能源取代化石能源。在工艺层面，从高耗能、高排放向低耗能、低排放乃至零排放转型，绿色技术正在改写传统工艺的极限。在材料层面，从高碳、难降解的传统材料转向低碳、生物基、高性能轻量化材料。在循环层面，从“资源—产品—废弃物”的线性模式转向“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模式。近年来，我国在氢能、储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绿色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建成全球最大清洁能源体系、全球最大碳市场，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历史性超过煤电，经济社会绿色化转型进程加快。

融合化成为产业创新的重要途径。当前，在新技术引领推动下，产业边界日益模糊、交叉融合不断深化，新的产业形态大量涌现。这不是简单的“物理拼接”，而是不同技术、不同产业、不同要素之间的“化学反应”，能够产生“1+1＞2”的集成效应。从技术层面看，生物、信息、材料、能源等前沿技术交叉渗透，催生了合成生物学、脑机接口、量子计算、柔性电子等全新技术方向。从产业层面看，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支撑作用日益增强，为其提供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集成、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服务；服务业也吸收工业化的效率基因和智能化的技术红利，产生数字金融、智慧物流、远程教育等新业态。从要素层面看，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相互交织，形成多链融合、协同演进的资源配置方式。融合化的本质在于打破了传统的产业分立逻辑，使价值创造从单一环节向全产业链拓展延伸。近年来，我国“制造+服务”等新业态快速崛起，农文商旅融合发展生机勃勃，“三新”（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经济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已超18%，产业融合正在为产业创新开辟广阔空间。

集群化成为产业组织的高级生态。现代产业体系的空间组织形态正在深刻变化，从传统的企业集中和地理邻近，进化为创新要素、生产网络、服务机构、制度环境等高度协同的产业生态系统。集群化的优势在于，从简单依托上下游配套带来的成本优势和规模效应，转变为更多依靠知识溢出、技术合作、人才流动、风险资本、共性技术平台、专业服务等“软环境”来创造价值。集群内部的企业之间不再是单纯竞争或交易关系，而是演变为复杂竞合关系和共生关系，这大大降低创新成本、分散创新风险、加速知识扩散。随着交通通信技术快速发展，现代产业集群呈现出“全球本地化”特征，生产环节实现全球分散和网络化协作，创新资源和高端服务强化区域集中。近年来，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稳居全球创新集群排行榜前十，广大中西部地区也纷纷打造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在全国形成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遍地开花的“雁阵格局”。

二、我国产业体系转型发展面临的老问题和新挑战

“十四五”时期，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但在全球产业格局深度调整、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背景下，产业转型发展中老问题尚存、新挑战也不少。

产业基础存在短板，部分产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我国制造业规模连续16年保持世界第一，2025年有130家中国企业进入《财富》世界500强，但一些产业“大而不强”的特征仍较明显，一些产品技术含量和品牌溢价不高，相当部分的利润以专利费、关键零部件采购费、品牌授权费等形式流向发达国家。价值创造能力不足的背后是产业基础存在短板，底层技术和基础研究薄弱，“从0到1”的原创性成果仍然较少；以基础零部件与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软件、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为代表的“工业五基”高精尖产品供给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等等。深层根源在于，长期“追赶型”创新模式形成了科研资源配置偏向周期短、见效快的应用开发的路径依赖，基础研究经费占比虽连年增加，但与发达经济体仍有明显差距，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牢、研发投入强度偏低，科技成果转化渠道不够畅通，相关的科研评价体系、人才培养模式、融资支持方式、风险分担机制、技术转移体系等有待完善。

产业结构不够均衡，产业协同发展水平有待提升。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同时也存在三次产业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制造业比重下降较快，从2011年的40%降至2025年的25%左右，这符合工业化和产业升级的一般规律，但也要防止占比下降过快带来的“产业空心化”风险。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尤其是与制造业紧密联系的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金融保险、法律服务、知识产权、品牌营销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充分、高端供给明显不足。农业基础依然薄弱，劳动生产率低，部分重要农产品对外依存度较高，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深层根源在于，受长期以来“重速度轻结构、重规模轻质量”的思维惯性影响，一些传统制造企业在要素成本上升制约下被迫外迁，新兴高端制造业的培育尚未形成足够规模，服务业一些领域开放度和竞争性不足制约了服务供给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农业农村发展短板突出影响农业生产力跃升。

产业环境有待优化，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内卷式”竞争整治还需加力。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但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和“内卷式”竞争使这一优势未能充分发挥。比如，一些地方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市场准入限制等隐性手段保护本地企业、排斥外来产品和服务，或通过返还奖补等方式阻碍本地企业自主迁移；区域间产业布局存在一定同质化，一些地方不顾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盲目上马新能源汽车、光伏、集成电路等“热门”产业，导致重复建设和产能利用率不足；一些经营主体出于抢市场、降成本等考虑实施“拼价格”策略，致使行业平均利润下降，加剧产业低端锁定和国际经贸摩擦风险；等等。深层根源在于，一些地方和经营主体对新旧动能关系存在“喜新厌旧”的片面性模糊认识，在落实国家产业政策时存在一定本位主义，考核体系较多关注短期可量化指标，亟待完善坚持创新驱动的体制机制。

产业治理存在滞后，制度供给与产业升级需求适配不足。近年来，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迅猛，但与之相适应的治理体系亟待健全。比如，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引发的伦理问题和就业风险凸显，实施包容审慎监管还缺乏更多可操作性的规则指引；要素市场制度建设相对滞后，数据、技术等新型要素的产权界定和交易规则还不健全，客观上制约了新质生产力发展潜能；一些经营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和公平竞争权利保障尚不充分，涉企执法不规范现象时有发生；一些跨部门协同机制还不够顺畅，存在不同程度“信息孤岛”、“政策孤岛”现象，导致“合成谬误”、“分解谬误”易发；等等。深层根源在于，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容易改的已经基本完成，剩下的多是触及深层利益格局和体制架构的“硬骨头”，一些地方和部门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认知和监管能力相对滞后于实践发展，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尚在推进中。

产业安全风险上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重构带来短期压力。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改革开放，我国已深度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但近年来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给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带来风险隐患。比如，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遭遇严重冲击，其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停摆”数年；一些国家对我国高技术领域实施“长臂管辖”、出口管制、投资审查、技术封锁、规则壁垒、人才交流限制等全方位打压，想方设法将我国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一些发达经济体推进“再工业化”、“制造业回流”，实施所谓“近岸外包”、“友岸外包”，一些新兴经济体凭借成本优势大力吸引产业转移，对我国制造业形成“双重挤压”；地缘冲突多发易发，全球贸易“咽喉”要道受阻，对全球能源市场、金融市场、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巨大冲击；等等。深层根源在于，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美国等西方国家战略焦虑加深、政策内顾加剧，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和回头浪，国际秩序礼崩乐坏，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

三、推动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需要把握的思路举措和着力重点

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必须立足中国国情、顺应时代大势、坚持系统观念，科学把握和正确处理一系列事关全局的重要关系，在平衡中谋突破、在协同中求跃升。

坚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的通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加强重大科技攻关，增强产业创新发展的技术支撑能力”。要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统筹推进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提升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优化国家实验室体系、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等的定位和布局。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快突破一批重大基础技术、工艺和产品，推进先进材料、跨尺度制造等创新应用。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培育高水平技术转移机构、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深化自主技术成果多场景应用、大规模推广。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链主”企业，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2025年，国家药监局全年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4087件，其中创新药76个，创历史新高。近期，首款丁肝治疗药物——立贝韦塔单抗注射液在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开出全球首张处方。这款由清华大学生物医学交叉研究院李文辉教授团队主导研发的原创药物，是全球病毒性肝炎领域首个单抗药物。该药物实现了从病毒靶点机制发现到新药创制的全链条自主研发，成为我国生物医药源头创新的标志性成果。 清华大学供图

坚持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统筹并举，保持产业发展的接续性和稳定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传统产业，需要筑牢实体经济根基，以数智技术、绿色技术等推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不能简单贴上“低端”标签一关了之，同时采取切实措施稳定制造业比重，更好发挥其吸纳就业、稳定供应链的作用。对新兴产业，需要巩固壮大已形成一定优势的产业，加快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等产业集群化发展，着力打造一批成长潜力大、技术含量高、渗透领域广的支柱产业。对未来产业，要前瞻研判发展趋势和技术路线，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6G等前沿领域持续投入。整体上，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远近结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形成协同共进的梯次发展格局。

坚持供给优化与需求牵引双向发力，畅通国内产业循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更好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国内大循环动力和可靠性”。产业发展过程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紧密相连，推动产业升级需要坚持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在供给侧，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引导资源向高效率、高质量领域流动；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适度超前建设信息通信网络、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国家水网、平急两用基础设施等；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加强服务标准和质量品牌建设，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其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在需求侧，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培育壮大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等新型消费增长点，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优化、技术突破、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

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打造产业体系整体跃升的良好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实践证明，发挥政府作用是我国产业发展的一大优势，政府作用体现在战略引导、公共服务、市场监管、政策支持、安全保障等方面；但政府也不是“大包大揽”，而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注重为市场“松绑”、为企业“减负”，提供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要编制实施好“十五五”相关产业专项规划，聚焦重点产业，明确发展目标、主攻方向、技术路线、产业布局、实施路径、序时进度等。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内卷式”竞争，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创新产业政策和制度供给，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耐心资本培育、知识产权保护、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等，加快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和政策举措，激发产业创新的活力与动力。

坚持高水平开放与高水平安全兼顾并重，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统筹开放与安全，在斗争中维护安全、增进权益，谋求合作、争取共赢”。一方面，要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以推进制度型开放提升产业竞争力。既高质量“引进来”，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以良好生态吸引全球创新资源要素；又高水平“走出去”，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支持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参与制定国际标准、设置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等。另一方面，要筑牢开放条件下的安全底线。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一体推进“建链”、“强链”、“补链”、“延链”，增强国际大循环下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能力；强化科技、金融、粮食、能源资源等领域安全保障，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坚决维护我国海外利益。

执笔：王检贵 曲江

来源：《求是》2026/09